| |
種糧不如打工 “米袋子”輸給“錢袋子” |
| |
怪圈：產糧越多 經濟越落后 |
在家辛苦務農不如外出打工掙錢多，糧食產量大卻感嘆補貼少，這是記者在吉林、江蘇、河南等糧食大省調研時，當地農民反映出的諸多種糧困惑。同時，盡管我國已經取得糧食生產“九連增”，但糧食主產區的財政資金緊張狀況未得到改善，糧食生產越多，經濟越落后，讓糧食主產區陷入“糧食大省、經濟弱省、財政窮省”的怪圈。而長期下去，勢必會影響糧食主產區政府抓糧積極性，甚至放松糧食生產，影響國家糧食安全。
種糧一年不如打工一月
在家辛苦勞作一年喜獲豐收，但最終賣糧收入與外出打工收入相比顯得少得可憐，這嚴重挫傷了農民種糧積極性。
45歲的溫付軍是山東省禹城市房寺鎮的農民，多年來一直和幾位子侄在北京市大興區做建筑工，由于麥收將近，溫付軍正準備著回家忙麥收。“說實在話，每年到這個時候都很矛盾，回去吧，就是那幾畝地，賺不幾個錢；不回去吧，家里人忙不過來，我在這里打工，每月至少有三四千元的收入，咋算都比種地強。”
由于種糧成本大幅上升，種糧收益并不高。“今后農資價格上行壓力加大、生產用工成本上升、全社會工資水平上漲的趨勢難以改變，而糧食價格的提高又受到諸多因素的制約，種糧比較效益偏低的問題將日益突出，‘種地一年不如打工一月’，嚴重制約了農民種糧積極性。”湖南省糧食局副局長石少龍向《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
據介紹，湖南省糧食局2012年調查表明，農戶種植一畝雙季稻，畝平凈產值980元左右，種一畝雙季稻平均要12個左右工日，日種糧工資收入只有80元左右，而在農村一天零工可得收入120元左右，在城市從事建筑、裝修等技術性工作，一天可得收入150-200元。2005年-2012年每畝雙季稻種植效益比種植棉花、烤煙和西瓜的效益分別低25%、26%和17%，種植黃瓜、辣椒和蓮藕的效益分別是種植雙季稻收入的3.1倍、2.5倍和3.9倍。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韓俊表示，從三年平均(2009-2011)收益來看，三種主糧的平均收益只有223.4元/畝。受成本上漲因素的影響，糧食種植實際收益增長緩慢，有些甚至出現負增長。2004-2011年如果剔除消費價格上漲的影響，三種主糧畝均種植收益在7年里一共僅提高了0.8元，其中玉米提高了91.4元，稻谷提高了8.6元，小麥則下降了97.8元。
中糧集團總裁于旭波認為，糧價一頭連著農民，一頭連著市民，漲價對于農民增收有利，但是對于城市低收入群體不利，反之亦然，糧價問題對社會穩定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如果一方面漲價以刺激農民種糧積極性，一方面又千方百計不讓價格上漲以穩定成品價格，對從事食品生產和流通的企業則會帶來較大的不利影響，長此以往，可能會最終損害農業生產和消費者的利益，反而影響糧食安全。
種糧大戶補貼少風險高
盡管國家和地方政府加大扶持政策和措施，但種糧大戶感嘆獲得惠農補貼較少，呼喚“普惠”加“特惠”的扶持政策。
“我們合作社有1000公頃農田，很多是從農民手里流轉過來的，我們不奢望能把分散到各個農戶手里的補貼拿過來，只希望國家能夠給我們吃點‘小灶’，扶持一下我們這些種糧大戶和種糧合作社。”吉林省榆樹市榆隆種植合作社負責人李在偉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貸款沒保障、買農機沒指標，一臺玉米收割機原先沒有補貼的時候13萬元，有補貼變成了20多萬元，國家補貼的作用就是托市。”
種糧農民期望政府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江蘇省高郵市八橋鎮金港村種糧大戶潘鉆友說：“不管怎么說，咱們還是靠天吃飯的農業，我們家承包150畝農田，如果有一年受災，就很難能翻過身來，所以還要希望國家能夠幫我們種糧大戶打井、修建排澇溝、修建田間渠系等工作，把我們這里的農田變成旱澇保收田，糧食產量還能大幅增加。”
盡管國家和地方政府已經采取了很多針對種糧大戶的扶持政策和措施，但政府扶持力度仍比較薄弱，種糧大戶能享受到的國家惠農補貼較少。因此，種糧大戶盼望著國家能夠給種糧大戶一些幫助。“糧食直補在某種程度上變成了收入補貼，與糧食產量已經不掛鉤，只要有地就補，很多人稱之為務工收入補貼。”國家發改委產業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研究員藍海濤表示。
當前的“直補”屬于“普惠”政策。江蘇省糧食局副局長于國民認為，很多時候資金到了土地承包者的手中，而不是在種糧農民手中。應該推行補貼與糧食貢獻、商品糧掛鉤，多賣糧多補貼，誰種糧誰得到補貼。“當然還需要對規模生產有鼓勵政策，按照面積規模實行浮動的補貼，鼓勵糧食集約化生產。同時，對于支撐糧食生產的補貼要加大力度，比如農機具、生產資料、種子研發等。”
“米袋子”不如“錢袋子”
“產糧越多財政負擔越重”“貢獻越大義務越多”的困境讓地方政府用在“錢袋子”上的精力超過了“米袋子”。
我國糧食生產越來越向糧食主產區集中，糧食主產區對國家糧食總量的貢獻率越來越高。近十年來，全國糧食增量91%來自13個糧食主產省，這13個糧食主產省能調出糧食的只有黑龍江、吉林、內蒙古、河南、江西和安徽6個省。除了遼寧、江蘇等3個沿海省外，其余10個主產省人均收入只有全國平均水平的88%，人均財政收入只有全國平均水平的77%，農民收入低于全國平均水平。13個糧食主產省人均財政支出6136元，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80%。
“隨著糧食產量的增加，主產區的負擔越來越重，在為國家糧食安全作貢獻的同時本地區的現實利益受損。”吉林省人大副主任王守臣曾為主管農業的副省長，他認為在糧食價格較低和稅收貢獻極為有限的情況下，對地方政府而言，大量資金投入卻難以帶動GDP增加和稅收增加，抓糧的積極性受到制約，政府考核需要改變。
江蘇省副省長徐鳴說：“在糧食主產省份之中，江蘇應該算是一個特例，但是江蘇省的產糧大縣與經濟發達的縣市的差距在不斷擴大中。”從13個糧食主產省的部分數據看，我國地區人均財政收入、人均GDP、地方城鎮化水平、地方人均純收入等指標都與人均糧食生產量呈明顯的負相關關系，也即越是產糧大省，財政收入越少、經濟越落后、城鎮化水平越低下、農民人均純收入越低。
整個糧食工作的基礎和重點在地方基層。國家糧食局法規司副司長陳玉中認為，1995年就實行“省長負責制”，一直不斷強調“省長負責制”對保障糧食安全有重要作用，但沒有硬性指標，沒有考核機制，沒有落實責任。抓糧效益不高，甚至是一個賠本的買賣，所以地方積極性不高。應該合理劃分中央政府與省級政府的職責與事權，發揮地方“重農、抓糧”的積極性。
我國糧食主產區政府不僅在糧食生產上每年要花費大量的人力，而且還要拿出相當一部分財力支持糧食生產；生產糧食不僅沒有獲得相應的財政收入，而且糧食生產越多，政府補貼越多，財政困難越多。“產糧越多財政負擔越重”“貢獻越大義務越多”的狀況沒有改變，有的地方政府由于涉農配套資金或債臺高筑，或造成“半拉子”工程。
國家提出“米袋子”省長負責制，但糧食生產這種“出力不討好”的工作讓很多地方很無奈，不得不致力于“招商引資”，用在“錢袋子”上的精力超過了“米袋子”，省長負責制變成了“總理一人負責”。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韓俊認為，有必要在現有基礎上，建立一種多方位的、新型的、高標準的糧食生產區域利益補償機制。
“要飯財政”難為繼
在部分地區，產糧大縣人均財政支出比全省水平低了一半，農業大縣、工業小縣、財政窮縣的局面亟待改變。
剛剛上任的吉林省農委主任李國強曾經是我國產糧狀元市榆樹市的市委書記，他認為糧食大縣花費了大量的精力生產糧食，犧牲了大量的發展機會成本，維護了國家的糧食安全，只能獲得微薄的利益補償，根本不能改變糧食主產區經濟落后、財政狀況困難、公共服務低下、城市化水平不高的狀況，這對產糧大縣是非常不公平的。
“榆樹市的黑土地抓一把冒油，插一根筷子發芽，把我們這里的土拉到別的地方就是肥料，這么好的黑土地浪費、蠶食都是造孽，但是沒有辦法，盡管是大糧倉還要自己找吃的、找花的，國家應該加大扶持力度，使我們產糧大市的人均財政支出達到全國或本省的平均數。”李國強說。榆樹市是全國第一產糧大市，而人均財力只有3000元，僅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1/3，農業大縣、工業小縣、財政窮縣的面貌仍然沒有改變，地方政府抓糧積極性不高。
河南省人均財政支出只有4516元，89個產糧大縣人均財政支出2183元，比全省水平低了一半。河南前15個產糧大縣財政支出1581元，比89個縣還低，這說明產糧多貢獻大，財政越糟糕。河南信陽市委書記郭瑞民說：“糧食調出區實際上調出了土地資源、淡水資源、勞動力資源，并承擔了發展工業經濟的機會成本，國家應該按照全國縣級財政人均財力水平確定產糧大縣獎勵標準，逐步使產糧大縣人均財力達到全國縣級平均水平。”
某省一地方糧食局負責人表示，農民致富變成了“非農化”，高效農業變成了“非糧化”，在水產養殖面積、新建公路里程、招商引資新建廠房、新建樓盤大幅增長的情況下，有人瞎編一些三農數據。歸根結底還是產糧大縣“要飯財政”造成的。
| |
“工業招商侃半天，談到農業一支煙” |
| |
農業干部穩糧“心難安” |
| 記者 郭遠明
陳晨 李松 張興軍 張志龍/南昌 西安 重慶 鄭州 濟南報道 |
記者近期在魯豫贛鄂陜渝等省市的農業主產區調研了解到，受困于農業“非稅”“非政績”的產業特征，這些地區抓農業生產的積極性普遍不高，陷入“背著包袱抓農業，抓完農業包袱重”的尷尬，農業干部穩糧“心難安”。
農業縣糧多財少
萬載縣是江西省糧食主產區，盡管近年來有機農業發展得有聲有色，但當地依然無法擺脫“工業小縣、財政窮縣”的農業大縣“標準像”。據萬載縣財政局統計，2012年當地可用財力為8億元，人均財政收入位列宜春市10縣市區倒數第一。“全縣財政供養人員1.5萬，每人工資支出約為3.5萬元，加上機關單位的運行開支，8億基本屬于保吃飯的‘剛性支出’，是典型的‘溫飽財政’。”萬載縣財政局會計核算中心主任曾東升向《經濟參考報》記者坦言。
“糧食連年豐，GDP和財政收入卻不見增長。數據顯不出，領導看不到”，這是記者在多省糧食主產區聽到農業干部的普遍“心結”。陜西省部分糧食主產縣的基層干部無奈地表示，“依靠上級撥款的單一資金渠道，遠遠不能滿足糧食主產區建設的需要。維持‘吃飯’尚且需要‘化緣’，哪里有錢搞建設？”
在財力捉襟見肘的同時，由于對經濟的拉動效益和對GDP增長的貢獻率低，在部分傳統農區，農業部門淪為事實上的“二線部門”。在各地“招商引資打頭、資金項目掛帥”的發展思路下，領導對農業不夠重視、施政重點不在農業的現象普遍存在，農業大縣急于甩掉“農帽”的沖動難以遏制。
“雖是糧食主產省，可現在許多干部是談工業大半天、談招商大半天、談拆遷大半天，談農業只需一支煙的工夫，主要領導的心思根本不在農業。”中部省份農業部門一位負責同志痛心地說。記者翻閱了山東省膠州市、陜西省華縣等多個糧食主產地2013年度的政府工作報告，“上項目”“抓招商”“推進城鎮化建設”等字眼頻頻出現，而涉及農業部分的比重都不大，個別地方對農業工作甚至“一筆帶過”。
江西省一位地方農業局局長表示，“各級地方政府沉迷于工業化和城鎮化，這兩項可以產生巨量GDP和稅收，但普遍輕視農業現代化，因為既不產生稅收也不出政績。現在有種說法，‘一個農業縣如果10年后還是農業縣，說明領導能力不行，是經濟落后和財政窮困的代名詞’。”
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教授賀東航表示，當前農業發展存在典型的“中央惠農、地方不顧農”現象，各地普遍推行注重經濟總量的考核標準，農業大縣無翻身之日，極大地挫傷了干部的積極性，越來越多的三農干部“人心思走”，努力流向工業大縣。
記者了解到，農業的“隱性產業”特征造成一些地方農業干部“被邊緣化”趨勢愈發明顯。“農業干部吃不開，提拔都是組織干部、人事干部，你看看哪個組織部長、發改委主任沒有被提拔，而又有幾個農業局長被提拔了？干部一旦被調整到農業部門，基本上意味著退出了領導的視野”。在陜贛鄂等地采訪時，多位農口干部都對記者表達了這樣的心聲。
“背著包袱抓農業，抓了農業包袱重”
由于農業較少創造稅收，這些地方普遍產業結構單一、財力緊張、發展速度緩慢，陷入了“越抓農業越窮、越窮越無力抓農業”的尷尬之中，農業扶貧開發中的“馬太效應”愈發明顯。“種糧大縣大多是財政窮縣，這些地方是‘背著包袱抓農業，抓了農業又背包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韓俊稱。
“‘小農水項目’‘清潔工程’‘新農村建設’‘病險水庫治理’，這20多個項目基本都要市縣兩級財政配套，資金壓力很大。”江西一位設區市財政局有關負責人對《經濟參考報》記者稱，以能繁母豬補貼為例，要求各縣市配套1000多萬，配套比例為20%，“我們的生豬大量外輸平抑肉價，為國家作貢獻，但本地因為養豬污染了環境，又沒有形成價格洼地，也沒有稅收，還要自己補貼，這公平嗎？”
“現在是哪里有能力配套，項目就往哪里去。凡是不搞農業的地方都能拿到項目，窮地方反而因為配套不起而拿不到惠農資金，有些項目明明知道很好，但沒錢也只能擱置下來。”重慶市農委一位干部說，農業政策性保險投入、基礎設施建設等最終都附著在糧食上，并以較低價格從主產區流入主銷區。“像一臺抽水機，把我們的成果抽走，這是逼著農業大縣去搞工業。”
素有“魯南糧倉”之稱的山東省郯城縣農業局副局長楊壽春表示，基層農技人員普遍存在人員不足、年齡老化、技術斷層等問題，但由于財政吃緊，他們的工資和生活待遇長期得不到保障，“鄉鎮一級的農技員都去干‘副業’了，誰還指導農民種地啊！如果能有那些財政強縣經濟實力的一半，俺們的農業發展就能再上一個臺階。”
記者調研發現，盡管中央每年給農業主產區一定的獎勵資金，但由于這些地方財力普遍吃緊，獎補資金大多被放進財政的“籠子”，用于彌補工資獎金等“吃飯”缺口，進不了農業發展“大盤子”。一些地方農業部門負責人就抱怨：“生豬大縣有四五百萬的獎勵資金，糧食生產大縣有2000多萬元的獎勵資金，但這些資金都被發了工資，極少用于農業基礎設施改善的再投入。”
| |
專家：探索差異化考核“向糧要政績” |
| 記者 郭遠明
陳晨 李松 張興軍 張志龍/南昌 西安 重慶 鄭州 濟南報道 |
針對農業“非稅”“隱政績”產業特征造成部分主產區重點工作偏離農業的情況，部分專家學者、基層干部表示，應當改變當前“唯GDP論英雄”的考核體系，探索產區的差異化考核，設計“有稅農業”轉移支付制度，改變“中央反哺農業、地方反哺工業和城鎮”現狀。
首先，對主產區的考核標準應當向提高糧食生產能力、農業綜合發展能力傾斜，“向糧要政績、問農要指標”。江西省社科院農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尹小健表示，“GDP本位”的考核體系“一把尺子量到底”，忽略了各地自然條件、經濟基礎、資源稟賦差別，應當在主產區單獨建立考核體系。除了設立專項扶持基金外，應以對國家糧食安全貢獻度為標準建立考核制度，不再將農業大縣和工業大縣進行簡單排名，改變“農業弱勢化、干部邊緣化”現狀，使其安心抓糧。
第二，在健全基層基本財力保障機制的同時，探索建立獎補資金與農業產能相掛鉤的轉移支付制度，使農業變為“有稅產業”。江西省宜春市農業局局長鄒獻明建議，應當核定農業大縣第一產業的GDP值，按照二三產業GDP的稅率，計算一產的稅收額度，國家以此為基準，將這一部分“虛擬稅收”作為一般性財政轉移支付給農業大縣。“地方只有做強做大農業產業產值，才能獲得轉移支付”。“例如，2012年宜春市農業產值約300億元，比照二三產業7%左右的稅率，可獲得中央21億元的財政轉移支付額度。”
第三，完善相關產業配套政策，促進加工、倉儲、物流相結合的農業現代產業發展，延長農業產業鏈。中國農業科學院黨組書記陳萌山說，2012年我國農牧漁業總產值為5.2萬億元，農產品加工產值是15萬億元，農產品流通產值超過10萬億元，后兩項之和是前者的兩倍以上，發展前景廣闊。
山東省委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劉同理認為，僅靠中央轉移支付主產區財政狀況很難改善，幫助其發展產業才是根本。“支持主產區產業發展，一方面讓種糧大縣種糧不吃虧，一方面發展重點產業，‘兩個輪子一起轉，就像壽光、諸城這些的農業產業大縣，照樣能成為財政大縣’。”
第四，“有多少錢辦多少事”，逐步減免主產區的項目配套，促使產糧大縣財權與事權相匹配。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林萬龍建議，應對產糧大縣的債務進行分類調查，劃清責任歸屬，逐年核銷其因執行中央糧食政策而積累的銀行債務，營造相對寬松的財政和金融環境。逐步調整財稅關系，給產糧大縣更多財權，實現財權與事權的統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