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學習時報》刊發薛成有的署名文章《如何破解公車改革難題》。文章指出，目前許多大城市均采取尾號限行的辦法。對于公車來說，尾號限行并不能減少公車的使用頻率，因為公務不能由于尾號限行而停止。單位在配置車輛時也考慮了尾號限行的因素，公車的數量反而因此增加。因此應規定所有公車都不屬于尾號限行對象。相對應，公車數量應該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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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稱，公車改革任重道遠，舉步維艱。如從1998年改革試點算起，至今已有15個年頭。盡管各地在試點中設計了很多制度，試行了很多辦法，但收效甚微。從公車配備到使用都有一系列制度，而這些制度并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原因固然在公車改革的復雜性，但與有關方面決心不大，執行力不強有密切關系。嚴格來講，公車改革屬于中央“八項規定”應有之內涵，為此必須以壯士斷臂之決心推進，消除車輪上的腐敗。
文章指出，明確公車改革目標。多地公車改革試點之所以不能取得預期效果，與公車改革目標不明確、不統一有直接關系。公車就是為滿足或實現公共利益目的而配置的交通工具。公車改革的目標應該有四個：
一是減少財政負擔。
二是提高資源使用效率。公車是巨大的社會公共資源，改革要提高資源使用效率。否則，再完美的制度設計最終會將改革引入死胡同。
三是便于公眾監督。如果不將公眾的知情權、監督權納入改革目標，必然導致車改無功而返的后果。
四是消除“普遍性”腐敗。公車管理過程中的各種行為已經成為普遍性腐敗，普及程度不亞于“八項規定”以前的公款消費。
文章提出，清晰劃定公車范圍是公車改革的第一步，只有明確公車范圍，才可能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所謂“公務用車”，就是以公共利益為目的，實現或完成公共事務過程中使用的交通工具，當前主要為汽車。
同時，必須考慮公車的資金來源。黨政機關或其他國家機構，以及財政撥款的事業單位等，凡是直接或間接以公共資金購置使用的車輛，均應納入公車范圍。否則，可能會有一些政府部門按標準配車，但其所屬事業單位等超標配車，部門領導使用下屬單位超標車，達到暗度陳倉目的。
文章稱，公車必須要有“公示性”。近年來，一些地方取消黨政部門專用的車輛牌照號段，被視為消除公車特權的有效措施。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從公車改革角度看，這種做法的負面效應更大。地方黨政機關使用特殊號段，民眾至少還能將一部分公車辨別出來。取消特權號段后，公車就把自己混同為老百姓的“社會車輛”。如此一來，反而達到了“大隱隱于市”的效果。現在民眾徹底喪失了辨別公車的機會和能力。
因此，徹底的公車改革必須讓公車顯形，讓普通人一看就知道哪輛車是公車。這樣才能達到公眾監督的目的，便于實現社會監督。讓公車顯形的方法要比特殊號段更徹底。這就是應設計并規定一種只有公車才可使用的特殊顏色。所有公車一律使用“特權”顏色和特殊標示，應在車輛特定位置標明所在單位。如此一來，如國慶、五一、節假日使用公車就一目了然。公車配備的超標車、豪華車、大排量車就能浮出水面。
文章強調，公車改革要注重效率。一是提高公車的使用效率。公車的所有費用均來自公共財政支出，提高效率是節約資源的主要手段。目前許多大城市均采取尾號限行的辦法。對于公車來說，尾號限行并不能減少公車的使用頻率，因為公務不能由于尾號限行而停止。單位在配置車輛時也考慮了尾號限行的因素，公車的數量反而因此增加。因此應規定所有公車都不屬于尾號限行對象。相對應，公車數量應該減少
1/5。二是公車改革的制度效率。公車改革要便于執行，制度應簡潔有效，不可鉆入貌似精細實際無法執行的“偽制度”。
文章指出，完善監督機制。公車改革能否成功，還取決于監督機制的完善和監督措施的到位。基于公車的特殊顏色和標示，公眾就可以很輕松辨別馬路上行駛的任何車輛的“公私”性，媒體和網民就可以“關注”公車使用。公車的特殊顏色和標示，還便于紀檢監察部門對于正常上班時間外行駛的公車進行監督。在大多數地區都已經安裝“天網”等監控系統的情況下，紀檢監察部門只要接入公安交通管理系統，就可以在辦公室隨時監督公車的違紀使用，并以充分證據處理違反規定的責任人。各地紀檢部門對本地區發現的外地公務車，隨時向其當地紀檢部門傳遞信息，即可杜絕公車在外地被私用現象。
文章提出，要讓公車違紀使用者承擔民事法律責任。所有公車發生交通事故，一律應上報紀檢監察、財政等部門審核法律責任。在紀檢部門網站專門設立公車網頁，公車發生的所有交通事故一律公開。非正常上班時間發生的交通事故，凡不屬于公務范圍的，公車內人員傷亡民事責任一律自行承擔；如車內所載人員為本單位的，由車內領導承擔；如車內人員非單位職工，由乘坐人和駕駛者自行承擔。非公務交通事故人員傷亡，不能以所謂“因公殉職”等理由享受因公傷亡待遇。事故造成對方傷亡責任的，由保險公司賠償后，由紀檢、財政部門向私自使用公車的當事人追繳后上交國庫。
文章最后強調，以上建議，如采納入相關法律法規發布并嚴格執行，公車改革難題或可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