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前，中央電視臺的新聞節目報道了河北武邑縣的小周為了辦護照，從北京到老家往返六次，跑了三千公里才辦好，這引發了眾多觀眾的熱烈討論。辦護照六趟，辦營業執照十一趟，不知道您是否遭遇過同樣的事情?為什么到有些行政部門辦事這么難?如何讓這類的事情變得不再難?央視財經頻道主持人沈竹和特約評論員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教授李楯、著名財經評論張鴻共同評論。
為辦營業執照，江蘇小狄往返十一次，辦證難，難點卡在哪里?如何將行政權利關進籠子里?行政機構如何為民服務?
小周這已經是第五次來辦護照了，前幾次他都是無功而返，原因是材料不齊。而這次他自認為讓準備的材料都備齊了，應該沒有問題了，結果這位辦事人員又發現了新問題。
河北省武邑縣公安局工作人員：你是呼和浩特的身份證。
小周：不是，我戶口在這邊，身份證是學校里辦的。
河北省武邑縣公安局工作人員：這不是我們這的，沒換不行。
小周回家換了新的身份證，直到第六次來到縣公安局出入境科，小周才終于拿到了護照領取通知單。而這樣的事不僅僅是小周一人遇到過，一位正準備創業的大學生也遇到了類似的問題。
小狄大學畢業后自主創業和幾名大學生一起辦了一個稀有水產養殖專業合作社，這是他第十一次來到江蘇豐縣行政服務大廳辦營業執照和法人執照的事。在辦理的過程中，不知道為什么電子檔案卻始終轉不過來。為了討個說法，小狄給豐縣有關部門寫了一封信，標題是《讓人心酸的兩張空白營業執照》，反映了自己遇到的煩惱。或許是小狄給縣有關部門寫的信發揮了作用，執照可以辦理了。一件簡單溝通就可以辦到的事卻拖了三個多月，卻讓小狄往返了十幾次。
李楯：公務員在辦證時不能執行加碼 應該盡量便民
(《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其實態度如何，是不是玩弄是一回事，制度如何又是一回事。我們現在在社會轉型中，有些中央早已明令取消的，比如像辦護照，公安部有明確規定，而底下還在那執行舊的，或者是執行加碼，那這些東西能不能改進?我們能不能真正考慮到每一個公民權利?你辦個證就是證明他身份，他可以出國，而不是處處防范，生怕我給了這個人證，這個人就會干什么壞事，他有一種舊的思路。
我總講我們正在轉型，實際上當中央已經開始往前走的時候，有一些國家公務人員有兩方面問題，一個是態度問題，自己覺得是當官的，對你態度很不好;再一個就是在制度、理念上仍執行一些舊的，生怕出事，為什么你蓋個章我才給他辦呢，責任就在你，不在我，我要免責。你要不蓋章我辦出去，將來出什么事別人追責，你怎么給他了，那我怎么辦?
規定老變其實不奇怪，我覺得大家要理解，因為我們社會處于一個非常快的轉型時期。變不是問題，而是我們的公務員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是不是真正做到了，我們的公務員在辦理這些事情的時候，他的思路和各級能規定這個需要什么的，比如省里，市里，縣里能不能更體會中央的意思，能夠便民一些。
張鴻：這個女公務人員可能只是執行了規定而已 我相信那些要交的材料不是她自己發明出來的.
(《央視財經評論》評論員)
去辦事總是感覺到會被刁難，這個刁難其實分兩層，一個就是態度的刁難，你這個，不行，下一個，拿個材料，少一個材料，這是態度的刁難。但是我們回想一下，我們的憤怒應該不僅于他態度上刁難你，還有規則的刁難，就是假定這個女公務員她說請您回家再拿一個證明，請您回家再拿一個那個證明，這合不合適呢?這也是錯的。
我查了一下，公安部說的非常清楚，在河北省公安廳的網站上也有，很多人說小周你得自己看一看，你要帶什么材料。如果小周自己在河北省公安廳的網站上問了問題會怎么樣?那么2012年8月18日就有一個人在網站上問了，說怎么辦護照，需要什么手續?然后人家回答的很好，說同志你好，你帶身份證和戶口本，然后去縣級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部門去申請，就可以了。如果是2013年2月8日這個網友又問怎么辦?服務很好，又回答你說朋友你好，攜帶你的身份證和戶口本，和戶籍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無罪證明等材料。到市級公安機關，你一查這些規定哪來的?不知道，他自己都是糊涂的。所以很可能這個女公務人員只是一個執行人，當然她態度不好不對，但是她可能只是執行了規定而已，我相信那些材料不是她自己發明出來的。
李楯：往往公務員對上負責 不對下負責
(《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其實不應該這么難，就是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有些事情看起來很難。就是當初大家想，這事怎么能改，重重疊疊，你真動了什么問題也沒有，現在就是我們有沒有決心改，和我們的公務員在自己的心力上是不是真有為人民服務的心。
其實也不能說全是小周辦護照這樣的，但這絕不是特例，而且這里頭我們要看到在制度上涉及到一些部門利益，你說那么多部門放權，牽扯到編制，牽扯到國家的行政經費、辦公費用，牽扯到辦公用房都會縮減，那么我們現在能不能協調起來，讓政府服務的更好一些，政府更小一些。比如我們對公務員的評價，他的職務會不會因為公民提了意見就影響，往往他對上負責，不對下負責，而且他要盡量解脫自己的責任。比如各省追加一些條件和規定的時候，是不是公開的，是不是有公眾參與的?這些規定是不是必要的?如果真正的立法決策都有公眾參與，政府信息都是公開的，它就不會成為那么大的難題。
張鴻：根上的問題是一級有一級的另行規定
(《央視財經評論》評論員)
剛才網友感慨說，如果能簡化到一個部門的話，那我要問他說你準備簡化到哪個部門呢?你準備把哪個部門的權利給去掉呢?就說辦護照，原來異地的是沒法辦護照的，你看我的戶籍在安徽，我現在在北京就可以申請辦護照。應該說手續上，我覺得在北京辦起來還是比較方便的。
如果僅僅是執行層面的工作水平的話，那就是態度，我們假定給小周辦證的這個人換了一個人，換我去了，我坐在那，那可能這個教訓會讓我對他態度好點，下一個人來了，我會主動地告訴你，但是如果這幾項證還需要你弄的話，麻煩還在你身上。那么這些證需不需要?犯罪記錄、什么公司營業執照等等，這個根上在哪呢?
我查了很多省的公安廳的網站，包括市里公安局的網站，你會發現，大家都不詳細地告訴你需要什么材料，到最后具體執行的時候你才知道，都用的都是公安部的要求，公安部要求其實是一共五項，其實很簡單，就是戶籍證明，然后拿照片來就行了，但是第五條他說如果你這個省有其他材料的話，那你可以另行規定，但到省里面用的時候，到廳里面網站看的時候也是那一條，說另行規定，你到市里面看也是說另行規定，這另行規定到底是什么，執行起來是什么?再有，辦證難其實是雙方的關系不對等。
李楯：我們沒有做到法治 而是靠過多的政府審批
(《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實際上是在變，但有一個問題，我們現在在發展中，像一些商務上的事情又涉及到資源配置和利益格局，資源配置和利益格局造成了很多政府部門在里面都有它自身的利益或者是地方政府的利益，那必然要有很多審批。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沒有做到像，早在十五大提出的法治國家的方向，我們靠法律來調節這樣一些利益格局，資源配置和發展機會，我們靠過多的政府審批，這是個大問題。
這么干，包括我們的好官都非常累。你要有一個規則，各行其道它就解決了，我們現在不是這樣，什么都仍然回到行政上來，由人去掌控。有時候你作為研究者做評論說不該這樣，人家官員告訴你，你不懂，你進到里面就知道了，它相互制衡，如果沒有一個整體的改革思路的話，每一個部門它是推不動的。
實際上權力關在籠子里，我更認為這個籠子是什么籠子呢?也就是我們早在十五大就提出的法治國家的法治的籠子，就是說有這樣一種規則，大家能夠各行其道。如果我們有了一個良好的秩序，比如我們看過去路上很亂，交通是人指揮，這是人治，后來紅綠燈好像好像建立了一個規則，但是有的路車多，有的路少，有時候這亮綠燈的時候沒車走，我們有立交橋修起來各行其道，它就不需要你再去指揮了。所以我們講法治規則需要從根本理念上建立一個在商務經營中，包括公民的行為中能各行其道，政府管的只是有限的，政府管的更多的需要黨和人大通過立法來把規則制定好。
其實很多手續他能壓縮，理論上說其他地方可以壓縮，但我更覺得這個問題需要審批者和被審批者都參與進來，比如我們各地各級人大多發揮點作用，把問題好好的從制度上清理一下。
張鴻：現在大多是依官來解決問題 而不是依法來解決問題
(《央視財經評論》評論員)
包括我們解決的時候，你看廣州的方案當然是好的，但是你看到沒有，它是依官來解決問題，不是依法來解決問題。說我們市長有個熱線，你有問題你找市長，上級壓下來它就能解決。包括河北這個問題，焦點訪談一報，然后官兒們著急了，說下去治，然后處分了，就是你得得罪官，這個問題才能解決，它沒有一個我直接和你有一個依法能解決的途徑。
政府要出手管理的話，每一項都是我有據可查的，這就是我們經常說的規則。我們經常說的，對政府來說法無授權即非法，如果我沒有明確的法讓你干這個事，那就是非法。現在看，我們從2002年開始一直在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權，前兩天，中編辦規定了，2002年取消了789項，2003年取消488項，2004年取消470項，2007年取消186項，2010年184項，2012年年314項，今年117項，10年一共取消2548項行政審批。解決問題的方式其實非常簡單，我們不用摸底，哪一天開始，我授權的是多少項，就這些項可以，列個清單。
林琳：應嚴格問責 并建立長效機制
(《人民日報》經濟新聞版編輯 《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對于辦證的痼疾，我認為目前應該重點從兩方面入手：第一，是暢通投訴渠道，身邊辦證難的問題其實并不少，但能被媒體關注并得到解決的實在太少了。所以首先應該暢通投訴渠道。第二，就是嚴格問責，對于一些群眾意見大的辦證部門，對私自增設辦證條件，還有推諉或者拒不辦理的，應該嚴肅追求責任，平時還應該建立長效機制，嚴格考核工作人員的服務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