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60年代，新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氫彈相繼爆炸成功，舉世震驚，這是中華民族在歷經百年屈辱之后創造的輝煌偉業。但很少有人知道，王淦昌、鄧稼先、于敏、朱光亞這些彪炳史冊的“兩彈元勛”，曾經長期工作、生活在中國西南腹地的一座中等城市——四川綿陽。這里是我國唯一座國家科技城，坐落著“兩彈搖籃”、亞洲最大跨聲速風洞等一大批骨干國防科研力量。十三年來，科技城依托當地國防科研資源優勢，大膽創新，為中國特色軍民融合模式、富國強軍戰略趟出了一條新路。
解開神秘面紗 老軍工基地肩負新使命
作為我國最早的軍工基地之一，早在“一五”期間，國家就已將長虹、九州、華豐等一批大型骨干軍工企業部署在綿陽。“三線建設”期間，被譽為“兩彈搖籃”的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國空氣動力發展與研究中心、航空渦輪研究院等一批國防重點科研院所也相繼入駐。然而，國防軍工的保密性使得這批寶貴資源一直披著神秘面紗，科研、管理和后勤保障自成體系，與地方經濟如同兩條平行線。直到上世紀80年代前后，綿陽依然是一個以農業經濟為主的地區。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隨著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的轉變，在綿國防軍工單位遭遇改革“陣痛”：訂單大幅減少、發展步履維艱。
生存成為改革的最大動力。1978年長虹第一臺黑白電視機研制成功，標志著在綿國防軍工單位邁出了轉型發展的第一步。此后，隨著國家對“三線企業”管理體制調整，綿陽迎來了軍工企業轉型快速發展期，長虹、九洲等一批企業通過參與市場競爭，成為全國“軍轉民”的代表。
但與綿陽擁有的巨大國防科研資源相比，轉化為經濟推動力的僅僅是冰山一角。“空守寶山而不可得”，這是留在許多老綿陽人心中深刻的印象。
20世紀末期，世界格局風云變幻，為了維護中國的國家安全，國防軍事的核心科技必須掌握在自己手中。老軍工基地的綿陽有著大批國防科研頂尖人才，需要他們為中國國防事業做出新的貢獻。
2000年9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來到綿陽，正式宣布啟動國家科技城戰略。在接下來的“十一五”、“十二五”以及其他的國家級規劃中，都反復對綿陽科技城建設提出要求，第二輪西部大開發戰略也專門提出，要加快綿陽科技城建設步伐。
2012年，綿陽市實現GDP1300多億元，若論規模，可能還比不上沿海一個縣；若論科研實力、產業規模，也遠遠無法同北上廣等發達城市相比；論各方面的綜合優勢，成都似乎也遠在綿陽之上。
但是，中國唯一一座“國家科技城”為何由這座內陸非省會城市來承擔？在全國眾多的高新區、創新區中，綿陽科技城肩負怎樣與眾不同的使命？
綿陽市委書記羅強有著自己的看法：我們與天津濱海、上海浦東、重慶兩江、浙江舟山等國家級新區不同，后者定位在全面開放開發，講求規模經濟，而綿陽科技城不是單純追求GDP，核心在于科技創新。即使同在科技領域，綿陽科技城也與上海張江、武漢東湖等國家級自主創新示范區有著重大不同：綿陽科技城擁有雄厚的國防科研實力，這一點是其他任何地方無法替代的。
四路并進 軍民融合初顯雛形
依托區域內大批骨干國防科研院所、軍工企業，綿陽科技城在13年的建設、探索中，初步探索出“院所自轉”、 “院企聯合”、“軍工自轉”、“民企參軍”等四種主要發展模式，軍民融合發展的模式初見雛形。
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為了將一項從俄羅斯引進的技術工程化，科研人員經過了長達十年的攻關。基于這項技術成立的“利爾化學”公司甚至到了“舉債攻關”的地步。
苦干加上巧干，終于難關攻破，“利爾化學”也成為中物院下屬的第一家上市公司，并成功打破國際壟斷，成為全球第二大吡啶類原藥供應商，在此基礎上生產的低毒、低殘留、高效農藥廣泛用于歐美國家農業。
目前，中物院在軍轉民領域已擁有國家級工程技術中心等創新平臺5個，全院大力推進軍民兩用技術研發和技術孵化平臺建設，以中小科技型企業為代表，參控股企業發展到100家。以中物院為代表的“院所自轉”模式，成為科技城重要的創新引擎。不僅如此，中物院和綿陽大型軍工企業九洲集團聯合組建的四川九九瑞迪數字成像有限公司，成為科技城“院企聯合”模式的成功典范。
很少有人知道，我國從“神舟一號”到“神舟十號”，以及“嫦娥一號”探月工程，背后都有綿陽科技城骨干企業——四川長虹的身影。長虹先后為我國載人航天工程配套了9大系列、1400多個規格、5萬多只電連接器，配套涉及各個系統。目前，長虹公司已經成為中國最大的電連接器科研生產基地，多項技術填補國內空白。
實際上，擁有深厚軍工底蘊的長虹，正是綿陽“軍工自轉”第一個“吃螃蟹者”。源自軍工產品的可靠性技術被長虹廣泛應用在民品上，成立了中國家電行業唯一一個可靠性技術研究所，使得平板電視返修率降低了60%以上，并獲得2012年工信部授予的家電行業全國唯一一個質量標桿。
與中物院、長虹等綿陽科技城的“巨頭”和“龍頭”相比，綿陽岷山集團是當地一家規模小得多的民營企業，但他們卻敢于投入千萬元資金研發高性能“無人靶機”，成為科技城“民企參軍”的“急先鋒”。
對此岷山集團董事長燕澤山有著自己的理解：“與國際先進水平相比，我國的無人靶機還相當落后。歐美國家在高性能無人靶機方面一直對我國實行封鎖。我們身處科技城，技術優勢得天獨厚，國家近年來又逐步放開軍工制造范圍，企業希望通過自己研發，打破這種局面。”
創新活力釋放，瓶頸仍待突破
十三載軍民融合探索，為綿陽科技城帶來的最大變化，正是創新。10年前，綿陽所有科研單位一年的實驗次數僅為3萬次，如今已經達到30萬次。科技城往昔一片荒蕪的土地被林立的研發樓、廠房替代，平均每3天，就有一項專利在這里得到轉化。
一切為創新服務。在軍民融合的探索中，科技城逐步形成了部、省、市三個層面的機制創新。國務院成立18個部委組成的綿陽國家科技城建設部際協調小組，科技城自身難以解決的重大難題直接提交小組會議研究解決。
四川省創新行政管理體制，將19項管理權限下放至科技城，行政審批項目由1243項減少到323項，砍減了74%，行政審批效率提高了68%。2012年，綿陽市為鼓勵科技創新成立的各類擔保、補助資金達3.3億元，今年上半年綿陽市專利授權量同比增長超過一倍以上。
經過多年努力，科技城通過軍民融合極大地激發了創新活力，但與本身擁有的科技資源相比，潛力還遠遠未得到充分挖掘。四川科萊電梯有限責任公司是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下屬研究所創辦最早的軍轉民企業之一。總經理余海躍說：“我們每年都會給所里上繳部分盈利，但是怎么分配誰也不敢定，只能全部上交。真正推動技術轉化的，得不到應有報酬，長此以往，很難調動各方積極性。”
記者發現，綿陽科技城中央級事業單位和國防科研院所較多，按照現行體制，未經國家批準或者主管部委同意，不能自行處置科技成果，也不能通過股權、分紅等形式參與利益分享。大量國防科研院所和人員缺乏從事民用科技研發和成果轉化的積極性，大批科技成果被閑置，但他們的管理權限又不在省市一級，地方改革難以覆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