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美國著名趨勢學家杰里米·里夫金為代表的學者關于“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呼聲引起全球范圍內的極大關注，而中國理論界、企業界和政府各有關部門也正試圖從中探索出新的發展之路。
9月10日，在新華社《經濟參考報》社主辦的“第三次工業革命高峰論壇”上，國內與會專家學者認為，中國正在對第三次工業革命進行積極思考，發展現代能源體系，走兩化融合的新型工業化道路。
王玉鎖：建立優勢互補的現代能源體系
“人人開發能源、人人控制能源、人人享有能源、人人獲益能源，人人成為能源的主人……數以萬計的人們將在自己家里、辦公室里、工廠里生產出自己的綠色能源，并在能源互聯網上與大家分享，這就好像現在我們在網上發布、分享信息一樣。”
在新奧集團董事局主席王玉鎖看來，美國趨勢學家里夫金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所描繪的這一宏偉藍圖，或許可以通過建立與發展可再生能源相對應的優勢互補的現代能源體系實現。在論壇上，他提出在“現代能源體系”下，能源結構以可再生能源為主，化石能源為輔；供應模式以分布式能源為主，集中式為輔；用能方式是以需求為導向，供需互動，有序配置。
新奧集團創建于1989年，在1993年率先進入了城市燃氣行業；10年后，王玉鎖及其團隊通過對中國未來能源格局的判斷與思考，進軍清潔能源行業，隨后相繼涉足了煤炭的清潔利用、太陽能以及包括生物質能在內的可再生能源領域。如今，新奧正將自身多項技術創新串聯，開始為客戶提供清潔能源整體解決方案。
能源是經濟發展的血液，為將自然的饋贈轉化為商品和服務這一過程提供養料。眾所周知，以化石能源為主的傳統能源體系創造了人類社會的工業文明，但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了一些問題，以中國為例，多煤貧油少氣的資源稟賦決定了煤炭占到我國60%以上的能源份額，帶來了大量的污染。而且能源的生產端基本都在西部，消費端卻集中在東部，這就帶來了能源大量輸配的問題。
此外，峰谷差日益加大，據不完全統計，2012年中國總裝機容量是11.2億千瓦，但是其中有1.48億為調峰而用，“這就使我們的裝備基本上有15%是不產生直接效益的，這一問題隨著我國用能結構的變化會越來越突出。當然，中國還有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進口能源的依賴度越來越大，現在石油大概有58%-60%是靠進口的。”王玉鎖稱。
與此同時，由于建立在傳統能源體系中使用，可再生能源的發展也同樣阻礙重重，尤其在上網方面。據介紹，風能和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接入電網系統，進一步加劇調峰難度，惡化系統安全，增加系統成本。在此之下，棄風棄光嚴重，設備利用效率低下，可再生能源產業難以規模發展。
事實上，這些問題已得到國家層面的廣泛關注。《能源“十二五”規劃》中提出，要創新中國的能源生產和能源利用方式，并且構建現代能源體系。十八大也首次提出，必須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
浸淫能源行業20余年，王玉鎖以及新奧集團認為，如同生物進化論一樣，能源的進化也是一個創新性發展、漸進式改變的過程，可再生能源直接替代化石能源必然有一個此消彼長的過程。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建立現代能源體系的第一個理念應該是優勢互補。
可再生能源可分為可控可再生(水、生物質等)和不可控可再生(風、光)等，兩者共同的特性是取之不竭、用之不盡，且分布廣泛、近零排放，但不可控可再生能源存儲困難、不可調控，而這恰恰是氣體能源、煤、油可以彌補的，這些化石能源分布集中，輸送、調節靈活。
“它們的優勢是可以互補的，加在一起就可以解決上述的一些問題。”王玉鎖認為，在現代能源體系下，可再生能源是主導，可以優先利用，化石能源則是循環清潔生產的補充選用，優勢互補形成因地制宜的多元能源結構。此外，還應秉承循環低碳和平衡發展的理念，分布式與集中式相平衡，供應與需求相平衡，形成分布式為主，集中式為輔，相互協同的可靠供應模式，供需互動，有序配置、節約高效的平衡用能方式。
基于這一認識，新奧自主創新發展了泛能網，即將信息網、能源網和物聯網高度融合的能源互聯網，與里夫金所設想的“第三次工業革命”路徑悄然暗合。泛能網通過地下氣化采煤技術、氣電聯產技術和微藻生物吸碳技術等生成清潔煤電、生物柴油和煤制燃氣，同時與可再生能源風電和太陽能匯集于儲能單元，并通過智能控制平臺向用戶提供潔凈能源。運用了泛能網技術的廊坊未來生態城建成后，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比率將達70%，碳排放量減少70%。未來，泛能網可能將更多外部能源嫁接進來，并進行智能高效的配置，與其他能源企業聯手推動“現代能源體系”的建設。
胥和平：第三次工業革命關乎國家發展戰略
科技部辦公廳副主任兼政研室主任胥和平在論壇上表示，中國目前對整個新工業革命的思考、探索乃至議論爭議涉及戰略、實踐、學術三個層次，關乎國家發展戰略深層次的謀劃，對中國“十二五”乃至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加快轉型發展，全面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全面實現小康社會具有重要意義。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一個聲音逐漸響亮—“世界正處在科技和產業革命的前夜”。杰里米?里夫金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預言，一種建立在互聯網和新能源相結合基礎上的新經濟即將到來。在接下來的半個世紀里，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傳統的集中經營活動將被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分散經營方式取代，其標志著合作、社會網絡和行業專家、技術勞動力為特征的新時代開始。
中國的機遇在哪里？國內各界對于這次新工業革命給予了極大的關注。“中國之所以在近現代落伍了，就是由于和幾次科技革命、工業革命擦肩而過，現在又一次世界工業革命來了，未來十年、二十年乃至于三十年新興產業的快速發展、傳統產業的淘汰以及新經濟結構的形成給中國百年追趕的夢想提供了機遇。”胥和平解釋說。
他舉例說，以傳統的汽車行業而言，中國很難超越世界上的領先公司。但在信息產業、新能源產業中國已然步入了世界前列，盡管這些產業早期發展還存在一定的困難，但發展的方向和道路是對的。
“所以討論第三次工業革命，首先是戰略問題，實際上涉及國家的發展思路、發展模式和發展道路。”胥和平強調，前幾次工業革命和科技革命在世界上從來不是均衡發展的，只要你不積極主動參與，就不可能享受新工業革命帶來的成果。所以中國不能等著去“迎接第三次工業革命”，應該明確地確立一個戰略，要確保新能源的革命、智能制造的革命以及生物質能的革命首先在中國發生，由此引發引導第三次工業革命。
事實上，中國高層的戰略指向已然暗含了全球關于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前瞻思考。十八大報告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將生態文明建設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一起，列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而在具體的決策上，中國著重部署了新興科技和新興產業發展戰略。
這也就涉及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實踐問題。“前瞻、方向有了，接下來怎么干？現在很多人還是在按照傳統產業的思路來發展光伏等新興產業，但市場沒有相應地發展起來，供需難以對接，新的盈利模式沒有找到，最終很可能就出現嚴重的產能過剩。”胥和平認為要有實際的、可操作的設計。
此外，關于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討論還涉及學術問題，包括理論問題和認識問題，即怎么看待工業革命。胥和平介紹說，工業革命一詞據說最早由恩格斯提出，在19世紀后半期開始廣泛應用，但后來經過眾多研究，理論界特別是史學界對此卻有了分歧。很多人不贊同第一次工業革命發生在英國的說法，認為第一次工業革命發生在11世紀到13世紀，是馬和磨坊的革命，這也是動力革命，再次印證了里夫金先生關于動力的革命。到了第18世紀中期是由于蒸汽機技術的不斷完善，再加上鋼鐵已經很有基礎和其他產業合起來形成了一個工業革命的高潮，所以很多史學家表示其實第一次工業革命與其說是工業革命在那里的發生不如說是前兩個世紀在那里的終結，16世紀一直到18世紀才形成了第一次工業革命。所以說，工業革命與其說是一場革命不如說是一個漸變的、持續的進化過程。
“中國推動新的工業革命、推動綠色能源發展，推動智能制造發展是一種強大的市場力量，政府大體上是規劃、引導，真正力量在于民間。從理論層面來講我們需要研究工業革命，特別是新工業革命可能發展的內在機理以及演進的規律和周期，新能源對傳統能源的替代其實還有二三十年的交替過程，這個過程怎么走，走得是否好極為重要，它設計到發展戰略深層的一些謀劃，所以不管在理論上、在政策上、在實踐上以及戰略問題上研究第三次工業革命都是非常好的一個話題，而且對中國‘十二五’乃至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加快轉型發展，全面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全面實現小康社會極有意義。”他說。
徐錠明：第三次工業革命以綠色技術為核心
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出現激起了空前反響，第一時間在中國獲得自上而下的高度一致認同。
“主題是以綠色技術為核心的第三次工業革命；主線是保護生態建設適合人類宜居的生物圈；目標是推動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最終實現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國務院參事徐錠明在論壇上如是評價。
他認為，一個人不了解世界，思維就會封閉；一個人不了解未來，思想就會保守。新的科技帶來新的文化，新的文化帶來新的世界，新的世界帶來新的視角，新的視角帶來新的思維。
上世紀80年代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引入國內時，對于絕大多數中國人(包括知識界)而言，書中的“信息革命”距離還太遠；但不到20年的時間，信息化已是隨處可見。《第三次工業革命》無疑是有著相類似的、對歷史可能性的提前洞察。
在徐錠明看來，這本書中文版的序言催發思考、發人深省。“在中國要說的是：發展，方向是堅持可持續發展。在中國，要做的是：發展，藍圖是第三次工業革命。”他認為，要樹立幾個觀念，一是全球化的觀念，二是世界是平的，三是可持續發展的觀念，巴西里約會議提出人人共享可持續能源，我們要了解世界，不能封閉自己，四是天下大同，全球化和洲際化，個人主義變成集體主義。
李國斌：走兩化融合的新型工業化道路
近年來，美國、歐盟、日本等國家一面在應對危機爭取復蘇，一面積極發展新興產業謀求危機后全球實體經濟的制高點。在這場第三次工業革命先機的搶奪戰中，中國該如何排兵布陣？
“由于當前我國還處于工業化的發展進程當中，我們沒有時間，也不可能走發達國家先工業化后信息化的傳統道路，必須把握全球信息化發展的浪潮，加快走以兩化融合為重要內涵的新型工業化道路。”工信部政策法規司司長李國斌在論壇上做出了如此回答。
如何走出危機實現復蘇的全球性爭論正在導出一個突破性的歷史結論，全球需要進行一次新的工業革命。杰里米?里夫金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預言，信息通信技術特別是互聯網技術與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的結合，將促使全球實現第三次工業革命，而這一輪的革命將有望帶來新一輪經濟的增長。
“盡管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到來等有關問題社會上還存在不同的看法，從目前的發展和應用來看新工業革命的未來可能還需要有更多的科學發展和更大的技術發明，但它帶來的影響和變革是不容忽略的。”李國斌認為，首先第三次工業革命將給制造業的生產方式帶來深刻的變革；第二，信息技術網絡在未來的工業革命當中發揮了關鍵的作用；第三，新的工業革命將給全球產業格局帶來新一輪重大的調整和變革。
在這一背景下，世界各國都紛紛謀劃發展新興產業的戰略，欲搶占第三次革命的先機。美國政府2009年12月頒布的《重整美國制造業框架》中詳細羅列了計劃追加的資金額度、應用方向和使用方式。重心放在發展新能源、生物產業和寬帶戰略等。英國2009年6月頒布的《構筑英國未來》提出要著手建設“明天的經濟”，大力發展低碳經濟、生物產業等，確保英國的世界領先地位。德國確立目標，至2020年綠色能源將占其能源總需求的35%，德國目前正在試驗“能源互聯網”。
那么，中國應該如何迎接新工業革命的到來？在李國斌看來，第三次工業革命所包含的智能制造、能源互聯網以及新一代信息技術的技術創新為我國加速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發展方式的轉變帶來了重要的契機，也為我國突破能源環境的束縛創造了有利的條件。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和發展，我國工業尤其是制造業積累了一定的技術基礎和研發能力，信息技術產業的快速發展、十億級的人口市場為我國強有力發展提供了支撐，也為我國迎接新一輪產業革命奠定了基礎。與此同時，面對新的技術和產業變革，我們需要應對的挑戰也十分嚴峻，對此我們必須給予高度的重視。
他認為，信息技術特別是互聯網技術將成為新一輪產業革命的孕育動力，這就要求中國，第一要加快發展新一代技術產業，推動電子產品制造、軟件開發與信息技術服務的融合創新和互動發展，為新一輪工業革命奠定和提供良好的條件。第二要大力推進兩化融合，兩化融合是一項系統工程，涉及面很廣，必須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思想，抓住幾個關鍵的環節，務求實效。第三要完善創新環境和創新體系。第四要積極支持綠色低碳產業的發展。第五要深化工業和信息化領域的國際交流與合作。
“應對新一輪的科技和產業革命是世界各國所面臨的重大課題，我們將實施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切實保護各國投資者的利益，鼓勵跨國公司國際學術組織在華設立研發機構，搭建聯合研究平臺，同時支持和鼓勵國內企業和科研機構到海外建立研發機構，不斷提升合作的層次和水平，實現互利共贏、共同發展。”李國斌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