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參考報》記者從天津市26日召開的“深化濱海新區管理體制改革動員大會”上獲悉，天津市決定撤銷塘沽、漢沽、大港三個城區的工委和管委會，由濱海新區直管街鎮。此輪行政體制改革僅涉及到的廳局級干部就有51人之多。
專家表示，此舉標志著，作為國家綜合配套改革實驗區，濱海新區率先開始減少行政層級，探索“省直管縣”行政管理模式，正式開啟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大幕，此輪改革的規模在中國其它地區是前所未有的。
在26日上午的會議上，天津市委組織部部長尹德明宣布，天津市撤銷了塘沽、漢沽、大港三個城區的工委和管委會，由濱海新區區委、區政府統一領導各個街鎮的工作。為此，濱海新區將分別設置街鎮工作委員會、街鎮委員會，兩委員會今后合署辦公，協調指導街鎮工作。
據悉，濱海新區此次改革主要有五個方面：撤銷塘、漢、大三個城區，提升街道，功能區整合，優化行政審批體制，修訂濱海新區條例，其中前三項工作在大會后馬上實施。
《經濟參考報》記者了解到，此次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僅涉及到的廳局級干部就有51人之多。原塘沽、漢沽、大港三個城區的工委、管委會撤銷后，領導干部原有職務全部免除，天津市對三區51名局級干部分別作了妥善安排。其中，擔任濱海新區區級領導有10人，此外部分干部交流到天津市或其他區縣任職，部分干部享受正局級非領導職務或保留局級待遇臨近退休。
“濱海新區此次改革對中國其他省市深化改革也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國家發改委國土與地區經濟研究所副所長、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副秘書長肖金成說，濱海新區新一輪行政體制改革涉及部門之廣、人員之多、利益之復雜、規模之大，在中國其他地區是前所未有的。
業內專家表示，在行政級別上，濱海新區是副省級市，撤銷的三個區都是正廳級，因此天津此次改革可以視作是對行政管理體制上“省直管縣”模式的探索。事實上，“省直管縣”這一概念在我國已存在多年，不過更多是財政意義而非行政構架，旨在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率，確保專款專用，防止層層揩油，便于縣里組織經濟活動。比如說，目前東北三省特別是吉林省，幾乎全部實行了財政“省直管縣”，而在行政機構上，依然保留市一級。
專家稱，行政體制是經濟發展的制度支撐，濱海新區的行政體制改革，將釋放更多經濟發展活力，同時也為今后新區在金融中心建設等經濟領域的創新“鋪路”。
“這對濱海新區今后的發展是一個重大利好，不亞于自貿區這樣的政策落地，甚至效果更好，”南開大學濱海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周立群說，“上海是自上而下的政策刺激，而濱海新區此次改革則是注重修煉內功，通過改革，解決傳統體制對經濟活力的束縛。從長遠看，對該區域內生吸引力的構建更強”。
據了解，天津于2009年開始了第一輪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立濱海新區行政區并組建了區委、區政府的派出機構，其中就包括組建塘沽、漢沽、大港三個城區的工委和管委會。
“2009年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解決了整合三區資源、功能區重點突破的問題，適應了濱海新區開發開放初期的要求，保證了重點項目和重點區域的開發建設。但隨著形勢的變化，問題越來越突出。”周立群說，最突出的表現是部分功能區的“單極”突破與新區的全面、均衡、協調、可持續發展目標形成了矛盾。
據介紹，濱海新區過去的發展目標是做大經濟總量和提升速度，如今隨著主要產業的逐步成熟和做大，新區需要進一步協調各支柱產業之間的關系、各個功能區之間的關系，以及經濟和生態環境、民生、服務業的關系，而原有的行政體制改革并不徹底，仍有一些尚未理清的問題，如天津開發區等功能區仍未改變天津市政府派出機構的身份，塘沽、漢沽、大港三個城區的管委會某種程度上仍是濱海新區的二級政府，各個功能區承擔的功能是分立的，顯然難以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加上原有的行政體制架構在發展過程中效率逐漸降低，“必須注入新動力，不改不行。”周立群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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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體制條塊分割矛盾諸多
首輪行政體制改革仍未徹底
２００６年５月，國務院下發的《關于推進天津濱海新區開發開放有關問題的意見》，明確提出濱海新區的功能定位：依托京津冀、服務環渤海、輻射“三北”、面向東北亞，努力建設成為中國北方對外開放的門戶、高水平的現代制造業和研發轉化基地、北方國際航運中心和國際物流中心，逐步成為經濟繁榮、社會和諧、環境優美的宜居生態型新城區。
但濱海新區的開發開放與深圳和浦東不同，這個區域不是“白紙畫畫、平地起樓”，而是整體開發。深圳與浦東的體制相對“單純”，濱海新區行政管理體制則更為復雜。起初濱海新區包括塘沽區、漢沽區、大港區３個正廳局級行政區，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天津港保稅區、天津港區３個功能區，以及東麗區、津南區的部分區域，近年來，功能區更是拓展為９個。２２７０平方公里面積內，“大區”套“小”區，“區”中有“區”。
多位專家表示，隨著濱海新區開發開放的逐步推進，行政體制條塊分割產生了諸多矛盾。首先是規劃難以統一實施，塘沽區、漢沽區、大港區總體規劃由天津市審批，控制性詳規由各區自行審批，項目和土地按權限分別由市主管部門和各區審批，缺乏與新區整體規劃的銜接。其次是產業集聚效應難以實現，功能區與行政區的職能分工交叉，各區域相互獨立，大而全、小而全、各自為政，不同程度存在重復建設和產業雷同。再次是各功能區、行政區的經濟政策和審批權限不統一，招商引資無序競爭。功能區擁有財力優勢，但不掌握土地等要素；行政區擁有土地資源，但缺乏財力支撐，造成土地、資金、人才、技術等生產要素流動不暢，影響整體競爭力。
天津把濱海新區管理體制改革作為頭等要務。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１日，國務院批復了天津市報送的《關于調整天津市部分行政區劃的請示》，濱海新區首輪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拉開帷幕。
天津市副市長、濱海新區區長宗國英說，２００９年啟動的濱海新區管理體制改革達到了三方面效果，一是構建了精簡高效的管理機構。撤銷了濱海新區工委、管委會，撤銷了塘沽、漢沽、大港行政區，建立濱海新區行政區，區委設立６個機構，政府機關只有１９個職能部門，完全是一種大部制體制，相應的領導職數和行政編制也大幅減少。二是組建了兩類區委、區政府的派出機構。一類是城區管理機構，成立塘沽、漢沽、大港三個城區的工委和管委會，主要行使社會管理職能，保留經濟管理職能；另一類是功能區管理機構，成立九個功能區黨組和管委會，主要行使經濟發展職能。形成了整體推進、重點聚焦、相互促進的發展格局。三是探索了“新區的事在新區辦”的運行機制。
第一次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為濱海新區帶來了第一次騰飛，新區過去３年在管理體制、金融、涉外經濟、土地等關鍵環節和重點領域取得突破，地區生產總值從２０１０年的５０３０億元，到２０１１年的６２０６．８７億元，再到２０１２年的７２０５億元，年均增速保持在２０％以上，連續３年跨越一個千億臺階，以五分之一面積的土地占據天津全市生產總值的半壁江山。
但今年２月２５日，在天津市進一步推進濱海新區開發開放動員大會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天津市市委書記孫春蘭分析了濱海新區開發面臨的新的階段性特征：
一是面臨著做大總量和提高質量的雙重任務、雙重壓力；二是國內外經濟形勢嚴峻復雜，經濟低迷成為全球的新常態，市場需求成為全球競爭最稀缺的資源，新區能否形成新的增長動力，對實現更長時間、更好質量的發展至關重要；三是生產要素供求關系發生重大變化，土地、勞動力成本不可逆轉地上升，原有的競爭優勢逐漸減弱；四是資源環境約束強化，新區節能減排的壓力越來越大；五是新一輪產業由沿海向內地轉移趨勢明顯，政策呈現趨同化，區域之間的競爭更加激烈；六是新區與中央要求相比自身存在不少差距，綜合實力還不夠強，創新力度還不夠大，一些矛盾和問題亟待解決。
孫春蘭指出，濱海新區要實現更大的發展，根本出路在改革。不改革，就沒有動力、活力，就不能發展、不能前進。
多位專家均認為，在中國步入改革深水區、深層次體制矛盾日益凸顯的形勢下，濱海新區必須通過體制和機制創新，以獲得持續性的整體發展優勢。其中尤以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為重。這一改革快速推進，濱海新區其他改革將有望擺脫體制束縛迅速跟進，釋放巨大的潛能。
國家發改委國土與地區經濟研究所副所長、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副秘書長肖金成說，濱海新區２００９年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目標明確，即塘沽、漢沽、大港三區行政一體化，三個行政區成了城區工委管委會，但人員還是保留了原來的體系，編制、職務等沒有減少，各區的工資待遇也沒有拉平。“改革實際上是走了半步，沒有根本性的體制變革”。
專家認為，新一輪改革改革是真正的區域行政一體化。如塘沽是濱海新區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集聚了很多要素，實力很雄厚，而大港以重化工業為主，干部待遇、財政支出很寬裕，漢沽則以生態、漁業、旅游為主，很多項目不僅不能落地，原來的項目還要搬遷，財政收入受到極大影響，干部待遇很低。這就形成了悖論，搞工業的待遇就好，極不平等。如今為濱海新區工作的工作人員待遇有望拉平，老百姓的民生支出也拉平，有利于真正形成濱海新區的人氣和文化。
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劉剛說，此次改革有利于濱海新區產業、基礎建設等整體規劃的一體化、管理的一體化。濱海新區面積很大，有生態區、工業區、農業區，必須有統一的規劃、行政的一體化才能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