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人士透露，中央財稅改革小組已經成立，該小組組長為財政部部長樓繼偉。且就在9月初，改革小組已經就財稅改革議題對浙江等省進行了小范圍的調研和征求意見。
他同時透露，財稅系統7月末的一次全國廳（局）長座談會也釋放了改革信號。
本報記者在對浙江、湖北、云南多省財稅系統官員采訪后發現，東部與中西部省份在此次財稅改革中的利益訴求各異，東部希望能將更多財力留在地方，中西部則期待能實現更多平衡性的轉移支付。
事實上，雖然訴求各異，但營改增后各地也都面臨缺乏主體稅種的共同困境，下一步如何劃分各級政府的事權，是當前地方的共同訴求。
營改增困境待解
7月26日，樓繼偉任財政部部長后的首次全國財政廳（局）長座談會上，提到要承擔起艱巨繁重的財政改革發展任務，強調財政干部要樹立市場意識，突出財政的公共性。
據參加了上述會議的財政官員回憶，樓繼偉表示未來財政面臨的問題和困難很多，各地的訴求也很多。“他在會上聽取了地方的一些意見，向地方財政系統釋放了改革信號。”
云南省財政廳官員對本報記者表示，期待十八屆三中全會能有一個綱領性的文件來指導未來的改革，地方對財稅體制改革的總體期望值很高，更希望未來中央財政能給予云南省更多支持。
事實上，欠發達的中西部省份，多持有這種觀點。但東部發達省份，則認為中央上收的財力過多，希望未來能將更多財力留在當地。
中央財稅改革小組在浙江省征集意見時，浙江財政系統官員也表態，隨著營改增的推進，地方已經沒有主體稅種支撐，希望未來調整央地財力配比時，能多考慮地方的利益。
江蘇省財科所所長李豫平表示，江蘇對中央財政的支撐很大，僅去年就上交了5000多億元。他說，鄰近浙江省財政收入上交比例是40%多，而江蘇有50%多，江蘇希望能將財力多留一點在地方。
廣東省財政系統官員也在不同場合下，表達過類似的意見。廣東省官員多次表示，廣東省內地區差距大，粵東西北發展滯后，且人均財政支出水平遠低于全國水平，希望在未來財稅改革中能實現財力更多一些留在當地。
學界對此也多有爭論。一方面地方政府支出日益加重，需要增強地方財力；另一方面，中國區域間發展不平衡，也要求中央財力比較強大能對區域間進行平衡。
雖利益訴求點各異，但各地財政面臨的困境卻有相似。
浙江財政系統一名官員對本報記者表示，當下對營改增后的政策動向最為關注。營業稅作為地方第一大稅種，未來逐步取消營業稅，地方將失去了主體稅種，財力缺乏保證。該官員說，現在雖有過渡政策，但過渡期有多久，過渡期結束后，下一步政策又會怎么樣，現在都不明朗。
地方政府在營改增中的困惑是普遍的。據本報記者了解，一些地方政府在營改增試點中，出于地方利益的考慮，或者不邁開大步，或者不愿將部分試點企業轉交國稅，極力避免營改增對地方財力造成大的沖擊。
受訪的云南省財政官員表示，營改增后，現在仍看不到哪個稅種能發展成為地方的主體稅種。
對于地方主體稅種建設，一些西部省份還未看清方向，但東部省份已經有相對明確的訴求。廣東某地稅局局長曾在地方兩會上表示，希望中央能將部分稅權下放給地方。
一位受訪的浙江省稅務系統官員也表示，希望中央能給地方更多權限，比如一些小稅種開征的權力以及征收稅率的設定等等。他還提及，房地產領域的好幾個稅種，實際上可以合并。
下放財權與上收事權的改革路徑分歧
根據《關于2013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以及樓繼偉近期的發言，財稅體制改革有兩點已經相對明朗，一是適當增加中央政府的支出責任，二是減少專項轉移支付。
至于究竟是中央下放部分財權，抑或是中央上收部分事權，財權與事權的改革路徑當下還未能厘清。
但無論何種路徑，地方都樂見其成。多位受訪的地方財政系統人士都表示，當前財力與支出責任不匹配的現象比較突出，中央財力多，上收部分事權，能減輕地方負擔。
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其今年的新著《中國政府間財政關系再思考》中，再次強調了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來形成的中央和地方事權和財權匹配問題。相比今年以來中央對財政體制改革的最新思路，樓的重點放在調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權上，尤其是要上收地方部分事權，從而減少對地方財權下放。
樓繼偉對事權上移的標準曾提出三個原則：外部性、信息復雜性和激勵相容，外部性越大、信息處理越簡單、各行其是導致整體受損越大的事權，越應上收中央管理。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微博）表示，當前，應當把各級政府事權的劃分，作為深化改革的制度設計和全面優化的一個始發環節。
賈康提醒，財稅改革的目標，就是要使所有地方，哪怕是最欠發達的地區，都要有足夠的財力與其要履行的基本公共服務職能相匹配。為了實現這個目標，需要先處理好財權和事權相匹配的問題，進而再去處理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問題。“跳過財權與事權的關系直接談財力與事權相匹配問題，是一個誤區。”他說。
前述浙江財政官員介紹，現在的事權劃分只在中央和省級財政間，且分類不細致，尤其對于科技、教育、醫療、社保等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擔部分，各級政府具體承擔多少，說得很不清楚。當前這些責任多放在基層。
前述云南財政官員建議，未來應該把各級政府的責任，以法律法規的形式明確下來，且要詳細、具可操作性，避免在實操中互相扯皮。“把這些責任固定下來后，各級政府的責任以及相關考核，也都會比較明確。”他說。
專項轉移支付過多的問題，一直飽受非議。有地方財政官員表示，專項資金較多，使得審批權都抓在上一級政府手上，審批程序較為繁瑣；而且條塊下來的資金，與地方急需解決的問題，契合度并不好。“未來應貫徹中央‘簡政放權’的思想，將權力下放給地方。”他說。
不過，前述云南財政官員認為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注的核心命題還是政府與市場邊界的問題，明確這個問題之后，公共財政的建設才有可能。他進一步表示，現在官員考核多以GDP為標準，地方官員除了要保民生，還要抓經濟建設，財政資金往往不夠用，進而滋生出地方債困境和土地財政依賴等問題。
“這與公共財政的改革方向是相悖的。”該官員說。
李豫平也認同這一觀點。他說，政府的職能需要轉變，機構應該精簡，否則財稅改革就只能停留在小修小補的層面。另外，在制定干部考核指標時，其任期內的舉債應一并納入考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