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湖北仙桃西流河鎮的周灘村，本應是稻花飄香、荷花爭艷的美景時節，村民周學斌卻愁得很：今年元月份要收魚的時候，碰上了上游企業大量排污，污水溢進了魚塘，把魚都毒死了。今年夏天干旱，溫度很高，被污染的河水出現藍藻，魚兒又翻塘了。
由于上游工業園排污，西流河鎮的河里溝里長滿了水藻、水葫蘆。“一到夏天氣溫升高，這些東西發瘋般地長。”村民們告訴記者，西流河鎮內建有仙桃市化工產業園，其上游還有鄰市潛江的經濟發開發區，都是以化工業為主的產業。
半月談記者在潛江經濟開發區附近村子看到，農民的房前依然是菜園子，房后仍然是池塘子，站在堂屋里就能看到廣袤的綠色田園，但是空氣里充滿了嗆人的氨氣，緊閉窗戶的床單上仍有黑灰，綠色的菜葉上落滿了煤灰……一些村民不得不搬離家園，村子也成了當地有名的上訪村，村民多次跟廠方及當地相關部門發生沖突。
化工企業扎堆涌入中西部地區，也把污染帶到了鄉村。在陜西商洛市商州區賀嘴頭村，造紙廠、酒精廠、金屬化工廠擠在一個村子里，河水被造紙廠染紅了，吃的地下水變渾了，多年的環境惡化還使得當地成了有名的“癌癥村”。
多重原因致污染轉移
在產業從東部向中西部地區轉移過程中，對生態環保要求高的地區必然容不下高污染高耗能企業，這些產能轉而進入門檻低、監管弱的地區，這是中國經濟轉型時期必然出現的“擠出效應”。
華中科技大學農村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說，一些存在污染隱患的項目進不了大城市，就去小城市，進不了小城市就下鄉鎮。這種工業污染“梯級轉移”的行為亟須引起警示。
農村污染上訪案頻發的事實告訴人們，近幾年落戶小縣城、小鄉鎮的企業仍然重復著粗放式的發展模式：透支“環境紅利”，換取GDP的增長，將來再回過頭治理污染。
湖北社科院馮桂林研究員表示，這里面首要原因就是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沖動強烈，而吸取教訓的動力不足。工業化仍然是地方GDP的主要貢獻者，如果提高環境進入門檻，那么招商項目就到別的地方為競爭者作貢獻了。在小縣城、鄉鎮、農村群眾環保意識和維權意識尚不高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就傾向于對一些偷排企業“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其次，投入環保措施，增加經營成本，企業動力也不足。政府對于重視環境保護的企業往往只有“口頭表揚”，沒有實際的支持。在“劣幣驅逐良幣”的競爭規則下，企業環保投入動力不足。
第三，農村監管薄弱，甚至存在盲區。賀雪峰表示，目前與農村環保相關的環保、水利、國土、農業等部門都在城市，農村還沒有這樣的監管機構常駐。這樣導致農村仍然是“污染—上報—監督”的事后監督模式，很難對這些工業園區或者工礦企業形成常態化的監管。“少了平常的威懾，撓個癢癢式的處罰更打折扣。”
完善監管體制，提升問責級別
馮桂林表示，環保違法成本低，要加強環保違法關聯處罰，即追究相關政府領導，包括地方政府一把手的連帶責任。比如，招商引資進來的企業，如果后來涉及嚴重的環境污染，那么當初負責引進項目、項目監管的相關領導和一把手，都應進行法律問責，而不光是影響他們的業績考核。
“很多污染項目上馬，背后真正的推手是一些政府官員，所以必須對黨委和政府設置環保高壓線。企業有多大責任，官員就要負多大責任。”馮桂林說，只有把項目落戶涉及的企業和政府官員都納入問責機制，才能堵住污染漏洞。
另外，完善工業項目審批機制，改變以往政府一家說了算的現象。馮桂林建議，引入第三方機構，由當地民眾組成的代表一起對項目進行評審，要關注企業有沒有解決污染的能力和技術，有就可以放行，沒有就拒之門外。
與此同時，加大對環保型企業的鼓勵和支持力度，加強對農村地區環保監管。對于中西部地區調結構、轉方式的環保型企業、環保新技術、新項目，應當加大支持力度。賀雪峰說，保護環境不應該有城鄉差別。在資金和環保投入都集中在城市的時候，農村環保更應該引起關注，要向發展薄弱的農村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