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金融業的改革是全球矚目的大事，尤其是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和金融管制的放松。而全球主要經濟體每一次重要的體制變革，往往伴隨著重大的金融創新。中國的金融改革，正值互聯網金融潮流興起，在傳統金融部門和互聯網金融的推動下，中國的金融效率、交易結構，甚至整體金融架構都將發生深刻變革。
以“金融改革與互聯網金融創新”為主題的“第一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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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A之夜”于9月12日在大連的夏季達沃斯論壇期間舉辦，旨在聚集決策者、學術界與商界領袖共同探討這些關鍵議題，為勢在必行的中國金融創新建言獻策。
本次主題活動與圓桌討論由《第一財經日報》副總編輯楊燕青主持。
互聯網金融不會完全取代傳統銀行業
圓桌討論中，《第一財經日報》總編輯秦朔表示：“互聯網金融創新的出現讓我們始料不及，但是今年有一些標志性的事件，比如余額寶的出現，我們從中便可見端倪。改革開放和技術發展的力量，可能會使得我們眼前的金融世界更加斑斕，更加富有想象力。”
如今互聯網金融已成為受廣泛關注的話題，但它的競爭力究竟體現在哪里?又是否會替代傳統金融企業所扮演的角色?
VISA集團亞太區總裁柯如龍表示：“對于未來，我當然非常樂觀，我認為50年后中央銀行仍會存在，但貨幣中的紙幣不一定還會存在，硬幣還會有。50年以后，可能不見得能有隨手可及的網絡節點用于支付，所以我們還是會需要有一些現金進行支付。”
柯如龍認為，互聯網金融不見得會對VISA構成威脅，因為VISA關注的是怎樣確保提供支付解決方案。“我們看到了下一個顛覆性的拐點，就是移動和電子商務的融合。移動支付是行業的大發現，希望我們能做得更好。”柯如龍說。
“互聯網金融的一個神奇之處就是交易成本非常低，金融服務的流動性會增強。而且把借貸雙方用更好的方式連接，不受地理限制，速度非常快，成本又非常低，而一些財富管理或者信托則相對缺乏流動性。”上海陸家嘴國際金融資產交易市場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陸金所”)董事長兼CEO計葵生說。
計葵生預計，未來5年，互聯網金融仍然不會完全替代傳統銀行業，但可以填補銀行提供服務薄弱的行業，例如向個人、中小企業、租賃公司、小貸公司等提供服務。因為這些機構成長非常快，但缺乏資金，而銀行尚未完全覆蓋這樣的領域。“我覺得未來的五到十年，互聯網(金融)有這樣的機會把這項業務做大做強。”此外，他也注意到中國很多人渴望得到技術，并且懂技術的人很多。所以互聯網在投資方面、金融方面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間。
《第一財經日報》北京財經新聞中心主任柏亮認為，互聯網金融促進了傳統金融機構和新興機構的相互競爭，但傳統金融也不用太悲觀，例如，中國平安就是傳統的金融機構，盡管原來從事保險為主，但現在也增加了許多業務分支，“未來傳統機構必定會自我革新，順應互聯網金融的趨勢進一步發展”。
互聯網金融需做好風險管理
的確，面對互聯網金融創新的挑戰，傳統銀行業會有所回應。但隨著這一新興領域的迅猛發展，互聯網支付風險也不可小覷。
“傳統銀行將會迎頭趕上，這樣的發展趨勢在中國比其他國家更加明顯。而且數量龐大的年輕群體非常喜歡這樣的技術和互聯網金融產品。在這方面，美國、歐洲已經有三四十年的歷史，因此中國的發展潛力是非常大的，但這些互聯網金融要做好風險管理。”計葵生說。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主席亞當·波森(Adam
Posen)也表示：“支付風險是經常出現的問題。我們總覺得完全履行這些支付合約是沒有問題的，但問題是，我們沒有足夠的監管部門對每個合約進行監管。”
上海交大高金學院副院長、教授朱寧教授認為，在中國，互聯網的發展主要是由于監管套利造成的。一方面，互聯網金融公司沒有資本的要求，也不需要接受央行的監管，這是本質原因;從技術角度來說，互聯網金融雖然具有自身優勢，但是要考慮合規和風險管理的問題。
“當水漲船高時，人們不易辨別好壞，一旦退潮，到底誰在裸游便頓時見分曉。因此對于風險的控制是非常重要的。”朱寧說。
利率市場化要解決隱性擔保問題
利率市場化無疑是今年達沃斯論壇熱點詞匯。亞當·波森認為，銀行要做的是要利用互聯網金融作為一種方式來激勵或者去加速利率市場化。
他強調，首先必須保護個人投資者和個人存款者，這就涉及到存款保險制度;第二點，支付電子轉賬，對于消費者是一件好事，引入了與銀行的良性競爭，使銀行從存貸利差獲利的形式受到打擊。但我們一定要謹慎，首先要注意輕重緩急，不能因缺乏利潤讓太多銀行破產;最后一點非常重要，即資本自由化，資本項的放開。
“無論是放松貸款利率還是存款利率，關鍵在于誰將為那些中小企業提供融資，這實際上是強制推動一場創新和改革。銀監會也理解這一點，所以我們必須要推出一些新型改革向中小企業提供服務。雖然也存在風險，但是目前我們迫切需要為中小企業融資。”亞當·波森說。但他擔憂，隱性擔保問題是中國經濟的一個重要問題。
盡管中國的債券市場利率、同業拆借利率都基本實現了市場化定價，外幣存貸款利率也基本放開，但利率仍沒有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市場化。由于存在著以中央政府信用作為擔保的隱性擔保機制，很多高風險資產卻享受了低風險資產的高信用和低成本。
渣打銀行大中華區研究主管王志浩(Stephen
Green)對此并不樂觀。他認為，政府的隱性擔保是個大問題。
計葵生也表示，任何一個消費者去銀行、去信托公司，都默認存在政府隱性擔保，當金融資產證券化時，對資產進行打包的金融機構，要防止政府隱性擔保問題。“這是一個按階段發展的過程，目前的主要問題是中國除了股市很多人賠錢以外，其他領域的投資并未出現大規模虧損。大家認為在股市賠錢很正常，但如果買了銀行產品，人們的期望值就和買股票完全不同。”
“但這些期望值也會發生改變，銀行也會破產，會遭到擠兌，會出現產品損失，因此人們的風險意識在接下來的幾年將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計葵生說。
中國并不一定要效仿FDIC存款保險制度
為了解決隱性擔保的問題，有關存款保險制度的討論正引發各界熱議。存款保險制度將國家的隱性擔保變成顯性擔保，建立金融機構的市場化退出機制，意義深遠。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本屆大連夏季達沃斯論壇期間回答世界經濟論壇主席施瓦布關于中國金融體制改革的問題時表示，中國要積極推動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培育發展，還將完善金融監管體系，擇機推出存款保險制度。
目前，運作歷史最長、影響最大的是1934年1月1日正式實施的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制度。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開啟了世界上存款保險制度的先河。亞當·波森認為，中國建立存款保險制度需結合實際情況探討具體方式。中國并不一定要以FDIC的標準來評估風險，中國的理財產品繁多，需要有針對性地評判風險并采取修正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