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以美國著名未來學家杰里米·里夫金為代表的一批學者關于“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呼聲引起全球范圍內的極大關注，2012年英國《經濟學家》雜志也刊登了保羅·麥基里主筆的有關“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一組稿作，學者們稱一種建立在互聯網和新材料、新能源相結合基礎上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即將到來。近來我國一些專家學者圍繞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本質特征、第三次工業革命與“再工業化”、第三次工業革命對中國制造業的沖擊等諸多問題進行了廣泛深入的探討，現將專家學者們的觀點綜述如下。
一、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提出及其社會學術背景
早在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一些專家學者就開始探討第三次工業革命，論者分析了第三次工業革命對員工、收入和研發等微觀層面的影響。赫爾夫戈特（Helfgott）分析了新技術對工人在企業中地位的影響，他認為，正風靡美國產業的新技術，推動著工作場所的轉型，團隊中的工人變得更加重要和自治，身負更多責任。格林伍德（Greenwood）認為，從20世紀70年代初開始，信息技術的發展推動著經濟體系進入第三次工業革命，而信息技術的快速變革會在初期降低生產率，擴大收入差距。莫維利（Mowery）則撰文分析了這場革命對產業研發結構帶來的影響，論者認為，美國的產業研發結構80年代中期已由大企業主導的封閉式創新走向了以中小企業為主的開放式創新，非制造業企業成為研發投資的重要來源。
目前對絕大多數普通人而言，“第三次工業革命”仍是一個十分模糊的概念。而不同的學者，對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概念也有不同的理解。里夫金認為，所謂“工業革命”，參考已經被各界廣泛認知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情況，必須包含三大要素，一是新能源技術的出現；二是新通訊技術的出現；三是新能源與新通訊技術的融合。當新的能源、通訊技術出現、使用和不斷融合時，將極大地改變人類的生產方式，進而改變人類的生活方式。 因此，里夫金認為，“第三次工業革命”就是目前新興的可再生能源技術和互聯網技術的出現、使用和不斷融合后，將帶給人類生產方式以及生活方式的再次巨大改變。他指出，當新的通訊技術和能源技術出現，并相互融合，將會極大地推動經濟的發展。例如，19世紀世界迎來了一次通訊技術與能源技術的融合，這就是所謂的第一次工業革命。當時以蒸汽為動力的印刷機代替了手工印刷，這使得人類可以低成本制作大量的印刷品。此時，學校大量出現，知識得以廣泛傳播，新的經濟模式日益崛起，最終造就了密集的城市核心區和拔地而起的工廠。20世紀，人類經歷了第二次通訊技術與能源技術的融合，即第二次工業革命。電視、電話、廣播等新型通訊技術的出現，以及電力、石油等新能源的使用，極大地改變了經濟形態以及人們的生活，催生出城郊大片的房地產業以及工業區的繁榮。
里夫金表示，第三次工業革命將和前兩次工業革命截然不同，在他眼中，“第三次工業革命”不僅僅是一個學術概念，更是當前全球擺脫經濟危機的必由之路。他認為，“前兩次工業革命中的通訊技術都是‘中心化’的，能源的生產方式以及工業生產方式，都是集中生產。但第三次工業革命中的互聯網技術，則更多的是一種點對點的分散式技術，這樣將使分散式的能源生產和工業生產成為可能。而這種生產方式將更有效率，同時也能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關于第三次工業革命提出的社會學術背景，有學者認為，這與全球可持續發展面臨的壓力息息相關。具體來說：一是到20世紀80年代，石油和其他化石能源的日漸枯竭，及隨之而來的全球氣候變化給人類的持續生存帶來了危機；二是化石燃料驅動的原有工業經濟模式，不再能支撐全球的可持續發展，需要尋求一種使人類進入“后碳”時代的新模式；三是歐盟的推動和媒體的傳播。從2000年起，歐盟就開始積極推行大幅減少碳足跡的政策，以加速向可持續發展時代的轉型。經濟學家湯敏認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提出，主要有兩方面的背景：一方面，計算機網絡和軟件技術不斷革新，并且革新的速度越來越快；另一方面，這輪全球經濟危機造成了社會的巨大需求，特別是發達國家的巨大需求。因為一次大的危機之后往往是因為技術革命才能讓社會產生新的需求，最后走出危機，社會也因此有了新的進步。
二、關于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本質特征
目前來看，比較有代表性的關于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論述主要有兩種，一種以杰里米·里夫金為代表，一種以保羅·麥基里為代表。里夫金認為，所謂第三次工業革命就是能源互聯網與再生性能源結合導致人類生產生活、社會經濟的重大變革。第三次工業革命已經開始，而且迫在眉睫。麥基里長期關注制造業技術和數字制造的發展。他認為，第三次工業革命這一數字化革命，將帶來制造模式的重大變革，大規模流水線制造從此終結，人們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來設計。第三次工業革命甚至還可能帶來反城市化浪潮，取代城市化生活的將是一種分散、自給自足的（農村）生活方式。
上述兩種論述盡管存在差別，一個強調再生能源的制造，一個關注產品的數字化制造，但二者有一個共同點，都主張技術進步可能引起生產方式的巨變，即以互聯網為基礎，以數字化為核心，實現了由“大規模生產”向“自生產”的轉變，而這可以稱之為人類進入“自工業化”時代的第三次工業革命。
我國學者芮明杰認為，新一輪工業革命即所謂第三次工業革命，實質就是以數字制造技術、互聯網技術和再生性能源技術的重大創新與融合為代表，從而導致工業、產業乃至社會發生重大變革，這一過程不僅將推動一批新興產業誕生與發展以代替已有產業，還將導致社會生產方式、制造模式甚至生產組織方式等方面的重要變革，最終使人類進入生態和諧、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的社會。論者指出，第三次工業革命具有五大特征：（1）能源生產與使用革命。我們目前的經濟與社會發展模式、生活消費方式所依賴的化石能源已經逐步進入枯竭期，需要在理念、技術、資源配置、消費習慣、社會組織等諸多方面轉型以開發可替代的再生性能源，使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2）生產方式變革。現在的生產方式是大規模標準化、用機器生產機器的方式；新的生產方式，是以互聯網為支撐的智能化大規模定制的方式，標志著個性化消費時代的到來。（3）制造模式變革。制造業主流制造模式從削減式轉變為疊加式制造，這一變化本質上是制造業數字化帶來的。（4）生產組織方式變革。我們現在的生產組織方式為“集中生產，全球分銷”，新的生產組織方式則不一樣，它叫做“分散生產，就地銷售”。（5）生活方式變革。消費的同時就是生產。購物在3D打印店里就能完成，這才是真正的體驗式消費，邊消費邊生產。
呂鐵等學者也指出，在理解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內涵時，制造業的“數字化”和“大規模定制”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制造業的“數字化”依賴于一個復雜“技術簇群”的支撐。“大規模定制”的實現，需要一系列技術的協同進步并成功實現產業化，進而能夠靈活、快速、低成本地滿足消費者的個性化需求。目前，快速成型技術、新材料技術、工業機器人技術、人工智能技術等一系列重大關聯技術的群體突破和應用條件逐漸趨于成熟，并將有力推動制造業生產效率的大幅躍遷，使得整個生產體系提升到了一個全新的水平。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技術發展呈現出如下一些特點。（1）生產制造快速成型；（2）新材料復合化、納米化；（3）生產系統數字化、智能化。同時，得益于關鍵技術的突破及大規模應用的條件趨于成熟，第三次工業革命中的生產方式也將出現重大轉變，既突破福特模式下低成本的大規模生產，也區別于高成本的個性化定制，生產企業在差異化產品和生產成本之間尋求著有效平衡。具體來說，一是大規模生產轉向大規模定制；二是剛性生產系統轉向可重構制造系統；三是工廠化生產轉向社會化生產。不僅如此，為適應全新生產方式，無論是產業內部還是產業之間都將呈現出產業組織變化的新趨勢。簡言之，（1）產業邊界模糊化；（2）產業組織網絡化；（3）產業集群虛擬化。
關于新一輪工業革命的本質特征，科技部部長萬鋼認為，是否發生新一輪工業革命還是大家在討論的問題，但我們可以說新一輪產業變革正在蓬勃興起。新一輪產業變革是一種建立在互聯網和新材料、新能源相結合基礎上的新經濟發展范式。它以新型通信技術、能源技術及對應的基礎設施為基礎，以“制造業數字化”為核心，帶來產業組織模式的轉變，使全球技術要素和市場要素配置方式發生革命性變化。傳統的自上而下、集中式經營活動的垂直結構將逐漸被第三次工業革命分散經營方式的扁平化結構所取代，由遍布全國、各大洲乃至全世界的數千個中小型企業組成的網絡與國際商業巨頭一道共同發揮著作用。當下全球經濟危機恢復緩慢，一方面是因為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失調；另一方面，也表現出現行的全球產業結構和經濟運行模式不適應綠色、低碳、可持續的發展價值取向。當前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發展的強勁需求與世界的產業變革的快速發展交匯點，這是一個難得的戰略機遇。
三、第三次工業革命與“再工業化”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制造業格局發生重大變化，一個主要特點是美國和歐洲經歷了“去工業化”的過程，勞動力迅速從第一、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轉移，制造業占本國GDP的比重和世界制造業總量的比重都持續走低。制造業向新興工業化國家轉移，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的制造業快速崛起，發達國家汽車、鋼鐵、消費類電子等以往具有優勢的制造行業面臨嚴峻挑戰。
2008年遭受全球金融危機重創之后，發達國家大多處于艱難的經濟復蘇中，苦苦尋求解脫之策。以美國為例，2009年2月17日，奧巴馬總統簽署《2009年美國復興與再投資法案》，被稱為奧巴馬“能源新改”。計劃通過設計、制造和推廣新的切實可行的“綠色能源”來恢復美國的工業，以培育一個超過二三十萬億美元價值的新能源大產業，顯示出美國期待以新能源革命發動一場新的經濟、技術、環境和社會的總體革命的勃勃雄心。奧巴馬發起的“能源新政”及其“綠色產業革命”，對于美國維持其全球霸主地位，很可能起到與上世紀后半葉的“數字化革命”、“信息高速公路”同等重要的作用。歐盟委員會也提出了一攬子能源計劃，預計到2020年把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總體消耗中的比例提高到20%，將煤、石油、天然氣等一次性能源消耗量減少20%，將生物燃料在交通能源消耗中所占比例提高到10%。同時，歐盟還將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提上了重要議事日程。首先確定了以低碳經濟發展為主的目標；其次堅持重在發展“綠色技術”；再次大力推進信息網絡建設。
我們看到，時隔幾年，美國政府的戰略方針已發生轉變。奧巴馬在2012年年度國情咨文中表示，要為美國經濟長盛不衰制定藍圖，這份藍圖以美國制造業為開端。其中一項重要措施就是促進制造業高技術發展，讓制造業更具創造性、更加本土化和個性化，并且降低成本。美國“再工業化”戰略不僅是通過一系列政策吸引“制造業回歸”，更重大的舉措是利用人工智能、機器人和數字制造技術來策動制造業革命，重構世界制造業的競爭格局。
我國學者周振華認為，過去20多年，美國始終高度關注世界前沿的高技術發展，與新興工業化國家形成錯位發展，當下美國“再工業化”戰略調整的背景是，新一輪世界技術革命尚處在孕育期，一些重大技術創新雖初露端倪，但尚未取得根本性突破，新能源和低碳技術、信息技術、生物技術等新興產業發展緩慢，估計5~10年內難以成為經濟增長的助推器。為盡快實現經濟復蘇，配合實施“制造業回歸”和“再工業化”戰略，大力發展人才智能、機器人和數字制造等業已成熟的技術，先行策動制造業革命，既能填補新舊世界技術革命交替之間的“空白”，又能促進較強勁的經濟復蘇。在此過程中，完全可能帶來全球范圍內新一輪的產業升級，特別是制造業的升級換代。
也有學者指出，從“工業化”到“去工業化”再到“再工業化”這個循環的過程，表面上反映了從實體經濟到服務經濟再到實體經濟的回歸，實際上體現了服務經濟真正服務實體經濟的發展戰略，符合經濟形態螺旋式上升的發展規律。如果說“去工業化”去掉的是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環節，那么“再工業化”實際上是對制造業產業鏈的重構，重點是對高附加值環節的再造。發達國家的“再工業化”戰略必然會對全球產業尤其是制造業活動的空間分布，以及各國產業結構的調整產生影響。歐美發達國家意圖通過“再工業化”，解決以下幾個問題：一是希望通過制造業數字化技術發展的領先，繼續保持在制造業價值鏈上的高端位置和全球控制者的地位，解決服務業的虛擬化和金融化與實體經濟發展脫節的問題；二是推動歐美國家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的轉型，特別是在再生性能源開發、智能互聯網發展方面，通過立法、政府資金投入，使過度依賴化石能源的經濟體系、社會生活方式等發生根本轉變；三是用新的數字信息技術、互聯網技術對傳統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重新定義、整合發展，通過技術創新，改變傳統制造業的制造模式，降低單位勞動成本，提高其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同時提供大量就業機會；四是積極推動科技創新、技術創新，創造新的產業。
工業革命是經濟起飛和加速發展的重要動力。第三次工業革命無疑為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帶來機遇，簡言之，一是有利于促進二、三產業的深入融合；二是有利于催生新的產業群和經濟增長點；三是有利于加快傳統產業的創新驅動和轉型發展；四是有利于緩解日益趨緊的要素約束。呂鐵等學者指出，在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浪潮中，中國制造業應當努力實現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由低技術密集向高技術密集、由粗放發展向精益制造、由大規模生產向大規模定制的全面戰略轉型，顯著提升在全球制造業分工中的位勢。為了實現這一轉變，要堅持內外并重、技貿并舉，既要吸收外部創新資源和創新成果，又要堅持自主創新，充分利用自身的創新資源；既要重視技術創新的引領作用，又要重視市場需求的拉動作用。具體來說，（1）接入全球先進制造創新體系和產業網絡，充分利用國際資源；（2）培育先進制造技術創新和產業化主體，掌握話語主動權；（3）通過應用示范啟動數字化制造市場，引領產業發展；構建基于先進制造技術的現代制造業體系，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
近年來，世界上一些發達國家為迎接新科技革命，紛紛把科技作為國家發展戰略的核心，出臺一系列創新戰略和行動計劃。各國都加大了科技創新投入，加強在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網絡、生物醫藥、節能環保、低碳技術、綠色經濟等重要領域布局，更加重視通過科技創新來優化產業結構，驅動可持續發展和提升國家競爭力，力圖保持科技前沿領先地位，搶占未來發展制高點。在世界經濟格局重新調整過程中，歐美發達國家啟動“制造業回歸”和“再工業化”戰略，無疑會對我國經濟發展和制造業發展產生競爭壓力，這也需要我們對經濟結構轉型及產業升級等重要戰略進行深刻反思與科學評估。
四、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幾點啟示
如何走出危機實現經濟復蘇的全球性爭論當下正在導出一個突破性的歷史結論，全球需要進行一次新的工業革命。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一書中，里夫金在可再生能源和互聯網技術相結合的意義上提出了一種對于“新經濟模式”的未來預測。其中融合了他在《歐洲夢》、《工作的終結》等著作中已經提出的相關思想，并在方法論上貫徹了《熵：一種新的世界觀》中提出的“能源機制決定論”觀念。在具體的政策建議層面上，里夫金的著作不失其思想價值。
馬克思主義認為，確定一個社會形態的標志不是某個產品（蒸汽機或知識、信息），而是生產新產品的新的生產方式。上世紀中后期，以微電子技術為中心的新科技革命敲響了工業社會的喪鐘，它以不可阻擋之勢造就了一個全新的“信息社會”、“知識社會”和“網絡社會”。科學技術成為第一生產力，知識和信息成為人類生產的戰略資源和主導資源，生產知識和信息的科學研究產業化，成為嶄新的科學研究業（簡稱“科業”）。硅谷的誕生是其重要標志。如同當年工業革命一樣，這一輪新科技革命實質上是一場新的產業革命——“科業革命”，代替工業社會的將是全新的“科業社會”。論者認為，《第三次工業革命》一書和相關討論文章的意義在于，它們進一步展現了美歐經濟發達國家“科業革命”的新躍進，生產已從工業社會的機械化自動化，進入到“科業社會”的智能化數字化了，體力勞動者將從腦力勞動者設計構建的數字化生產線上消失，這正是當年馬克思所預言的歷史大趨勢。美歐將實行數字化生產的“再工業化”、“再造制造業”，這將對中國這樣的后發工業化國家構成巨大挑戰，這是我們必須認真對待的。
也有學者認為，里夫金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指出的問題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也就是說，生態和能源危機所引發的有關新能源（可再生能源）技術的發展，以及信息技術的發展和互聯網時代的來臨，將在未來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同時，這樣一種新能源技術和新信息技術的結合，將開啟一場新的革命。這場革命不僅涵蓋技術層面，還將涉及政治組織、價值觀念和社會關系等。這是完全有道理的，而且是值得我們高度重視的。當然，里夫金《第三次工業革命》中也存在一些被曲解、遮蔽了的問題。一方面，我們應警惕里夫金“未來社會預測”中所帶有的“能源機制決定論”傾向，回到以物質生產方式為基礎的總體社會形態變遷中理解當代中國的社會現實與歷史走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對于中國的未來經濟發展而言，新能源機制和新通訊技術的發展的結合固然重要，但不能忘卻這種結合本身的客觀歷史基礎，即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提出的“工業化基本實現”或者說“推動信息化和工業化的深度融合”的要求。另一方面，我們還應謹慎對待“熵的世界觀”中隱含的邏輯悖論，即由“耗散結構理論”思考所引發的“新經濟模式”的邊界問題，或者說全球化資本主義時代的產業分工與資本統治方式問題。
近兩個多世紀以來，中國與世界科技革命和工業革命失之交臂，中華民族留下了太多的遺憾。中國如何才能不被第三次工業革命甩開？換言之，我們如何應對第三次工業革命？專家學者們見仁見智，概言之，除了需要不斷地在政治、社會和經濟各個層面上的改革，從制度上保證參與新工業革命所需的寬松發展環境之外，以下幾個關鍵點至關重要，首先要抓教育；二是要有更好的創新、創業環境；三是政府角色的變化；四是創新機制的形成。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國經濟和社會快速發展，我們應該有超凡的勇氣和智慧迎接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挑戰，牢牢把握歷史機遇，加快工業化步伐，把教育現代化和科技現代化真正放在首要的戰略地位，實現“彎道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