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2年7月12日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舉辦的一場研討會中，上演了經典的華府一幕。在這個探討美國未來制造業發展趨勢的論壇上，臺上就座的兩位共和黨與民主黨議員因為美國政府是否要給企業培訓提供資金爭執了起來。民主黨眾議員戴
維·西西里恩(DavidCicilline)強調為了促進美國新型制造業的發展，必須要加強政府對員工培訓等方面的撥款力度。共和黨眾議員唐·曼組洛(DonManzullo)堅持共和黨“砍錢”的一貫立場，既要讓馬跑，又不給馬吃草，堅稱“重要的是知識，不是資金”。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沒有政府資金支持，沒有國家決策層面的統一規劃，沒有業界和知識精英界的合力謀劃，美國恐將錯失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列車，而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美國頻繁的選舉制度和政客作為“局中人”的短視。正如《第三次工業革命》一書的作者杰里米·里夫金指出的那樣，實現第二次工業革命到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轉變，最艱難的在于觀念的轉變而非技術的發展。美國的政治和知識精英顯然對第三次工業革命尚未給予充分的關注。
記者向西西里恩發問：在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和歐洲，第三次工業革命已經成為熱議話題，而美國當前討論經濟議題時，大多數精力仍然放在討論如何用減稅避免今年底的‘財政懸崖’和美聯儲‘扭轉操作’延期等著眼于半年之后的短視政策，很少有關于十年后產業政策規劃的嚴肅討論，美國難道不怕錯失這一輪產業革命的良機？西西里恩坦言，長期思維固然重要，但是在美國當前政治和選舉機制的束縛下，謀劃十年之后的事顯得不合時宜，討論這個議題至少要等到大選之后。
每兩年就要進行的一次眾議院選舉、四年舉行一次的總統選舉、參議員六年就要面對的選舉，會使得美國總統和500多名議員將注意力都放在半年或一年之后的超短期議題上，只有這樣，才能在有限的任職時間內為自己連任創造得分點。近幾十年來黨派觀念日益濃厚的華盛頓政治現狀使得民主、共和兩黨在預算、稅收等經濟議題上分歧明顯，而美國所有大型的國家工程的預算又必須要經過國會審批通過。
顯示美國兩黨斗爭白熱化但缺乏經濟遠見的一個明顯例證就是關于美國公路撥款法案的博弈。業界早有人提出，在半個世紀以來，美國沒有開展過任何大規模的國家基礎設施建設，而只是在做些小修小補，按奧巴馬總統的說法，美國的公路狀況不及中國，美國的上網速度不及韓國。美國的跨州公路體系是在約翰遜總統任內啟動，1966年，約翰遜總統簽署立法建立美國交通部，開啟了奠定美國半個世紀來賴以維系的公路網建設。根據2005年的交通撥款法案，當前美國公路的養護費用主要來自每加侖18.4美分的聯邦汽油稅和每加侖24.4美分的聯邦柴油稅，由于兩黨在交通、能源等政策上分歧明顯，這一本應在2009年9月到期的法案連續9次用臨時延長數月的方法在維系，給基建工程帶來很大的不確定性；更為重視保護傳統石化企業利益的共和黨要求在將該撥款法案延期兩年時，民主黨必須要在建設從加拿大到美國的輸油管項目上妥協，經過數月的艱苦斗爭，奧巴馬才在今年7月6日簽署了將交通撥款法案延續兩年的新法案。美國各黨派又都將這一“守江山”的法案作為自己的重大政治勝利大書特書。西西里恩是美國基礎設施銀行理念的提出者之一，盡管奧巴馬多次將這一理念放入自己的國情咨文和就業創造法案，但因為共和黨的反對，這一動議依然束之高閣。
里夫金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指出，使得美國經濟在上世紀80年代達到全球巔峰的是充分供應且廉價的石油、汽車和民眾消費，而這種模式面臨困境。金融危機并非空穴來風，它發端于80年代晚期美國城市化建設的減速，當時美國的跨州公路建設達到頂峰，標志著汽車和石油時代達到頂峰；美國民眾的過度消費快速透支了美國所積累的社會財富，居民儲蓄率下降，公共債務攀升，全球擴張的總需求追逐日益減少的石油資源，使得油價在2008年7月達到每桶147美元的頂峰，而六天之后，銀行體系就因為天量的債務出現流動性枯竭。
美國目前的經濟增長模式依舊是消費驅動型，消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約七成，而延長減稅或是美聯儲量化寬松、‘扭轉操作’等財政和貨幣政策實質是要用放大的短期財富效應，來延續既有的消費驅動型經濟增長模式。在美國國債收益率降至建國以來最低點的條件下，美國各界依舊沒有對利用低融資成本、加大占領未來經濟制高點的基礎設施和科研投入。
曼組洛等議員指出，在歐洲已經先行一步的情況下，美國尚沒有對先進制造業的清晰定義，歐盟已經把納米科技(nanotechnolog)、微電子和納米電子(micro-andnanoelectronics)、光電學(photonics)、先進材料(advancedm
aterials)、生物科技(biotechnology)等五個行業列為先進制造業。早在2007年5月，歐洲議會就通過了一項正式宣言，以加強對新能源產業的開發并提高能效，提出了到2020年將能效提高20%的具體指標，向世界其他地區傳遞了一個清晰的信號——歐洲已經走上了新經濟之路。
歐洲議會在宣言中提及的未來清潔能源時代的產業發展重點與里夫金的闡述極其相似。里夫金認為，正如歷史上任何其他時代的通信、能源基礎設施一樣，支撐第三次工業革命離不開五大支柱，即向可再生能源轉型，微型發電廠分散式生產，使用氫和其他存儲技術存儲間歇式能源，能源互聯網，將傳統的運輸工具轉向插電式以及燃料電池動力車。
其實，美國并非沒有對于先進制造業和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努力嘗試，但是培育工業革命的系統化長期努力和美國當前短視的政治運作模式出現斷層，在新能源等行業的產業優勢有被德國等歐洲國家和新興經濟體趕超的態勢。美國制造業聯盟執行總裁斯科特·保羅(ScottPaul)告訴筆者，早在一代人之前，美國就掌握了太陽能和風電渦輪機技術，但是近年來美國對新能源的創新激勵機制逐漸減少，導致新能源的研發和生產向海外流失，德國是太陽能行業的領軍者，并非因為德國是個日照充足的國家，而是因為德國在太陽能領域研發的大量公共投資，但自從索林德拉事件以后，美國在新能源等未來朝陽行業的發展上是在苦苦掙扎。
美國總統奧巴馬上任之初曾將新能源作為重點發展行業，索林德拉是一家位于美國加利福尼亞的太陽能電池板制造商，是奧巴馬政府首批給予貸款擔保的能源企業之一，2009年9月獲得5
.35億美元貸款。該公司曾被奧巴馬稱為創造綠色能源就業的“典范”。然而，該公司在2011年8月底因為經營不善宣布破產，1100名員工全部失業。在大選臨近之際，共和黨將奧巴馬政府的失誤放大，指責奧巴馬政府是出于“政治動機”而倉促為該公司提供貸款擔保，導致納稅人遭受損失。
美國制造業的生存困境早在幾十年前就已經顯現。截止2011年底，美國制造業崗位不到1200萬個，比起美國制造業達到頂峰的1979年的1960萬個崗位，美國大約年均流失23萬個以上。脫離實體經濟的發展而過度依靠金融創新來助推經濟的惡果在金融危機期間充分體現。近年來出現了數十萬制造業崗位回流美國的現象，但是業界人士分析，很多就業崗位回流主要是成本驅動，而非新產業驅動。
工業革命不僅會影響未來經濟的發展模式，也會影響社會范式，而醞釀新一輪工業革命不僅是一項經濟工程，也是宏大的社會工程，其中要付出很大的艱辛，也要允許跌倒和改正錯誤。其實，美國擁有很強的經濟和科技競爭力，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的數據，在創新能力、大學和產業科技聯合研究等指標上，美國都位居全球最前列，如果轉型得當，美國依舊具有成為第三次工業革命時代霸主的巨大潛能。
但是，美國當前的政治機制并沒有給產業發展的摸爬滾打提供有利條件，新能源規劃、智能電網、后碳時代這些未來經濟發展的亮點在當前的美國都是政治忌語。在索林德拉事件之后，美國政府在支持清潔能源行業發展方面就變得畏手畏腳，奧巴馬政府鮮見公開談及新能源產業發展并出臺新的扶助政策。“美國目前的這種狀況，可能會把新能源等產業發展機遇拱手讓給競爭對手。”布魯金斯學會副總裁達雷爾·韋斯特(DarrellWest)無奈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