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國在技術研究上已經積累了多年，具備了豐富的經驗和知識。一些科學領域的創新為技術創新和推進產業化奠定了相當的基礎。
●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千萬不能對新興企業設置障礙，特別是創新型小企業，要支持發展、鼓勵發展，在準入方面還需要做很多的工作。
●關鍵的問題是要把發展的精力放在技術創新能力的提高上，通過技術進步推動產業擴張，產業的成熟反過來又推動技術的進步。
第三次工業革命是否會如里夫金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預言的那樣如期到來？第三次工業革命究竟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中國今后的經濟發展？對中國是 機 遇 還 是 挑 戰 ？ 我 們 準 備 好 了嗎？……這些問題不但政府和企業關心，廣大學者和研究部門專家也在深深思考，尋找答案。
作為對產業經濟和技術經濟有著深刻研究的權威專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部長馮飛研究員不但參與了《“十二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相關問題調研和文件起草工作，而且曾經兩次走進中南海，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主講人。近日馮飛研究員接受了《經濟參考報》記者的專訪。
重大創新到了產業化突破的臨界點
《經濟參考報》：對于里夫金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提出的建立在互聯網、新材料、新能源相結合基礎上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即將來臨的觀點，您有什么看法？您認為，當前世界和中國的產業發展處于什么階段？
馮飛：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世界各國都在尋找迅速走出金融危機陰霾的解決方法和新的經濟增長點。當時我們的判斷是，全球經濟正處在新一輪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的前夜。雖然沒有考慮是第幾次革命的問題，但是已經明顯看出世界經濟正在孕育新的變革。
從英國工業革命開始至今已逾200年，期間曾經歷了一輪又一輪的重大技術變革。自上世紀90年代信息技術革命之后，一些科學家和研究人員都感覺到會有一輪新的技術革命呼之欲出。有專家就曾經預言，到了2025年，全球經濟將進入生物經濟的時代；還有新一代互聯網產業，或者稱為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IB M提出的智慧地球物聯網云計算等都屬于這種新產業。另外，一些與氣候變化相關的產業也獲得了高速增長，全球向低碳經濟轉移也成為了大趨勢。
世界各國在技術研究上已經積累了多年，具備了豐富的經驗和知識。一些科學領域的創新為技術創新和推進產業化奠定了相當的基礎。比如，實際上風能、太陽能經歷了幾十年的知識積累，從知識的創造到技術的創造再到產業化。這些重大創新到了產業化突破的臨界點。
從我國自身來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綜合國力有了明顯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具備了參與新一輪科技競爭的能力和條件。通過發展新興產業，對于緩解我國面臨的資源、能源和環境壓力，改變粗放的發展方式，穩定增長，帶動就業，具有重要意義。
當前，科學技術正處在革命性變化過程的觀點逐步被政府決策部門、學術界和企業界所接受。至于說，是第幾輪工業革命，由于不同學者和研究人員分析問題的角度不一樣，歸納總結主線不一樣，劃分也就不一樣。《經濟學家》的封面文章認為制造業數字化是本輪工業革命的特征。我理解，他的這種總結是以生產方式變革為主線。還有一種方式是從主導技術和新興產業角度來歸納總結。比如，從蒸汽機到電氣，從IT技術到互聯網等等。還有人是以科學技術突破角度來講，比如中科院就有科學家認為，現在是第六次科技革命，其中四次技術革命，兩次是科學革命。
新一輪產業革命呈現三大特點
《經濟參考報》：普遍接受的觀點是從瓦特制成改良型蒸汽機開始第一次工業革命到現在的第三次工業革命，期間世界經歷了幾輪技術革命和科技革命浪潮的沖擊，那么您認為，里夫金提出的第三次工業革命與前兩次工業革命相比具備了哪些新的特點？
馮飛：我認為，這一輪新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歸納起來有三個主要特點。
第一，新興技術的群體涌現，協同融合。和前幾輪工業革命，也就是蒸汽機、電氣、IT，這些以某一項工業技術占主導的情況不同，這一輪工業革命需要協同融合。比如，我們認為，信息化浪潮并沒有終結，仍然方興未艾，出現了以信息技術深入應用為特征的新信息化浪潮，或者叫第三次信息化浪潮。第一次浪潮是個人電腦的出現，第二次是互聯網，第三次是以物聯網、云計算、信息技術深度應用為特征的浪潮。信息技術對其他產業和新興技術的促進作用非常明顯，有很強的催化作用。生物技術也是如此，生物能源與新能源之間還產生了耦合效應。
第二，新興經濟體積極參與到新技術革命中。在金融危機之后，世界各國都非常重視新興產業的發展。2009年年底，美國出臺了“重塑美國制造業框架”的政府文件，其中涉及6大產業，絕大多數都跟我國的“七大產業”有相似性；歐洲出臺了“2020年可持續與包容性的智能發展戰略”；日本也出臺了“日本2020新增長戰略”。
從這幾大主要經濟體的選擇來看，對新興技術的選擇日益趨同，各國基本上都把新能源、生物技術和信息技術作為本國或本地區今后發展的重點。這些主要經濟體普遍認為，在這些領域可能存在一些新的發展機遇。到了產業化突破的臨界點。加上政府采取適當措施支持可以形成一個新的增長點，進而帶動經濟新一輪高增長。新興經濟體則試圖通過重點突破的戰略來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集中力量在一些重點領域實現突破。比如，巴西利用自己獨天得厚的資源優勢主要在生物能源領域展開突破。
第三，應對共同挑戰。各國需要共同應對的挑戰主要集中在資源、能源、環境和氣候變化等方面。對于新能源汽車和節能環保等產業發展，驅動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是能源安全，第二是環境與氣候變化。而且這兩大驅動力也是全球共同應對挑戰的問題。在這個過程中，競爭和合作是必然的。既有競爭一面，各個國家試圖搶占新一輪產業發展制高點，另外必須走合作道路，共同采取行動才能應對全球面對的挑戰。
《經濟參考報》：當世界各國都意識到新的技術和科技領域將出現新的變革力量，并且有所行動之時，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也不能置身事外，我國政府也需要對這種新情況和新趨勢以及對未來可能給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影響加以評估和判斷，那么根據您的研究和判斷，這一輪工業革命對中國來說是機遇大于挑戰還是挑戰大于機遇？將對中國產生哪些影響？
馮飛：我認為，這一輪新的技術革命對中國既有機遇，也有挑戰，但是挑戰大于機遇。主要體現在幾個方面。
第一，如果說數字化制造是這一輪革命的突出特點，那么將直接導致勞動力成本變得不像過去那么重要，也就是說將會出現通過資本有機構成提高來替代勞動。國外學者提出的觀點主要還是在發達國家進入金融危機之后，希望尋求出路，進而提出制造業復興和再工業化的背景下產生的。他們實現再工業化最大的困難是勞動力成本相對于發展中國家要高得多。這就需要他們能夠提供更高的技術去改善效率，提高勞動生產率，來彌補勞動力的劣勢，否則他們的想法就成為空話。
隨著技術不斷進步，美國在尋找新的出路，主要通過信息技術和智能技術的融合來彌補制造業競爭力不足的問題。現在看來，這件事現正在逐漸變為現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3D打印機的出現。當然，并不是所有行業的勞動力成本都不重要，一些傳統的勞動力密集型行業，勞動力成本還是一個重要因素。
第二，新的生產組織方式使得對市場的快速反應和生產個性化的產品成為企業競爭力的核心。在許多行業，體現個性化服務會變得更加重要。這種個性化服務帶來一個新問題，對市場快速反應將影響到制造設施的空間布局。工廠放在市場附近，對市場需求能做出快速及時反應的地方成為重要因素，而不是放在勞動力成本低，但是距離市場比較遠的地方。這將大大影響產業的空間布局，市場因素的重要性越發凸顯出來。能否把市場多樣化的需求快速反應到產品的設計當中來滿足多樣化需求，將成為企業核心競爭力所在。中國在全球化過程中是最大受益者之一，如果說第三次革命對發展中國家的挑戰更大的話，那么對我國的挑戰尤為明顯。其他發展中國家想走中國當初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走過的道路，即吸引全球制造業到某一個國家的機會已經不多。
第三，規模經濟重要性降低。第三次工業革命不像上一次工業革命那樣，以規模經濟為主要特征。比如，從能源生產和利用角度來講，不再由一個或者幾家大的能源集團集中提供能源，能源都是分散的，每一個人既是能源的消費者又是能源的提供者。雖然有些產品仍然需要大規模生產，規模經濟還是主要競爭力所在，但是越來越多的柔性制造對市場的快速反應能力和個性化服務顯得更加重要。多樣化、靈活性，對于企業而言是新的發展方向。
第四，決策分散化。對我國來講，這個問題顯得更加突出。由于第三次工業革命要求個性化、快速性和分散性等特點，這必將導致決策是分散性的。
總的來說，這輪工業革命對經濟發展的影響還要假以時日才能看出來。我認為，這種影響在未來的五年會逐步顯現出來。現在講革命已經產生了變化為時過早。但是也引發我們的思考，不能對這種革命性變化漠視，對政策研究部門來說，寧可把挑戰評估得更足一些，應對才能更加主動，準備才能更充分，如果對這些戰略長期變化視而不見日后我們就會陷入被動。
《經濟參考報》：既然您認為是挑戰大于機遇，那么中國應如何應對這種挑戰？
馮飛：一方面，我國經濟發展當中已經遇到瓶頸性問題，這些問題主要是因為我國以前要素成本低的優勢近些年削弱明顯，跟發達國家的成本差距在明顯縮小。美國研究機構認為，對比勞動生產率調整后的綜合性成本，我國的勞動力成本是美國南部州的35%左右。但是，到2015年左右，將達到60%左右，說明中國的綜合成本上升速度很快，中美勞動力成本之間的差距在縮小。再加上美國在能源方面，形成了價格洼地，美國的天然氣和煤炭非常便宜，美國的物流成本只占到G D P的9%，而中國占到18%，綜合起來，一些制造業回歸美國是必然，如果再加上第三次工業革命這種技術手段的疊加，中國國際競爭力提升所面臨的挑戰還是比較大的。
由于中國是經濟全球化主要受益者，第三次工業革命對產業發展產生的四方面影響，對中國來講沖擊還是很大的。當然中國相對于其它一些國家還具有一些綜合性優勢，低成本和超大規模市場的結合是許多國家無可比擬的。雖然第三次工業革命提出對市場的快速靈活反應，個性化需求，但是中國市場的規模，再加上多層次性，實際上中國還是有很多機會。
調整周期比較長，政府要適應這些趨勢性的變化，企業也要捕捉發展和調整的機會，推動企業轉型升級。在轉型過程中，中國的特點是低成本，加工組裝有很強優勢。但是，要把個性化服務及時轉化為產品這就考驗企業對市場的反映能力和適應能力，能否把市場需求在產品設計中及時體現出來，這是核心的東西。如果我國能把短板補齊，發揮超大規模國家多層次市場的優勢，實際上我們可以把危機轉化為機遇。
第二，數字化制造對人力資本的要求明顯提高，必須具備駕馭這些數字化和智能化設備的人才。現在出現了人才結構供給的扭曲，應該把如何提高人力資本作為重要的國家戰略來考慮。人才戰略除了要關注高端的創新型復合型人才，還要著眼于培養高技能的技術人才。
第三，體制機制要變革才能抓住第三次工業革命帶來的機遇。第三次工業革命帶來不是單一政策的調整，是系統性變革問題，這種系統性變革要求頂層設計和系統性規劃，這對我們是最大的挑戰。
目前，依靠中國的綜合國力，只要我們抓住在制造業當中比較好的基礎，體制變革帶來的活力完全可以住在機遇。
對戰略性新興產業不能揠苗助長
《經濟參考報》：我國為了應對金融危機和掌握未來世界經濟發展和新一輪工業革命的主動權也對我國未來的產業發展做了相應的規劃，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確定了把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作為未來的重點發展方向和主要任務，您也參與了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相關問題調研和文件起草工作，您能談談“戰略性”體現在哪些方面？
馮飛：我國政府也非常重視在這次工業革命搶得先機。在《“十二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提出了節能環保產業、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生物產業、高端裝備制造產業、新能源產業、新材料產業、新能源汽車產業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重點發展方向和主要任務。
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戰略性”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能顯著地提升我國的自主創新能力；二是能顯著增強我國可持續發展能力；三是能讓我國更深入地參與國際競爭，謀求在新一輪全球性產業結構調整和科技革命中占據一席之地。最重要的是第三點。
《經濟參考報》：與傳統產業相比，您認為戰略性新興產業有哪些新特點和新風險？戰略性新興產業除了要擔負起未來中國經濟再次騰飛的任務，還有哪些新任務？我們在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時候應該從以前經濟發展戰略中吸取哪些經驗教訓？
馮飛：戰略新興產業基本上目前都處于起步階段。起步階段的特點是技術創新非常活躍，不斷地產生新技術，甚至是出現一些“顛覆性創新”、突破性創新。所謂“顛覆性創新”就是一個新的技術出來，可能對一個剛剛誕生不久的技術就是一個完全的替代關系。
所以這個產業當中最大的特點就是技術的不成熟，充滿著一些技術風險，同時也充滿著一些技術的機遇。正因為有這樣的特點，所謂戰略新興產業發展是狹窄的技術創新方面，而不應該等同于傳統的產業，地方政府急于拉投資，這樣的做法是帶有很大的技術風險的。
在產業化的初期，市場是不成熟或者是在成長過程當中的。有一些領域有一個規律是供給創造需求，而不是需求拉動經濟，就是有供給了才有需求，比如互聯網，這是一個比較典型的案例。
在產品引入的初期，如果這個產品是對傳統產品替代的話，會面臨著一個初期成本較高的問題，比如像新能源汽車，替代的是傳統的汽柴油汽車。目前新能源汽車價格、成本都比較高，性能上也不如傳統的汽車，所以就面臨著一個市場進入難的問題。最后是整個的消費環境還有比較大的障礙。比如像新能源汽車的充電設施不完善，也會制約新能源汽車大規模地應用。這是市場的特點。
從投資來看產業成熟階段是典型的一個投資“蜂聚”現象，就是像蜜蜂一樣地集中在一起，任何一個國家都出現過投資“蜂聚”現象。如果是沒有政府干預的這樣一種行為，投資的“蜂聚”現象是好事，如果地方政府在拔苗助長的話，就會帶來很大的風險，也會造成戰略性新興產業各地盲目發展，出現一些產業雷同、惡性競爭等等問題。
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是新技術往往誕生于新興企業，很多國家都有這樣的特點。比如像90年代初的信息革命 ， 信息化浪潮， 微軟 、谷歌、C isco，像這些企業都是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在很短的時間內成長為世界級的企業，甚至是占據這個行業的全球化地位。
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千萬不能對新興企業設置障礙，特別是創新型小企業，要支持發展、鼓勵發展，在準入方面還需要做很多的工作。哪個產業成熟發展得好取決于技術的進步、創新的程度。
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目前面臨三大創新任務：技術創新、管理模式創新、體制機制創新。第一是技術創新。關鍵的問題是要把發展的精力放在技術創新能力的提高上，通過技術進步推動產業擴張，產業的成熟反過來又推動技術的進步。如果只是關注規模產業化，就會蘊含巨大的技術風險，可能被市場出現的新技術所淘汰。
第二是商業模式創新，一個產業不光是技術的創新 ， 關鍵是商業模式，這個技術被市場接受，是因為有適合它的商業模式，即企業、消費者能夠雙贏的模式。技術創新和商業模式 創 新 是 戰 略 性 新 興 產 業 發 展 的 兩翼，不能偏頗。
第三是體制機制創新。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其核心是形成技術不斷進步的機制，把全社會的創造力充分調動起來、發揮出來，這是完全不同于傳統產業的發展方式 。現在的政策、體制，比較擅長傳統產業追求規模擴張的管理辦法，基本上是規模趕超型，而不是創新導向型，但是要實現技術趕超，相關的制度還沒有形成，而要建立與之相適應的制度，不是靠一兩點可以取得突破的，從準入、行業壁壘的破除，到政府行為方式的轉變等，都需要一系列適應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特點的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