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偉，1957年1月出生，祖籍山東省蒙陰縣。1978年春，作為“文革”后恢復高考的首屆學生，自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考入北京大學經濟學院(77級)，先后獲北京大學經濟學學士、碩士、博士學位。留校任教后，1989年晉升為副教授，1992年晉升為教授，1994年被評定為博導�，F任北京大學黨委常委副校長，《經濟科學》主編。
他的主要學術活動領域是政治經濟學中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制度經濟學中的轉軌經濟理論，發展經濟學中的產業結構演變和轉型經濟學中的產權問題。
獲得的學術獎勵主要包括：兩次獲得“孫冶方經濟學著作獎”，兩次獲得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經濟學二等獎，三次獲得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成果一等獎，多次獲得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成果二等獎，全國首屆青年社會科學成果三等獎。
主要學術兼職包括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理論經濟學委員，教育部經濟學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市場經濟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民營經濟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生產力學會副會長，中國資產評估協會副會長、首席經濟學家等。
北京大學副校長劉偉日前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工業革命是指能引領社會全面升級的重大技術突破，國際研究認為大約需要70年才能遇到一次。從上個世紀70年代開始的生命科學技術迄今已有40余年，有望在未來20-30年之內進入收獲期。中國現在經濟快速發展，獲得了參與新的工業革命的機會，但卻存在著創新悖論。實踐證明，市場而不是政府是創新的行為主體，大企業是重大技術突破的主要力量。但是中國的大企業主要為國有企業，指望國企創新就相當于指望政府創新，是不可行的。而且進一步看，中國的國企大多具有壟斷性質，然而經濟學已經證明壟斷企業是沒有創新動力的。所以中國要想參與工業革命當務之急就是進行體制創新。對此他給出了一系列的具體建議。
●市場是創新的主體，大企業是重大技術突破的主要力量，壟斷企業沒有創新動力。
●市場公平競爭是鼓勵進步的，市場進步了，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就有了基礎。
●傳統增長方式受到制約，體制創新和技術進步推進的生產要素提高將發揮更大作用。
推進市場化改革
劉偉說，改革開放以來的30多年里中國在經濟增長上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的奇跡�！搬绕鸬闹袊敝猿蔀閲H上的一個流行詞以及中國今天在大國博弈中發揮的重大作用，可以說是中國人民上百年努力的結果，但其中最大的成就，應該歸功于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發展。
這種高速增長有多方面的原因：改革開放以前老一代中國領導人推動的中美外交以及和西方發達國家的交往，就為后來中國改善進行經濟建設的國際環境奠定了基礎，而世界性的新技術革命浪潮和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則為我們在某些領域取得跨越式的發展提供了條件。但從總體上看，對中國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是我們的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而從更廣泛的意義上看，對外開放實際上也是經濟體制改革(以及相應的政治、文化、法律等各方面的改革)的一個組成部分。
體制改革是制度上的創新，從根本上說，它是要從制度上整體地改善對生產者和勞動者的激勵以及各種資源的配置，從而使單位投入獲得更大的產出。首先是要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因為任何一種發展，要靠人來推動；然后是要素效率的提高，使各種生產要素能夠獲得更加有效的利用。
具體地說，我們的體制創新可以從微觀和宏觀層面上看：一是微觀上的市場化改革，通過建立和發展了社會主義市場體制，尤其是通過對生產者和勞動者的不斷激勵，使中國經濟發展潛力逐漸地釋放出來；二是宏觀層面上的改革，即通過政企分開等措施改善政府職能，提高政府效率，并逐漸發展建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礎上的宏觀調控。
到了本世紀初，尤其是在2003年以后進入新一輪加速經濟增長周期之后，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逐步建立和商業銀行體系的市場化改革，宏觀調控尤其是貨幣政策更是成為國家干預經濟活動的主要手段，在調節經濟增長、控制通貨膨脹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體制創新(包括宏觀層面和微觀層面的創新)和宏觀調控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角度是不同的，體制創新是從制度方面推進的，主要是要更好地發揮市場主體在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從而對經濟增長產生長遠的影響，而政府干預(包括經濟政策和行政手段)主要是在體制不發生顯著變化的前提下，通過政策的運用來影響經濟增長的各個總量，對經濟增長產生即期或短期的影響，目標是實現國民經濟平穩發展，避免經濟活動的過度起伏，從而提高經濟增長的宏觀效率和實現可持續增長。
劉偉認為，改革開放以后，中國之所以能夠取得和保持持續的高速增長，主要原因不在于政府對經濟活動的直接干預而是恰恰相反。在計劃體制之下和轉軌初期，政府對于經濟活動的直接干預不是太少而是太多，而從我國經濟建設的歷史和經驗上看，政府對于經濟活動的擴張性干預，其結果往往是導致經濟過熱，一方面形成大量浪費，另一方面還要重新進行巨大的投入對錯誤進行修復，經常是得不償失。
據他介紹，黨的十四大之所以把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中國經濟改革的新目標，正是經過長期探索而尋找到的正確道路，就是要使市場成為配置資源的基礎性力量，換句話說，要主要靠市場而不是政府來推動中國的經濟增長。
“1998年前后，我國外部受到了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國內遭受了嚴重的自然災害，國有企業又處于嚴重的困境中，我們在宏觀經濟政策上采取了相對的應對政策，如積極的財政政策的應用改善了我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投資需求，但是更為重要的，是我們加強了市場化改造，其內容涉及政府機構和體制的改造、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造、金融體系的改造、住宅制度的改造、外貿體制的改造等一系列重大領域�！眲フf。
這些體制創新對我國長期經濟增長具有深遠的意義。到2003年前后，這些改革的效果開始體現出來，國有企業恢復了活力、民營經濟獲得了發展、房地產業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現代銀行體制的建立和發展為貨幣政策的更廣泛應用建立了基礎。這使我們有了改革開放以來時間最長的平穩經濟增長。從十四大提出的改革目標看，初步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任務，我們已經提前完成，但是完備市場體系和市場秩序方面，仍然有很多工作要作。當然，在舊的市場秩序失控，新的市場秩序還沒有建立起來之前，政府可以通過一定的行政手段保持市場的穩定，但從長遠看，還是需要推進市場化改革。
從這個意義上說，完善市場體系和改善政府職能其實就是當前制度創新的兩個基本方面，我們當前經濟生活中的一系列矛盾，如由農產品價格上漲帶動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的較大波動、部分城市房地產價格上漲過快、高耗能高浪費產業的過快發展、投資脫離了消費需求而過度增長、人民生活由于通貨膨脹受到影響等，從根本上看，都在于市場體系和市場秩序發育遲緩，市場和價格信號在調節供需、配置資源上不能充分發揮作用，從而導致各種矛盾和失衡。解決經濟增長中的各種矛盾和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離不開各種短期措施，但是更需要目光長遠的深化的經濟體制改革。
改善政府職能也不僅僅是更多地招商引資和政府對現實經濟活動的直接參與或干預，而應該更多地著眼于市場體系和市場秩序發展和完善，為市場主導的自主經濟增長創造更好的條件，而市場公平競爭是鼓勵技術進步的，市場進步了，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也就有了基礎。因此，通過政府職能轉變而推動的市場化建設，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環節。
提高經濟效率
劉偉認為，無論是微觀改革還是宏觀調控，目標都應該是一致的，這就是要不斷提高中國經濟的效率。經濟活動的效率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即時間效率和生產要素效率，用現在的話說，即經濟增長的數量和質量，不但要增長得快，同時質量還要提高。
首先是時間效率，它體現為在單位時間內獲得更多的經濟增長，而且這種增長應該是連續的，避免過度的起伏，進而形成長期、平穩、持續的較快增長。在實現經濟起飛和加速經濟增長時，這種效率的提高主要是通過增加生產要素的投入來實現的，即通過經濟體制改革調動生產者和勞動者的積極性，能夠在單位時間中投入更多的勞動和資本，從而能夠利用更多的資源來達到產出規模擴張的目的。
但是當市場化改革發展到一定階段，那就不是生產者和勞動者有沒有積極性參加經濟活動的問題，而是經濟資源能不能夠得到更加有效地配置的問題了，這種有效配置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經濟層面上，由于經營管理、社會組織、政府管理、分工協作等更加科學合理，供求更加均衡，經濟活動變得更有效率，一是在技術層面上，由于技術進步使得同樣的投入可以得到更多的產出，或者是同樣的產出只需要更少的投入。所謂廣義技術進步的概念，就包括了這兩個層面。
“如果說在過去的30多年里，我們首先是通過收入分配領域的改革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然后再通過產權制度的改革調動生產者或經營者的積極性，從而達到了以外延式擴大再生產為主要特征的時間效率的提高，從而取得了長期的高速經濟增長，那么到了現在，傳統的增長方式已經開始受到制約(包括體制和資源的制約)，以體制創新和技術進步推進的生產要素效率的提高，應該在中國經濟增長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劉偉說。
據他介紹，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提出“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最終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钡乃枷�，實際上就是要改變改革開放以前幾十年來形成的社會主義就是大鍋飯、鐵飯碗的思維定式，通過收入分配的改革提高個人、企業的生產積極性，從而達到提高整個國民經濟的勞動生產率、增加國民收入和改善人民生活的目標。
對勞動者個人而言，強調“按勞分配”，獎勤罰懶，改變“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的平均分配模式，通過拉開收入分配差距，從而實現提高勞動效率的目標；對企業而言，強調“價值規律”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進行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調動企業的生產積極性；而對不同的地區而言，則對一些地區尤其是經濟特區給予稅收優惠、政策優惠等試點，鼓勵它們優先發展。從總體上看，就是要打破在計劃體制下形成的傳統均衡，拉開差距，調動經濟活動的活力，從而達到實現加速經濟增長的目的。
但后來發現，僅僅是在分配領域里進行體制創新而不進行產權制度的改革，不進行和產權關系相聯系的分配制度改革，企業經營不能適應市場的需求，勞動者的積極性再高，生產也可能是沒有效率的，在上世紀90年代末一些國企關停并轉導致勞動模范下崗，就說明了這個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勞動模范的勞動可能是積極的，但是企業管理的效率卻是低下的，勞動模范的勞動從社會意義上說可能就是無效勞動。
因此，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上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提出的收入分配原則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說明了在那一個時期，拉大收入分配差距，包括勞動收入和要素收入的差距，是提高我國經濟效率的重要途徑。近些年來，由于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迅速提高，收入分配差距也有所擴大，對效率和公平的提法有所改變，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要“更加注重社會公平”。
其實，公平是隨著社會經濟歷史的發展和人們價值觀的變化而變化的概念，進步的社會無論在任何時候都應該強調社會公平和正義，改革開放初期多勞多得是公平，現在實現了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后，讓全體人民共同分享改革開放的成果、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改善社會保障同樣也是公平。公平和收入均等并不是完全等同的，但就現階段而言，強調收入分配更加均等，確實是體現了社會公平的原則。
那么，更加強調社會公平，是不是要以犧牲效率為代價呢？如果這樣提出問題，就是要把公平和效率對立起來。一段時間以來，由于很多地方片面地追求G D
P，把招商引資和擴大投資作為實現經濟增長的主要手段，經濟政策向資本而不是勞動傾斜，在相當程度擴大了收入分配差距，而這種收入分配的結果體現在最終需求上，就是投資長期地高于消費的增長。因為高收入都會把更多的收入轉化為投資，而高收入者的收入增長得快，也就意味著在居民中轉入投資的比例會更大。
這也就是說，在經濟活動的增量中，用于投資的比例在遞增，用于消費的比例在減少，造成了投資和消費比例的嚴重失調，這一方面導致消費不足，另一方面當然就是產能過剩。在產能過剩的情況下，為了保持G
D
P的持續增長，就必須進行更多的投資，它們滿足的只是當前和預期的需要而不是在為未來的消費和生產創造條件，因為現有的生產能力還沒有消化，又在重復地進行大規模的投資，今天的很多投資明天就有可能成為廢品。這種經濟增長其實是無效的。而改善當前的收入分配狀態，使居民家庭能夠有更多的收入并在此基礎上形成更多的消費支出，從表面上看是減少了積累，但實際上減少了浪費，使經濟循環更加合理，同時改善了民生、穩定了社會。這不僅促進了社會公平，也提高了全社會的經濟效率。
劉偉認為，如果把效率作為經濟增長的根本，那么在通常情況下，宏觀經濟政策尤其是貨幣政策就不能太松。現在很多人在強調中小企業貸款難，對這個矛盾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有些中小企業需要扶持，但也有很多中小企業盲目擴張，風險已經很大，再擴大貸款不但害了他們，也害了銀行自己，甚至可能對整個國民經濟活動造成負面影響。
“1998年時，很多大中型國有企業很困難，采取的方法不是繼續增加它們的貸款，而是根據不同情況，對這些國企實施股份制改造或關停并轉，后來的事實證明這個政策是正確的�，F在的情況和當時也有一些類似，只不過遇到困難的企業不僅僅是國企，也包含民營企業。應該看到，我國經濟從2003年進入新一輪增長周期以來，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由于高速增長中積累了很多矛盾，經濟運行中的風險已經加大。在這種背景下，保持偏緊的宏觀經濟政策，通過深化的體制創新解決發展中的各種矛盾，化解經濟增長中的風險，即使在短期犧牲一些經濟增長率，對我國未來的長期經濟增長仍然是有益的�！彼f。
科學配置資源
劉偉表示，經過多年的改革和發展，中國的經濟體制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如果說在改革開放前期和中期，市場化改革的重點是如何調動勞動者和生產者的積極性，使整個經濟更有活力，那么到了現在，這個矛盾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改善，更大的問題已經轉到了如何更科學地配置資源，使經濟活動更有效率。
首先還是商品市場化。我國的商品市場化在上世紀末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展，95%以上的商品已經實現了市場定價，這為我們十多年以市場主導的經濟增長奠定了重要基礎。但是在當時，考慮到經濟和社會穩定等多方面因素，還有一部分重要生產資料和公用服務的價格是由國家管制的。這些商品和服務的種類不多，但對國民經濟的影響非常大。尤其是在能源和與能源相關的領域。
劉偉說：我們總是擔心放開價格會對經濟增長造成沖擊。但在事實上，管制價格反而可能影響到經濟增長。由于缺乏價格約束，高耗能產業的發展經常失控，拉閘限電時有發生，造成生產能力的大量閑置。其實，這并不是不能解決的問題。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國家抓住國際原油價格暴跌的有利時機，對成品油定價機制進行了改革，雖然這一機制仍需要繼續調整和改進，但主要矛盾已經解決。這是一個很成功的嘗試，說明相關領域的改革是完全有可能推進的。
其次是要素市場化的改革。這里的生產要素市場主要指的勞動市場、資本市場和土地市場。劉偉表示，從這三大市場的發展來看，勞動市場發展得比較快，資本市場次之，而土塊市場的發展明顯滯后。
就勞動力市場而言，勞動力流動的市場化進行得比較好，但是由于勞動力的供給尤其是低端勞動力的供給大于需求，在勞動力定價也就是普通勞動者的收入分配方面還存在著許多問題。從整體上看，我國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始終是高于消費價格水平的上漲幅度，但分人群看，相當一部分低收入勞動者并沒有在消費價格上升時從收入上得到補償，這一方面影響了他們的實際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使得全社會對價格上漲的容忍度大為下降。
這當然不利于通過價格總水平的穩定提升來調整不同商品的價格結構；在資本市場，無論是間接融資市場還是直接融資市場，近些年都有所發展，但是矛盾也很突出。在間接融資市場上，由于利率市場化進展遲緩，利率工具在宏觀調控中的應用在減少，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銀行與民間借貸市場上利率差別懸殊，導致市場的風險在不斷增大。在直接融資尤其是股票市場上，整體價格水平的變化和企業效益、經濟增長都是脫節的，投機氣氛深厚。
問題最大的是土地市場，近幾年來房地產價格的失控，在相當程度上是和這個市場上產權不清、政企不分、地方政府把土地出讓作為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的現實相聯系的，交易的不透明導致上市場尋租氣氛深厚。要素市場體系和市場秩序的改善，是我國深化的市場化改革中最重要的內容。
第三是建立在市場體系基礎上的政府調控。他表示，從2003年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發生轉折以來，一個突出的變化是貨幣政策取代財政政策，成為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這種變化和我國上世紀末開展的金融體系尤其是銀行體系的市場化改革有關，但是在貨幣政策工具上，主要使用的是存款保證金而不是利率，這意味著貨幣供應量和銀行風險的調控，更加重視行政措施而不是市場手段。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對國有企業的保護，也有對于經濟增長的擔心，但是卻在一定程度上背離了市場經濟的原則，這當然也影響了市場效率的提高。
“政府如何進行宏觀調控，如何看待政府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說到底也是一個政府職能的定位問題，這當然也是現階段深化市場化改革的重要內容。”劉偉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