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50人論壇、新浪財經和清華經管學院聯合舉辦的新浪·長安講壇第236期日前召開。論壇成員、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揚發表了題為“國民經濟發展新階段的金融改革”的主題演講。李揚說，當前需要從中國國情和實體經濟為基礎來討論金融改革。從金融的角度來研究經濟趨勢，未來需要注意五個經濟現象：從國際層面看包括全球經濟危機長周期化和第三次工業革命興起；從國內層面說有經濟減速、人口問題和城鎮化問題。基于此，建議金融改革可以從宏觀政策理念轉變、建立宏觀審慎的政策體系、完善市場體系以及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四方面著手。
金融改革要服務于實體經濟
李揚開篇說，金融必須服務實體經濟，這是金融學強調的基本觀點，這個觀點自本次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來得到了強化，所以當下討論金融改革問題，必須按照這個理念展開。
李揚認為，中國經濟學界可以進一步沉下心討論中國究竟需要什么樣的金融，歸根到底就是怎么樣來推進中國的金融改革。過去有一些金融改革政策由于脫離國情沒有成功，現在有些已經得到了糾正。金融改革不能僅僅體現在美國等發達經濟體怎樣設置我們就怎樣設置，改革必須要符合國情，必須要符合中國實體經濟發展的需要，不符合國情不符合實體經濟需要的，再好也不能用。所以說，實體經濟未來的變化決定了未來哪些改革措施是應當做的，而且是具有可操作性的。其次，對于金融改革與發展績效的問題，是以其是否有助于中國實體經濟的發展為考察標準的，金融發展與改革規劃的核心線索是國情和服務實體經濟。這兩點決定了需要從實體經濟的變化來探尋金融改革的路徑。
李揚說，整個經濟學體系分為實體世界和貨幣世界兩塊內容。在經濟學中，實體世界指的由物質資源、人口、產品、勞務、勞動生產力技術等實體因素構成的經濟世界，包括農業、工業、交通通信業、商業服務業、建筑業等物質生產和服務部門，也包括教育、文化、知識、信息、藝術、體育等精神產品的生產和服務部門。貨幣世界指的是貨幣資金的運動所構成的經濟世界，包括股票、債券、商品期貨等衍生的虛擬產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因為所有的社會經濟活動都由交易展開，凡存在交易就需要有貨幣世界，就要有金融融通，這就使得貨幣金融活動深深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和各個層面。以這樣的兩分法為基礎，經濟學分為了三個學問體系：關于實體經濟的學問體系、關于金融自身的學問體系、金融和實體經濟相互關系的學問體系。
五大內外變化挑戰金融改革
李揚說，未來實體經濟方面大致有五個方面變化會影響到金融發展，分別是國際經濟、國內經濟、中國人口、中國的城鎮化和工業化。
全球經濟危機呈長周期化
解決它的實體經濟因素是科技進步，而且要是革命性的科技進步。只有發生了這樣一場革命性的科技進步，改造了工業生產的面貌，改變了生產的方式，才能終結危機，所以周期會是比較長的。
在應對危機的過程中，許多國家以及一些國際組織均采用了大量的非常規的刺激政策。這些政策或許會有短期阻止危機急劇下瀉的作用，但在客觀上有延緩經濟恢復，損害經濟長期發展基礎的負作用。發達經濟體普遍陷入了兩難困境，要想真正走出危機，必須在實體經濟、金融和財政等多層面上動大手術。但是，治理債務問題的任何舉措，都將嚴重拖累經濟恢復的進程。這使得危機的恢復過程具有了長期性。
中國經濟進入結構性減速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GDP保持了平均9.8%的高速增長，近年來相比過去經濟增速顯著下滑，進入了較低的增長。李揚把這個狀況概括為中國經濟開始結構性減速。這種結構性減速是一系列結構性因素導致的，這些因素中最主要的有兩個。第一個結構是產業的結構，以往中國經濟的發展依賴于制造業，現在制造業的就業達到峰值，經濟增長開始轉向依靠服務業的方向。第二個結構是生產要素的結構。過去農村有過剩的勞動力，在城里發展制造業可以把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吸收過來。但是到了現在，未充分就業的勞動力已經基本耗盡，人口的快增長已經近乎停止，總人口中的勞動年齡人口開始下降了，這些導致了工資成本的上升。
經濟減速會帶來一系列后果，第一個后果是國民儲蓄率下降。經濟減速進一步的后果是自然利率上升。與儲蓄率下降相一致，銀行存款增長率將下降，這將抬高銀行的資金成本，增大流動性風險。第三個后果是銀行規模擴張的模式將走至末路，金融體系的競爭因素將因此加劇。
中國的人口結構正在發生趨勢性轉折
人口結構變化的金融影響是導致儲蓄率趨向下降，與此同時，養老壓力不斷增大，這迫切需要金融體系建立一個穩定且有效的跨期配置儲蓄機制。現在的金融業有配置功能，但是跨期配置能力有限，基本是現收現付。將來需要對從20多歲到80歲之間進行跨期資源配置，因此固定收益產品的需求將大大提高，對金融產品收益率的穩定性要求也會提高。與此對應，社會對金融產品的風險偏好將下降，債券市場將迎來發展的黃金時期。同時，以保險公司和養老基金為主的契約性儲蓄機構，即在合約的基礎上按期、定量取得資金并進行長期投資的金融中介機構，也將獲得較大發展。
城鎮化將成為經濟發展的主引擎
因為要城鎮化，所以投資主導的增長模式還會持續，但是投資領域會發生重大變化，投資的商業性質發生變化，最主要的變化是兼有公共性和商業性的混合型產品投資將占主導地位。因為項目性質發生變化，于是就需要大規模的長期資金，商業模式會變化。與城鎮化帶來的問題相適應，金融業要進一步深化改革予以配合。
應積極應對第三次工業革命
全球危機的持續深化顯示，全球經濟正進入長期結構調整時期，調整的實質是發動新的科技革命。中國進一步的工業化應該是以創新為導向的。中國正處于高新科技產業化并通過這一過程來從根本上改變產業結構的時代。誰抓住了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機會，誰就能率先走出危機。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需要支持創新的體系，因此需要大力發展以市場為主的金融體系，并鼓勵各類交易市場的發展。
未來金融改革的要點和方向
談到今后金融改革的要點時，李揚著重強調了改變宏觀政策理念、建立宏觀審慎的政策體系、完善市場體系，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等四個方面。
宏觀政策理念應從需求管理轉向供應管理
需求管理或能發揮擴張需求總量的作用，但顯然無助于結構轉型與結構優化。其次，由于需求管理政策長期過度使用，其效率已然遞減，已經產生副作用，恰似強弩之末。加之在國際金融范圍內都在使用需求貨幣管理，也就是發行貨幣債，現在貨幣債越演越烈，需求管理已經行至末路。供應管理不是產業政策，真正供應管理體制機制的變化，真正的供應管理是加強經濟市場化的程度，減少政府干預，讓市場發揮更多的作用。一方面，它旨在通過降低市場準入門檻、降低稅負、降低融資成本等一系列體制、機制改革，激發企業主體的活力，讓它們承擔起變革的責任；另一方面，它致力于通過解除各種僵硬的體制機制約束，提高勞動力、資本、土地等要素市場效率，借以全面提升經濟體系的競爭力。
建立一個宏觀審慎的政策體系
隨著金融業的發展，傳統微觀審慎政策逐漸失靈，宏觀審慎政策就成為了新的選擇，但因為它沒有獨立的理論和工具，只是觀察問題的角度不同，所以對于中國來說，宏觀審慎政策的應用問題應該歸結到體制變化的問題上，也就是要建立機構間的協調機制。宏觀審慎有兩個要點，一方面，在實施微觀審慎監管過程中要有宏觀視野，要高度關注各種監管政策的宏觀效益；另外一面，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要基于對微觀結構審慎的理解，并注意基于市場微觀結構的政策傳導機制。
完善市場體系
這包括三要點。第一個要點是，培育市場價格基準體系，推進利率改革和匯率改革這兩個基本價格的市場化。第二個要點是，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的改革，建立真正的以券商為中心、以經濟商為核心的真正的場外市場。第三個要點是，建立長期資本的投融資體系，中國的現狀就是缺乏長期資本。
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
面對更為復雜和嚴峻的國內外形勢，建設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體制機制問題必須盡快提上議事日程。兩大政策體系協調配合的主要渠道或者說關鍵點大致有五個方面。
其一，政策配合態勢。眾所周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至少有松、緊、中性三種狀態。選擇何種組合，并使之有效達成宏觀調控的總目標，就是一個既有科學性亦有藝術性的大題目。如此看來，中國行之十余年的“積極+穩健”的提法就顯得過于簡單了。其二，國債政策。國債作為彌補赤字的籌資手段，主要是財政政策，但一進入市場，便廣泛地進入央行的資產負債表，形成各類金融機構和非金融機構的資產，這就成為貨幣金融政策的調控對象。鑒于此，財政和貨幣當局在國債政策上密切配合當屬題中應有之義。其三，國家外匯儲備的管理問題。官方外匯儲備管理以及相應的匯率政策的責任歸屬等，歷來是一個需要極大智慧方能有效處理的大問題。其四，中長期政策性資金籌集和投資機制。長期資金的籌措相當程度是地方性的，地方政府的政策就是財政政策性，金融單是金融的問題，所以它們之間的配合存在很大問題。其五，宏觀經濟政策的國際協調機制。形成前瞻、全面、統一、連續的宏觀經濟政策體系，并據此同其他國家和國際組織尋求磨合甚至進行斗爭。
李揚談影子銀行
創新的源泉 監管的重點
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一個新的概念，影子銀行體系，突然躍出水面并成為國內外金融界關注的焦點。金融界將金融危機的爆發和近年來貨幣政策日漸失效歸咎于影子銀行體系，加強監管的利劍于是很自然地直接指向它們。
深入研究影子銀行體系的源流及其運行機制便不難發現：影子銀行體系的發展，與金融界多年來一直倡導并引為生命力源泉的金融創新有關。深一步分析，影子銀行體系的發展，還與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金融業的重大戰略性轉型密切相關。傳統金融業長期以融資中介為主要功能，并依以進行經濟資源的配置。在這種業態下，金融部門作為金融產品的供應者，相對于資金的需求者而言，居于占優的壟斷地位。現代金融業則完全不同，它全面地轉型為服務業。
影子銀行體系的發展昭示我們，為了在中國創造良好的金融創新環境，我們首先必須全面更新理念，將金融業從高高在上的金融資源的壟斷者的地位上“下凡”到為企業和居民服務的現代服務業的新平臺上；必須從以融資為能事的金融中介功能，全面轉移到以收集、生產、分配和使用信息為根本要義的新機制上；必須從滿足于存、貸、匯、兌，全面轉移到為客戶提供“量身定做”的金融產品和多樣化的金融服務上；必須從熱衷于興辦機構，轉移到激勵交易、向提高流動性要效率的現代金融發展的道路上；必須從主要依循政府設計、批準和運動式推進的極具行政化色彩的老路，轉移到依靠市場機制和微觀經濟主體的主觀能動性上。
不過，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正如此次全球危機所揭示的那樣，如果不與時俱進地改善宏觀金融管理方式，影子銀行體系的發展也可能成為繞開宏觀調控，規避金融監管，進而制造金融和經濟不穩定的工具。因此，如果我們肯定影子銀行體系在金融創新中的積極主導作用，那么同時也要肯定對之加強監管、推動監管創新的必要性。
李揚簡介
李揚，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成員、副院長，學部委員，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第三任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
1992年獲國家級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稱號。五次獲得“孫冶方經濟科學”著作獎和論文獎。出版專著、譯著23部，發表論文400余篇，主編大型金融工具書6部。主持國際合作、國家及部委以上研究項目40余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