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中國GDP增速降至7.6%，其中二季度當季增長7.5%，經濟下行壓力仍然存在。對于下一步政策走向，決策層如何在結構性因素和短期性因素中取舍拿捏，在尋找新的經濟增長動力時進行準確定位，既不使經濟大起大落，又要釋放改革紅利，以結構調整促經濟增長活力，殊為關鍵。
尋求合理增長區間
雖然相關數據并不盡如人意，但有關方面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態勢卻仍持基本樂觀態度。世界銀行最新發布的經濟展望預計，中國2013年的經濟增長率將達到7.7％。清華大學經管學院教授李稻葵認為，上半年的增長率可能在7.6％，全年則維持在7.8％左右。
7月上旬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提出經濟運行的“上下限”區間理論，所謂“下限”就是穩增長、保就業，所謂“上限”就是防范通貨膨脹。隨后，市場對中國經濟的“下限”猜測不斷。
有關專家認為，所謂的“下限”是年初政府工作報告中確定的年度增長目標，即全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目標是7.5%，新增就業900萬。這兩個目標直接相關，根據有關部門測算，中國現階段要保就業，使城鎮調查失業率控制在5%左右，經濟增速就不能低于7.2%，否則就會沖擊就業。
交通銀行有關分析師預測，“如果第三季度經濟增速進一步下行的話，不排除政府會出臺溫和的經濟刺激政策的可能，因此下半年經濟增速快速下滑的可能性不大。”
彭博集團亞太經濟學家麥德能則表示，“如果應對不當，中國今年全年的GDP增速可能無法達到7.5%。不過，中央政府不會讓這樣的事情發生，他們會采取措施保證達到7.5%的下限。”
對經濟前景持基本樂觀態度的另一原因是對就業市場的依舊看好。之前對經濟增長的關注，主要源于對就業的擔憂。因為，從歷史上看，中國經濟在1997年至1998年、2008年至2009年都曾出現過季度增速跌至7%以下的情況，同時出現了就業問題。
據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主任祝寶良測算稱，目前每增長1個百分點的GDP能容納140萬至150萬人就業。相比之下，2009年7月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稱，研究顯示，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大體帶動80萬至100萬人的就業。按此計算，目前經濟增長對就業的吸納能力比2009年已經提高了50%左右。
同時，有關專家認為，這次與前兩次不同，中國勞動力市場已有變化。勞動人口增速從2012年開始下降，在結構上，雖然大學畢業生就業壓力比較大，但以前比較擔心的農民工、低收入人群在勞動力市場上的需求仍然較大。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專家也表示，就現有指標看，雖然GDP增速有所放緩，但至少勞動力市場中最具周期性和靈活性的部分已經在合理地、緩慢地上升。最可能的原因是人口結構的變化，其次得益于服務行業相對穩健的增長，吸納了大量的就業。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楊瑞龍指出，雖然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從2010年開始下滑，但是失業率和通貨膨脹卻沒有相應上升。
相關統計數據也表明，中國就業市場依然穩定。今年上半年新增就業超過700萬人。6月末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同比增加444萬人，增長2.7%，外出務工勞動力的月均收入同比增長12.6%；二季度城市人才市場求人倍率（崗位個數與求職人數之比）仍高達1.07，調查失業率穩定在5%左右。
打造經濟增長“動力群”
適應國際環境深刻調整和中國經濟增長階段性變化，推進經濟轉型升級，使中國經濟轉向有更高質量、更具活力、更富效率、更可持續的發展。
最近，國家發改委宏觀研究院的研究報告稱，“我國經濟運行中暴露出來的矛盾和問題，表明依靠投資和擴大產能驅動經濟增長的動力已經趨于減弱，原有的經濟發展模式越來越走不下去了，必須加快經濟轉型，培育經濟發展新動力。”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支撐中國經濟保持高速增長的主要是“工業化”和“城市化”兩大支柱。而“工業化”和“城市化”快速發展的必然結果就是GDP中第二產業的比重不斷上升。而與高速經濟增長相伴隨的是能源、資源的大量消耗，自然環境遭到嚴重破壞。
有關專家認為，城鎮化是未來經濟發展的動力源泉之一。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長殷劍峰認為，城鎮化對于經濟增長的作用主要在于人口的集聚，這將從兩個方面推動經濟增長：第一，從供給方面看，人口集聚將會產生規模經濟效應——邊際收益隨規模遞增或者邊際成本隨規模遞減，并推動技術進步，降低交易成本；第二，從需求方面看，人口集聚將會產生對消費品、公共品（如教育、醫療、衛生等）的規模化需求，而許多消費品、尤其是公共品的供給也存在規模經濟效應，適當多的需求將有助于降低這些產品和服務的邊際成本，從而擴大需求。
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李德峰認為，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在釋放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同時，也將大量激發消費、投資需求。在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大力推動下，城鎮化將成為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
有關測算顯示，中國城鎮化率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將能帶來7萬億元的投資和消費需求。到2020年，中國城鎮化率將達60%左右。未來7至8年，中國城鎮化所產生的資金需求（包括市政公共設施建設和社會保障）將超過40萬億元。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馬曉河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城鎮化的實踐經驗表明，城鎮化率每提高一個單位，能帶來人均國民收入的明顯增長，由此可顯著提高國民的購買能力。
不僅如此，馬曉河還表示，城鎮化還可以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世界發達國家的城鎮化經驗表明，當一國的工業化達到一定階段時，推進城鎮化可以增加第三產業的就業彈性和就業規模，提高服務業在產業結構中的比重。即使是制造業結構轉型和升級也離不開城鎮化。
最近公布的內地31個省份的政府工作報告顯示，“推進城鎮化建設”被寄予厚望。安徽省提出未來五年城鎮化率力爭達到55%；河南省提出未來五年城鎮化率要提高到52%以上；湖北省提出未來五年城鎮化率要由目前的53．5%提高到58%；云南省提出未來五年城鎮化率要由目前的39.33%提高到48%。
數據顯示，自2011年起，中國城鎮化率已經突破50%關口，城鎮常住人口超過了農村常住人口。但目前中國的城鎮化率仍然只達到世界平均水平，與發達國家通常城鎮化率達到80%的水平相比，我國城鎮化水平依然滯后，未來還有20%至30%的提升空間，還有2億到3億人口要涌入城市。
挖掘新型城鎮化的內需潛力，就要以人的城鎮化為核心，把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作為重要任務抓實抓好，通過對包括戶籍、土地、財稅在內的制度改革，以及加強公共服務能力建設，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基礎作用，發揮好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關鍵作用，釋放城鎮化的內需潛力，形成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動力。
除城鎮化外，戰略新興產業也蘊含著巨大的內需潛力，有望成為未來經濟發展的新支撐點。此前，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張曉強表示，戰略性新興產業是我國新一輪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量，到2020年力爭使戰略性新興產業占GDP的比重達到15%。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技術經濟部部長呂薇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對促進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和轉變發展方式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有利于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搶占下一輪產業結構調整的制高點，也是推動傳統產業升級的重要途徑。
她認為，戰略性新興產業將會在需求潛力大、帶動性強的領域加快發展，發揮先導和支柱作用。節能減排技術產業推動綠色增長。隨著能源和環境壓力加大，國家節能減排措施加強，各行業特別是高耗能行業都在進行節能減排的技術改造，高效節能技術裝備、先進環保產業等具有廣闊的市場前景，正在加速發展。與此同時，各行業正在利用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促進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
國家發改委《指導目錄》涉及7個戰略性新興產業、24個重點發展方向下的125個子方向，進一步細化到近3100項的產品和服務。其中，節能環保產業約740項，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約950項，生物產業約500項，高端裝備制造產業約270項，新能源產業約300項，新材料產業約280項，新能源汽車產業約60項。
“十二五”規劃綱要明確指出，要促進新興科技與新興產業深度融合，在繼續做強做大高新技術產業基礎上，把戰略性新興產業培育發展為先導性、支柱性產業。為了更好地引導社會資金投向戰略性新興產業重點領域，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相關政策措施的落實，把節能環保等七大產業作為主要發展方向。
我國環保產業已進入大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根據《“十二五”節能環保產業發展規劃》預測，到2015年我國節能環保產業總產值將達到4．5萬億元。據規劃，2013年至2015年生物環保產業產值年均增長15%以上。到2015年，生物環保產業年產值達到1500億元。到2015年，我國生物產業形成特色鮮明的產業發展能力，對經濟社會發展的貢獻作用顯著增強，在全球產業競爭格局中占據有利位置。到2020年，生物產業發展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
現代服務業對經濟增長開始發揮重要拉動作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報告稱，培育與發展現代服務業是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趨勢。歐美經濟早已成為“服務型經濟”，服務業的比重已達80%以上；而服務業中，80%以上是現代服務業。
國務院批準的“長三角區域規劃”中明確提出，要將長三角建成全球重要的現代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中心，在產業結構上應以現代服務業為主。到2015年，核心區的服務業占GDP的比重要達到50%以上。與此同時，蘇、錫、寧等市都確立了推動服務業尤其是現代服務業跨越式發展的戰略，產業結構上要實行“三、二、一”結構。常州市也提出要將現代服務業作為最重要的戰略產業來培育，服務業占GDP的比重，要從2011年的42.4%提高到2015年的53%。
改革是核心保障
用好改革這關鍵一著，還意味著，即使在經濟運行逼近穩增長、保就業的“下限”或防通脹的“上限”時，側重于穩增長或防通脹的宏觀政策仍然要與調結構、促改革的中長期措施相結合，使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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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部長馮飛說，較低的經濟增速有利于結構調整，而結構調整最根本的還是要靠釋放改革紅利。
“中國經濟追求的并不是簡單的速度回升，而要著眼長遠，把更多的精力用在調結構、促改革上，努力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立群說。通過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可以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和自主調節的作用；通過深化國企改革，可以打破一些領域和行業的行政性壟斷，激發各類市場主體的創業積極性；通過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可以進一步擴大居民的消費需求，拉動經濟增長……這些改革措施不大會受經濟增速波動影響而又有利于增強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
專家普遍認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國家調控宏觀經濟的兩大重要手段。今年以來，新一屆政府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全面深化財稅、金融體制改革，為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升級提供了政策支持和發展動力。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認為，從近中期來看，我國財稅體制改革的重點至少包括這樣幾方面：進一步通過“營改增”改革，消除服務業發展的重復征稅因素，并推動產業結構優化，提升經濟增長質量。分步全面推進資源稅改革，積極研究推出環境稅改革，理順基礎能源、資源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對節能降耗形成長效杠桿機制。適時擴大房產稅改革試點，構建地方稅體系。推進個人所得稅分步走向“綜合加分項扣除”模式的改革，即把工薪收入之外的其他收入也綜合納入超額累進稅率的調節范圍，并針對家庭贍養負擔等因素的不同情況作出專項扣減。積極推進省以下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促進政府職能轉變，激發市場主體活力，釋放經濟發展潛力。
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表示，測算顯示，今年8月1日起“1＋6”行業試點擴至全國，預計全年減收規模為1200多億元，全部推開“營改增”后全年預計可減稅約兩三千億元。
“不只是減稅，這一改革還會倒逼財稅體制的配套改革。”賈康說。隨著“營改增”試點逐步向全國各地和全部行業擴圍，需要進一步理順中央與地方分配關系，加快財稅體制改革。隨著“營改增”試點范圍的擴大，有關部門必須認真研究和推進三方面工作：一是積極穩妥推進“營改增”在全國范圍、各個行業推開。二是調整政府間財政體制安排，健全中央和地方財力和事權相匹配的財政體制，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主體功能區建設。三是優化轉移支付結構，完善轉移支付制度，進一步提高轉移支付資金使用效益。此外，還要完善預算收支管理制度，進一步增強預算的完整性、透明性并提高其績效水平。
近一段時間，“盤活資金存量”也成為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熱詞。目前，我國廣義貨幣存量（M2）已邁過百萬億元大關，截至6月末國家外匯儲備余額也達到3.5萬億美元，居世界第一。但一方面資本存量巨大，另一方面大量需要資金的企業拿不到貸款，這一矛盾現狀正是受制于依然滯后的金融體制改革。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金融結構不合理，股權融資比重低，債權融資比重高，往往使企業陷入沉重的債務負擔；大銀行多，專門為小企業服務的小型金融機構少，也使得小微企業和農民貸款需求長期得不到滿足。而保險市場不發達、金融機構國際化經營程度低等問題，也制約了金融市場的發展。
中國人民銀行參事李德指出，當前中國宏觀經濟政策以調整經濟結構為著力點。中央提出要盤活存量資金，用好增量資金，除了要借助財政、金融的各種政策，還應加強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金融創新，引導金融資本流向新興產業及三農等領域。
鄭新立建議，加快金融改革創新，應下好“六步棋”：放寬金融準入，允許民間資本設立小型民間融資機構；建立地方性金融監管機構，確保小型金融機構為本地經濟發展服務；建立存款保險制度和貸款擔保制度；加快推進銀行利率市場化，讓市場充分競爭；建立多層次資本市場存貸款保險機制，發展股權融資；用好外匯儲備，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