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沙市規劃局原副局長顧湘陵，人稱“六多局長”，錢多、房子多、情人多、行賄人多、受賄次數多、受賄方式多。他13年受賄6000多萬元，任規劃局副局長的近10年間日均進賬2萬余元，包括四棟別墅在內的16套房產遍布長沙和北京，坐擁上億家財。這一副處級別干部斂財數千萬的案件被查辦后，再次引起人們對規劃領域腐敗的強烈關注。
“小官”受賄清單
“這個干部級別不高，但權力和犯罪金額都很大。”參與偵辦顧湘陵案的湖南省衡陽市檢察院反貪局副局長劉建成說。據他測算，顧湘陵從當上規劃局副局長到調離的近10年間大肆斂財，平均每天進賬2萬余元。
現年49歲的顧湘陵，在2011年7月被“雙規”時為長沙市市政局局長。此前，1998年到2010年先后擔任長沙市規劃局局長助理、副局長。經查明，顧湘陵在此期間受賄1688萬余元，另有來源不明巨額財產4700萬元，犯罪總金額達6388萬余元。
衡陽市檢察院指控，顧湘陵擁有家庭財產折合人民幣高達1.15億元，共有16套房產遍布長沙和北京，其中，北京一套別墅，長沙三套別墅。
權力的尋租和變現，使顧湘陵的財富急劇增長。記者從檢察院提供的《顧湘陵受賄一覽表》上看到，各開發商以現金、干股、手表、金條、購房折扣等多種方式向顧湘陵行賄次數多達300多次，有開發商多次行賄，總金額甚至高達數百萬元。
據顧湘陵自己交待，來源不明的財產中，絕大部分是各個開發商借請客為幌子，在觥籌交錯中以“誤餐費”的名義送的。顧湘陵說，“酒桌上大家都收，自己如果不收，就顯得另類了。”有時，他一天要趕赴3、4個飯局，每個飯局都有“誤餐”補貼。
辦案人員介紹，顧湘陵受賄方式花樣繁多。他多次被邀請到新馬泰、內蒙古、南美、美國等地旅游；到昆明、珠海、桂林等地打高爾夫球，甚至高爾夫教練費都由他人繳納；以他人名義簽單在長沙星級賓館消費；購買遠遠低于市場價格的商品房、商鋪；開發商為其搭建、裝修家庭住房等。
2005年，為逃避計劃生育，顧湘陵的妻子去新西蘭誕下第二個孩子，之后一年多，她帶著孩子住在北京。經查明，其妻子先后用雙方父母、司機、保姆、親戚等七八個人的名字在銀行開戶，還在香港匯豐銀行開戶存錢。
開發商“高參”
與其他規劃領域的腐敗“路徑圖”一樣，顧湘陵也是利用其所掌握的城市規劃、建設領域的審批權、決定權、處分權的職務之便，為他人謀取利益，進而收受賄賂。在權錢交易中，顧湘陵還經常扮演起開發商“高參”的角色。
根據判決書顯示，長沙有86個樓盤，因開發商賄賂顧湘陵，發生了容積率調高、樓間距縮小等變化。
據悉，顧湘陵是碩士研究生畢業，又是注冊規劃師，多年來主管核心業務。用他自己的話說，“在技術方面，我有權威性，只要我提議變更設計，開會基本都能通過。”
2006年，長沙桂花路一處樓盤開建，容積率規定為3.5，在顧湘陵的“幫助”下竟提高到5.0。
第一步，顧湘陵同意在10%的幅度內給予調整，開發商按容積率3.84設計方案。方案上報規劃局，顧湘陵組織召開專家評審會，專家提出若減少商業面積，作為補償可將容積率調到4.5。
第二步，顧湘陵讓開發商先按容積率5.0開建，同時讓開發商先打了3.84的方案讓政府通過，核發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隨后再打一次報告，讓市政府同意容積率調高至5.0的方案，萬一不同意再通過處罰補辦的方式來處理。最終市政府同意了，顧湘陵據此履行規劃審查簽報手續，簽字通過。
2005年，長沙馬王堆路一處小區三期工程開建。規劃局審查該項目報建圖時發現，其外部日照、內部日照均存在嚴重問題。顧湘陵對設計方案給予技術指導，基本解決了外部日照問題，但內部日照仍有多棟不能滿足要求。在此情況下，他批示按歷史遺留問題處理，在開發商承諾告知業主后，順利通過方案審查。
該項目建設期間，有賴于顧湘陵的幫助，開發商將部分商業樓層由2層變成3層，部分樓棟之間的商鋪進深由10米調整為35.8米，變相增加了商業面積。
2003年，長沙瀏陽河風光帶附近一個正在修建的別墅小區，因占用公共綠地修建高爾夫球練習場，被規劃部門查處。開發商找到顧湘陵，通過他的協調，這個練習場在未辦理任何手續也未被處罰的情況下順利建成。顧湘陵后來和親戚在那里買下兩套別墅。
貪吏“合伙人”
作為一個副處級干部，顧湘陵收受賄賂時間之長、次數之多、數額之大，令人嘆為觀止。長期的利益交換，使得行、受賄雙方結成穩定的利益共同體，他們中有夫妻關系、親兄弟關系、表兄弟關系、合伙人關系、同事關系、老鄉關系等等。
根據檢察機關梳理，顧湘陵案主要特點有：
一是受賄數額巨大、作案時間長、次數頻繁、固定行賄人數多。
顧湘陵從1998年12月至2010年8月擔任長沙市規劃管理局局長助理、副局長的13年間，利用職權收受賄賂，為他人謀取利益從未間斷。顧湘陵采取各種辦法插手“操辦”的房產項目遍布長沙城區東西南北，有近百個之多。經查實的就有344次單獨或伙同他人收受49人賄賂，折合人民幣共計2146萬余元，此外，還有不同國家的外幣、金條、手表、購物卡、低價購房等，不一而足。
在顧湘陵的行賄人名單上，很多都是“老客戶”。根據統計，在顧湘陵單獨收受賄賂的44人中，行、受賄雙方保持非法權錢交易時間長達5年至10年的21人，占48%，10年以上的13人，占30%。
二是以世風人情為幌子，行賄、受賄方式隱秘性強、行為錯綜復雜。
顧湘陵案件中，很多人以拜年、探病、過壽等名義送錢，看上去好像是人情往來，不易察覺。比如，2006年7月，顧湘陵住院期間，先后有6人去醫院，以探病為名累計行賄美元2萬元、人民幣3萬元。2005年，顧湘陵女兒到新西蘭讀書，有人以祝賀為名行賄1萬元。2005年，顧湘陵母親70大壽，有人以賀壽為名為其支付壽宴費用共計1.9萬元。
三是編織利害關系網，行、受賄雙方結成穩固的利益共同體。
比如，顧湘陵的妻子吳利君從事設計業務，顧湘陵便利用他的隱性權力為其妻作業務介紹，從而獲取巨額經濟利益。根據起訴書，大多數時候，是開發商得知吳利君做設計后，“主動”請她幫忙設計，有時則是顧湘陵帶吳利君一起參加某個飯局，席間他向開發商介紹，他妻子是搞設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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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領域“前腐后繼” 三環節成發案重點 |
| 記者 丁文杰
陳文廣/長沙報道 |
作為規劃系統倒下來的干部，顧湘陵絕不是個案。
在寸土寸金的城市，規劃稍微改一下，普通購房者覺察不到，但對房地產商而言則意味著數千萬元甚至上億元的利潤。于是，從規劃審批環節到規劃調整環節，再到違規處罰環節，都充斥著權錢交易。
專家建議，對腐敗高發的特殊領域，須針對性加大反腐力度，對特殊崗位，宜實行輪崗制。
規劃領域成腐敗高發區
近年來，各地先后查處一系列規劃領域的腐敗案件，有的是多人作案的“窩案”，有的是前后幾任一把手“前腐后繼”，有的貪腐數額特別巨大。
2009年前后，海口市規劃局三位副局長和總規劃師因貪腐被追究刑事責任。法院經審理查明，海口市原副局長陳立奇利用職務之便，先后收取11家單位所送財物共計130萬元。原總規劃師王小山利用職務之便收受房地產開發商33人送給的好處費人民幣73.5萬元、美金8000元。原副局長姚繼韻多次受賄共計90.1萬元。原副局長張仕武收受15家單位及個人的賄賂人民幣255.5萬元、美金5000元。
2008年前后，重慶市城建規劃領域數名廳級官員“落馬”。重慶市渝中區原副區長王政、渝中區委原副書記鄭維、沙坪壩區原副區長陳明三人，因收受房地產開發商巨額賄賂被判刑。之后，重慶市規劃局原副局長梁曉琦、原局長蔣勇等都因利用職務便利受賄而被查處。
2007年前后，昆明市規劃局前后三任局長因受賄被查處。他們的犯罪路徑都是利用審批房地產開發項目的職務便利多次收受賄賂，包括人民幣、美元、港幣、歐元、日元，以及貴重物品，如手表、項鏈、黃金等。
除了上述大案、窩案外，近年來各地還查處了一系列規劃腐敗案件，比如海南洋浦經濟開發區規劃建設土地局原副局長肖明輝、湖北大冶市規劃建設局原局長徐祥山、浙江嘉興市南湖區規劃與建設局原副局長李國來等。
業界普遍認為，隨著房地產市場的高速發展，由于利益交換的價值大、監管難，規劃部門已經成為“腐敗高發區”。
三環節集中發案
在顧湘陵案件辦理過程中，一些開發商向公訴機關反映，在項目報建中，不送錢就辦成事那是例外。
顧湘陵幾乎在房屋工程規劃建設領域的方方面面都能實現權力“變現”。根據公訴機關調查，他人找顧湘陵幫助的事項共計129項，其中加快工程報建進度、設計方案審批35項，容積率調整25項，局部規劃調整15項。此外，還有土地置換協調，增加商業面積，解決日照不足，解決間距不足等，有四五十項之多。
剖析典型案件，規劃腐敗重點集中在三個環節。
一是規劃審批環節。主要是審批進度上一些規劃部門“拖、拉”盛行，迫使開發商不得不“花錢買時間，花錢買效益”。當前，規劃工作是城市政府主管的一項重要工作，一些地方政府一個季度甚至一年才開一次規委會，一些開發商為了搶時間，須在規劃階段“用錢買時間”，搶著上會。
二是規劃調整環節。主要是涉及容積率、間距、日照、商業面積等方面，這些方面的調整能使開發商獲取巨大利益，“有錢大家花”便成為開發商行賄的借口。
三是違規處罰環節。一些開發商為了獲取最大利益，在規劃難以通過的情況下，便行賄規劃部門執法人員，“先上車，后補票”，“以罰代規”，變相增加建筑面積等。
腐敗披上技術“馬甲”隱蔽性強
規劃是一種集行政審批和技術指標于一體的權力，規劃領域腐敗一旦穿上技術“馬甲”很難被察覺。記者發現，很多涉案者是專家型、技術型干部，業務非常專業，犯罪行為十分隱蔽。
容積率、建筑密度和綠化率等指標往往會成為官商勾結、權錢交易的對象。一位知情人士說，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房地產項目贏利與否、贏利多少全看規劃局的數字怎么定。規劃部門把容積率調高一點，規劃紅線退一米，這些專業技術只有業內人士才能知曉，普通群眾根本發現不了。而行政審批又具有強制性，以逐利為目標的開發商必然會不惜重金尋求規劃部門的“技術”支持。
一位深悉內情的人士告訴記者，作為規劃局官員，有一項“自由裁量權”是對商業面積的調整。技術規定，一般是按社區規劃總建筑面積的3%到5%去建設商業網點，在此幅度內可以是3%也可以是5%，但對于開發商來說，從3%提高到5%，幾乎翻番了。商業面積的售價一般是住宅面積的2倍，所以開發商都千方百計地增加商業面積。
建立分權制衡和輪崗機制
中國法學會職務犯罪偵查與預防理事會理事、高級檢察官饒力明告訴記者，從顧湘陵案看，雖然表面有相關的法規、制度及實施細則等，但在實際工作中，有制度不執行的情況十分突出。
一些業內人士和反腐專家建議，打擊規劃領域腐敗，重在制度建設。
一是各級政府在土地出讓前就將建筑容積率、建筑密度、綠地率、建筑間距、商業面積等規劃技術參數予以確定公開。這樣既有利于減少城市規劃的人為因素，又減少土地受讓人尋租規劃權力的空間。
二是對規劃部門的行政權力進行分權制衡，將規劃審批權與規劃執法處罰權分離，分別賦予不同的部門執行。如將規劃權由規劃部門執行，規劃執法處罰權由城市行政執法部門執行。擁有規劃執法權的部門對擁有規劃審批權的部門進行監督，參與建設項目全過程的監管。
三是對關鍵崗位的規劃工作人員進行定期輪換，對可能影響規劃工作公正開展的領導干部，實行回避制度，防范利益交換鏈的形成。
四是建立健全的整套的群眾監督、內部監督、紀檢監察監督和檢察監督機制。對規劃領域各部門、各崗位、各環節的責任及其銜接、協調都具體清晰地加以規范，并將全部規劃流程公示于社會，公開其規劃依據，規劃程序，處罰幅度，使規劃部門的行政審批和行政執法權有較強的公開性和透明度，方便社會各界實施有效監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