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50人論壇、新浪財經和清華經管學院聯合舉辦的新浪·長安講壇第235期日前召開。論壇特邀專家、國家發改委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生發表了題為“新一輪改革開放和科學發展的機遇和前景”的主題演講。張燕生說，當前中國經濟再次站到了十字路口，哪怕付出一定的代價，也要進一步解放思想來實施新一輪改革開放。目前來看，中國的經濟轉型已經開始，如果改革成功，未來30年中國將迎來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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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燕生，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對外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1984-1996年在中央財經大學任國際金融專業碩士指導教授；1996年至今，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對外經濟研究所工作。專業研究領域為國際金融和國際貿易。曾先后主持或參與國家有關部門重點課題，國家社會科學“七五”、“八五”規劃重點課題，國家“十五”至“十二五”發展規劃重點研究課題等。曾出版中、英文專著(包括合著)二十多部，發表學術論文三百余篇。 |
經濟又站到了十字路口
中國發展中面臨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矛盾日益突出，很大程度跟過去30多年所采取的不平衡發展模式有直接的關系。
演講一開始，張燕生就說：“對當前的改革開放，有一個很強烈的感覺就是中國經濟再次站到一個十字路口上。我們再次站到1978年這個始點上，也就是需要進一步的解放思想，先行先試，去探索未來三十年新一輪改革開放和科學發展所需要的新的機制、新的戰略和新的結構�！�
他表示，過去的30多年，改革開放的業績是非常顯赫的。但是另外一個方面，中國現在發展中面臨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矛盾也日益突出，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要探索如何實現13億人進入到高收入國家行列的歷史性的跨越，這需要新的體制機制、新的戰略、新的結構。
當前面臨的不平衡發展的矛盾，很大程度也跟過去30多年所采取的不平衡發展模式有直接的關系。
首先，過去30多年的改革開放采取了外向型經濟發展的模式，主要依靠出口和招商引資的雙輪驅動。1978年決定推進外向型經濟，有兩個很重要的目的，第一個是要突破外匯短缺和資本短缺這兩個缺口的約束，另一個是要通過外向型的模式實現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體制轉變。其次，過去30多年的改革開放，為了實現經濟體制的轉軌，為了實現經濟的起飛，中國采取了不平衡的發展戰略來提高經濟效率，促進生產力發展。這就是大家都熟知的，先讓少數人富起來，然后再實現共同富裕；先讓東部沿海地區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再顧及西部開發和中部崛起；先把經濟建設搞上去，然后再顧及經濟建設、社會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的統籌協調。第三個方面，過去30多年，中國用經濟特區的模式推進了摸石頭過河的改革策略，通過差異化的優惠政策，探索改革開放和發展的新路徑。第四個方面，過去30多年，政府在推進市場經濟的發育、市場經濟的成長和市場經濟的壯大方面應當講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過去30多年的這個模式到現在已經很難繼續下去了。一方面，外向型模式是小經濟體的模式，當中國成為了世界第二經濟體的大國，如果再依靠外需的拉動，再依靠招商引資的拉動發展，中國和世界的沖突和矛盾就會進一步的尖銳。前30年中國非常重視外貿、外匯、外資，下一步可能要大力推動中國人才的國際化、產業的國際化、資本的國際化、市場的國際化和城市的國際化。從這個角度來講，需要從外向型的模式轉向開放型經濟的模式，這對中國來講是開放經濟的一個巨大轉型。第二個方面，前30年的不平衡發展模式也難以為繼，下一步應該更加強調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和權利公平，更加強調城鄉區域和居民公共服務的更加平衡的發展，轉向經濟建設、社會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更加統籌協調的發展模式。第三個方向是，中國的改革策略、模式應該由轉軌轉向規范，也就是轉向法治，轉向公平透明，來建立起一個現代性的治理模式。
張燕生說，政府的職能重新回歸到營造公平的投資環境和市場環境，同時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和維護社會公平。這是一個很大的考驗。要邊干邊學來探索如何與國際高標準的市場經濟規則對接，以及政府和市場關系。也就是怎么切割好市場經濟的利益，分清楚市場和公權力之間的邊界，讓政府能夠維護好經濟的秩序、生態的秩序和社會的秩序，這些轉變實際上也就是未來30年的體制機制，這需要當代人重新啟航，開始新的探索。
即使付出代價也要改革
如果在未來的5到8年的時間里不能夠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不能夠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有可能出現前30年沒有遇到過的經濟社會的矛盾沖突和動蕩。
加快這種全面的轉型和規范的改革，可能要付出一定的代價。
第一個方面，在全球減速、中國減速的情況下，全面深化改革和促進調整將進一步降低經濟發展的速度，愿不愿意是一個巨大的考驗。過去十年全球非理性的繁榮，使每一個人都很著急，希望比較快地去致富，比較快地去發展，很難放慢腳步去追求一些長期的價值。
第二個方面，一些重大的改革實際上是一把雙刃劍。比如說金融和國際收支領域的改革。一方面，中國需要加快金融和資本項目的開放，促進匯率和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進程。但是另外一個方面，金融和國際收支存在系統性的風險，一旦管理不慎，尤其是不能構造一個比較強大的防火墻，就有可能帶來一場前30年沒有遇到過的金融和國際收支的危機。
第三個有可能的風險，是政府的改革。在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從直接干預市場和企業經營活動退出的同時，會不會削弱政府管理市場、管理生態、管理社會秩序的能力。
第四個方面也就是現在談論最多的，下一步改革的頂層設計的問題。如何能夠避免頂層設計脫離實際的情況，在改革中真正建立起法治、規范和現代性的責任，是五千年中華文明在它的現代性進程中間所面臨的新挑戰。
不改革可能付出的代價又是什么呢？
張燕生介紹說，很多對中國經濟有著重要影響的大省，現在仍然追求著舊模式的極限增長，靠要素投入來支撐高速的增長。由此產生了三個擔心。一是，如果不改革中國是否會越來越像泡沫前的美國？第二個，當前中國房地產價格居高不下，匯率增值的速度居高不下，資本走出去的速度居高不下，中國是否會越來越像1990年的日本？第三，中國是否會越來越像前蘇東國家，改革在推進深化中越來越舉步維艱，社會經濟矛盾也是日益尖銳？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在未來的5到8年的時間里，不能夠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不能夠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有可能出現前30年沒有遇到過的經濟社會的矛盾沖突和動蕩。
從改革的角度來講，前三十年有三個模式。一個是1978年的模式，稱之為改革推動的模式。因為1978年到了國民經濟崩潰的邊緣，舊的計劃經濟模式難以為繼，要探索出一個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新模式是1978年改革的一個重點。第二個改革模式是南巡，它有三個基本的特點。一個是它有鄧小平這么一個改革的總設計師在全力推動，第二個是1992年南巡有明確的改革方向，第三個特點是以市場經濟為基礎推動了全面的經濟體制改革，包括財稅、金融、外貿、外匯、計劃管理、國有企業。第三個改革模式也就是WTO的模式，也叫外部壓力倒逼的改革。
10多年過去了，現在發現，在外部壓力驅動下，中國按照國際通行規則進行了全面的長時期的調整、改革和開放，中國的銀行業、農業、汽車制造業并沒有被餓狼吃掉。過去10年它們沒有被餓狼吃掉，并不意味著在未來10年，在新的國際和國內大勢下就能夠跑得更快。
經濟轉型其實已經開始
去年GDP的增長速度由“十一五”的11.2下降到了7.8，但是內需對經濟的貢獻、人均實際收入的增速、新增就業人數的指標卻好于“十一五”了。
張燕生說，下一步從方向來講，怎么能夠建立起一個公平、法制、創新的市場經濟環境，來解決長期積累的經濟社會問題和矛盾，涉及到對改革前景的信心問題。第一，政府的改革要改自己，就涉及到理性人的假定，即政府在什么情況下能夠從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角度來維護基本的產權制度，深化改革？第二，中國的改革方式叫漸進式的改革，它連續深化的動力究竟是什么？第三，摸石頭過河，如何才能走向規范、公平、法治、透明？
十八大關于經濟轉型的一個基本方向，就是要把推動發展的立足點轉向提高發展的質量和效益上來。過去中國比較多的是追求GDP增長的速度和規模，追求速度的觀念實際上深植在很多人的腦子里。去年就遇到了一個“破8”的悖論。
跟十一五比，去年GDP的增長速度由平均年均增長11.2下降到了7.8，下降了3.4個百分點。但是從結構來看，內需對經濟的貢獻是102.2%，消費的貢獻是51.8%，高于投資。而且宏觀研發支出占GDP的比例，在去年經濟大幅度減速的情況下提高到了1.97。理由很簡單，當前企業更加重視新產品、新市場、新技術、新的管理和組織方式的開發。所以速度雖然降低了，但是轉型壓力加大了，企業的努力也明顯提高了。
另一方面，過去十年GDP的年均增速是10.7%，人均GDP的年均增速是9.4%。去年GDP降到7.8%，但是城鎮人均實際收入的增速上升到9.6%，農村上升到10.7%，農民工上升到12.3%。也就是說GDP減速的同時民生得到了更好的改善和保障。服務業方面，去年GDP減速，但是服務業占GDP的實際比重顯著上升。這說明，當企業面臨著很大的生存壓力、轉型壓力的時候，企業就會按照微笑曲線向產品價值鏈的兩端延伸擴展。
再一方面是就業。原來總是認為，GDP增長“破8”就會產生大規模的失業，從而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然而數據顯示，十五時期中國每年城鎮新增就業930萬人，十一五時期GDP平均增速11.2%，每年新增就業1140萬人，去年GDP下降到7.8%，城鎮新增就業1266萬人。對此的一個解釋是，雖然制造業的就業在下降，但是服務業的就業在上升，中西部的就業在上升，新業態、新產業的就業也在上升。
張燕生說，這三方面的悖論說明，中國經濟確實發生了變化。今年一季度的GDP增速降到7.7%，有人覺得形勢很差，其實國家的目標只是7.5%。如果達到8%、9%，但是犧牲長期增長潛力，這樣的速度也很難走多遠。從這個角度講，中國經濟真正開始轉型了。這種轉型讓實體經濟面臨著脫胎換骨的轉型之痛。
通過改革再實現30年黃金期
前30年說的最多的是轉軌，未來30年說的更多的將是規范。而且這個規范一定是一個法治、公平、透明的規范，這樣才能支持未來30年的發展。
說到下一步中國的前景，張燕生認為：中國真正是到了一個新的轉折點上了，未來30年才將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大家才開始真正掙到有長期價值提升的財富。
他說，中國的城鎮化有可能在未來的30年形成以上海為龍頭的長三角地區城市群、以廣深港為中心的城市群、以京津冀為中心的遼東半島山東半島環渤海城市群，以武漢長沙合肥為中心的中部地區城市群，以成都重慶為中心的成渝城市群這五大世界級的城市群，同時出現能夠跟紐約、倫敦媲美的國際大都市。在這個情況下，這些城市就能夠積聚全球最優秀的人才、最優秀企業、最優秀資源來共同發展。因為機會在中國，13億人的國家要邁向高收入所產生的機會是不可抗拒的。中等收入人群將倍增，可能從2.3億人增加到6.3億人。這是世界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一個這么龐大的人群去追求高品質的商品和服務。有什么樣的消費者就會造就什么樣的企業。當消費者愿意為創新、創意、創造買單的時候，企業就舍得為此投資。
另外一個方面，當前全球的創新資源仍然集中在美國、日本、歐洲等發達國家，對中國來講，要想實施創新驅動戰略，第一個問題就是要把自己比較劣勢的領域轉變成競爭優勢，所以下一步中國一定會加快走出去，把研發中心、設計中心、創意中心、信息中心、人才中心進一步投向美日歐，包括越來越多的企業將通過跨國并購的方式購買歐美有著長期經驗積累、專利積累的中小企業。
但是只靠購買的話，創新的資源是非常貴的。中國國內有巨大的需求，這個時候只要從國外引進新的技術、知識、人才，就可以在國內進行消化吸收再創新。下一步中國可能進入中高端的制造業代工階段，也包括服務業的代工和研發創新的代工，為全球提供創新服務和高端制造。
中國還要大力發展知識型、高技術的現代服務業，這就會涉及到中國當前的轉型問題。獲得現代服務業技術的來源，前30年講的比較多的是引資，后來講引智，也就是引進人才，再往后又講引技，引進技術。下一步中國應該轉向引制，真正引進能夠發展現代服務業的制度環節。
張燕生介紹說，在很多地方調研發現，新一輪的改革開放，現在很多地方已經在先行先試，也就是力圖與高標準的市場經濟規則和環境對接。像全國第五大工業城市佛山，佛山不是特區，前30年沒有太多的優惠政策，卻發展出一批民營企業、本地企業。下一步這些企業該怎么轉型，佛山提出來的下一步目標是要對標德國，也就是把為德國培養高品質制造業提供中間服務的工業服務業引入中國。像德國有個公益性的協會，實際上也是一個應用技術創新的科研機構，有1.8萬個研發工程師，60家研究所，分別在七大領域內為企業提供技術創新的方案、資源和服務。德國中小企業的創新，這個組織功不可沒。它的資金有三分之一來自財政撥款，三分之一來自公共經費，三分之一來自企業的有償服務。佛山現在就下大氣力和這家組織合作，希望能夠引進和逐步探索建立為中國中小企業提供技術方案、技術咨詢服務的公益性機構。
其它很多地方現在也都根據本地發展的需要在進行對標。
未來30年和前30年將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前30年說的最多的是轉軌，未來30年說的更多的將是規范。而且這個規范一定是一個法治、公平、透明的規范，這樣才能支持很多地方未來30年的發展。
張燕生說，除了上述這些，中國下一步還要提升生產和貿易的供應鏈，履行社會責任，為世界發展做貢獻。總之，當前中國經濟確實到了一個坎，一個新30年的坎，未來30年中國會有很多成長的煩惱，中國確確實實需要一個大的變化以適應未來。
問與答
問：在開篇講到新一輪改革的時候，您說初期政府會逐漸放棄一些管理的功能，這會不會讓人擔憂中國政府失去宏觀管理的能力？
張燕生：有一個同行的觀點說，政府和市場是一塊硬幣的兩面，你離不開我，我離不開你。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和市場如果它們雙方合力的話，對經濟發展是好的。如果使的力錯位了，在這種情況下國家經濟就不會發展好。如果政府成為市場經濟的主體，那就是錯位。政府應該退出直接干預過程，更多承擔的是經濟秩序、政治秩序、社會秩序維護方面的責任，要保證水資源安全、空氣的安全。
問：現在有一個現象，有一部分人富裕起來了，但是富人移民了，現在很多白領也移民了，怎么看？
張燕生：這個問題我個人覺得，首先來講，每一個人有自由選擇權利。在過去10年，在很多領域能夠看到，由于很多項改革不到位，產生了非生產利益經濟。在這種情況下，對我們企業家來講就會產生一些影響。但是下一步的改革會讓市場秩序更加規范，規范過程中很多企業家對未來自由選擇的結果我覺得應該改善。所以這個方面我們要做好自己事，創造一個更加規范的好的環境，這需要我們能夠在未來30年持續努力。
問：現在好多民營企業生存環境不是那么的好，您認為解決這個坎的方法在什么地方？
張燕生：這個問題是一個特別好的問題。我們說上個世紀90年代國有企業的定位和戰略性調整方向是什么樣，基本的思路是不與民爭利。什么時候開始我們發現國有經濟的力量壯大了呢，我自己的看法是兩次危機，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的美國金融危機。危機管理的時候，我們沒有一個相應的法律和政策。在國際上，現在討論的一個概念叫競爭中性，國有企業在市場經濟中間不應當憑借和依靠政府的支持取得優勢。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毫無疑問你提的問題是下一輪的改革的重點。我個人覺得下一步的改革和調整還是會延著上個世紀90年代的思路往下走，讓民營企業和市場經濟各個主體能夠非歧視性地進行市場經營活動。
問：我國近年來基尼系數已經接近0.5，拉美國家在0.5以上經濟就處在了動蕩狀態，我們國家會不會出現動蕩，未來2.3億的中等收入階層擴大到6.3億，它的路徑何在？
張燕生：1978年鄧小平遇到的難題是，怎么才能使中國有效率？先把經濟建設搞起來，解決溫飽問題，解決當時最迫切的創匯問題。如果鄧小平還活著，他會不會講共同富裕？什么叫共同富裕，我們可不可以把共同富裕分成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的共同富裕應該是機會公平，也就是讓市場競爭最大限度減少扭曲，也叫讓市場經濟更好發揮作用。然后才是規則公平以及權利公平。如果鄧小平還活著，會不會講法治、公平、透明，走向一個現代性的大國？中國需要法治，需要規范，需要責任。這些問題實際上都是要從制度上解決分配差距、城鄉差距和區域差距的一些辦法。有同志講規范，要建立法治必須建立規范。我們應該盡快建立起市場經濟的規范，法治的規范，透明的規范。我們用什么方式做，一種方式是摸石頭過河，要付很高的學費。另一種方式是用WTO的模式，引進最高標準的規范。金融的管理、生態的管理，這些都有非常成熟的規范作法。所以未來30年和前30年不同的地方之一，就是未來30年應當走向法治。在這種情況下基尼系數會調頭收斂，這種趨勢在2012年已經出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