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一季度中國GDP同比增長7.7%，低于市場預期，引起了國內外輿論的關注。IMF、OECD等國際機構相繼調低了中國經濟今明兩年增長率的預期。許多人擔心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在轉型過程中會不會失速。
日前，在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首都經濟貿易大學、香港經濟導報社等單位聯合主辦的第七屆“中國經濟增長與周期”國際高峰論壇上，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經濟學部副主任劉樹成，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林兆木等專家認為，當前中國經濟處于“弱回升”態勢，經濟增速放緩符合經濟規律，歷史經驗表明，不應再走“強回升”的老路，未來政府應堅持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營造良好宏觀環境，為未來發展留有足夠的回旋余地。
劉樹成：營造良好宏觀環境 保證進入“適度回升”
2012年9月起，我國經濟運行的多項重要指標都結束了近兩年多的探底下滑，開始出現企穩回升態勢。但是，進入2013年后的頭幾個月，各種經濟指標卻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情況：一種情況是，一些經濟指標在回升中又出現了輕微下落。第二種情況是，一些經濟指標繼續呈現回升態勢。
一般說來，經濟回升可有三種態勢：強回升、適度回升、弱回升。
由各種經濟指標的表現來看，本輪經濟回升呈現出弱回升的特點。
在弱回升中，經濟運行的上行動力和下行壓力這兩股力量相互交織，經濟運行的上行動力并不強勁，經濟回升的基礎或回升的趨勢并不穩固。
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經濟增長與波動的前9輪回升中，大多都是強回升。也就是說，經濟在增長與波動的運行中，一旦回升，就回升得很猛烈，GDP增長率在短短一兩年內就可迅速回升到10%以上。由此，帶來的是經濟大起大落的大幅度波動。
而在第10輪經濟回升中，即從2000年開始的回升中，克服了過去強回升的弊端，從2000年至2003年，經過4年，逐步、適度地回升起來。隨后，從2004年至2007年又在較高位勢上運行了4年。這樣，在第10輪經濟周期中，GDP增長率整個上升過程由2000年至2007年，共延長了8年。
形成經濟弱回升局面的原因很多，主要有以下四大因素：
——國內外經濟大環境、大背景因素。與過去不同，當前，我國經濟增長與波動所面臨的國內外大環境、大背景已經發生了變化。
從國際方面說，世界經濟已由國際金融危機前的“快速發展期”，轉變為“深度轉型調整期”。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還在不斷發酵，外需低迷不振的局面仍將繼續，國際經濟走勢依然錯綜復雜，充滿不確定性。
從國內方面看，我國經濟已由改革開放30多年來平均近兩位數的“高速增長期”，轉變為潛在經濟增長率下移的“增長階段轉換期”。在這種國內外經濟大環境、大背景之下，我國經濟增速的回升很難像過去那樣進入“強回升”狀態。
——宏觀調控政策因素。本次宏觀調控政策放松的力度并不大，由此使經濟回升的力度也不大。具體說，一來，2008年至2010年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中，為了“保增長”，曾采取了大力度的宏觀調控刺激政策。本次宏觀調控吸取了上次“保增長”時的經驗教訓，沒有采取大力度的刺激政策，而是堅持“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統籌考慮穩增長、控物價、防風險，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二來，目前，我國宏觀調控政策放松的空間有限，受到兩種價格(居民消費價格、住房價格)上漲壓力的制約，以及受到產能過剩的制約。居民消費價格的上漲壓力主要來自成本推動的影響，諸如勞動成本、資源成本、環境成本、土地成本、資金成本等上升的影響。至于房價，近些年來就始終沒有找到一個有效解決房價上漲的可靠辦法。房價上漲的壓力，成為現階段束縛我國宏觀調控、束縛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的卡脖子“瓶頸”。不突破這個“瓶頸”，宏觀調控政策的施展空間就會受到很大的局限。
——各級領導班子換屆因素。過去我們常說，每逢各級領導班子換屆之年，就有一種“換屆效應”，即大家都想大干快上，做出政績，從而助推經濟高速增長。
而2012年下半年至2013年初的這次大換屆，還沒有看到原先那種助推經濟高速增長的“換屆效應”。是過去那種“換屆效應”沒有了，被克服了？還是往后推移了，尚未完全釋放出來？一下子還難以下結論。
但從這次規模比較大的換屆來說，各級新領導班子要對原領導班子的重要決策和規劃進行調整，要形成新領導班子的決策和規劃，這無疑需要有一個調研過程、思維過程、醞釀過程、決策過程和具體實施過程。所以，各地方、各部門一下子還難以形成向上助推經濟迅速回升的力量。
——市場波動因素。在經濟周期波動中，在向上轉折時與向下轉折時，即在經濟回升的“啟動”時與在經濟擴張的“剎車”時，具有不對稱的特點。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往往是“剎車容易、啟動難”。而在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則相反，一般是“啟動容易、剎車難”。
為什么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在經濟周期波動中，“剎車容易、啟動難”呢？
因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是市場的主體，企業自主決策、自負盈虧。
當經濟波動處于低谷階段時，企業的生產經營和財務狀況面臨困難，其生產經營的預期前景和固定資產投資的預期前景都不被看好。企業既面臨著眼前的困難，更對市場前景缺乏信心，市場上充斥著悲觀情緒。在這種情況下，企業認為，擴大生產和投資不僅無利可圖，而且還要冒著風險。這樣，企業利用自有資金或通過借貸來擴大生產和投資支出，以及銀行放貸，都極其謹慎。由此，經濟回升的啟動比較難。
當經濟波動處于過度擴張之中而需要剎車時，企業和銀行都唯恐剎車不及而受損失，因此，經濟擴張的剎車比較容易。
為什么在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啟動容易、剎車難”呢？
因為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不是獨立的生產經營主體，而是政府的附庸，企業的決策由政府確定，企業也不需要自負盈虧。
在經濟波動中，當經濟需要啟動時，只要政府一聲令下，各地區、各部門、各企業都會爭先恐后地去爭取資金，而不考慮資金使用的效率和風險。因此，經濟容易啟動，而且經常是“強回升”。
而當經濟擴張需要剎車時，各地區、各部門、各企業都不愿意立即停手，唯恐先剎車者吃虧。這樣，當經濟過度擴張時，剎車就比較難。
目前，我國經濟回升處于“弱回升”態勢。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不應再走“強回升”的老路。但應通過努力，進入“適度回升”態勢。
一是抓改革：微觀搞活。二是抓轉方式、調結構：著力擴大消費，擴大有助于提高消費能力的投資。重點是醫療、教育、住房。三是宏觀調控政策：還有一定的放松空間。當前物價漲幅較低，為調控創造了很好的條件。
總之，要形成一個良好的宏觀經濟環境，使市場情緒活躍起來，使整個經濟發展活躍起來。
林兆木：歷史經驗啟示：經濟要防止大起大落
任何國家經濟增長都不可能是直線上升的。我國改革開放以來，1979年—2012年GDP累計增長23.3倍，年均增長9.8%，創造了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跡。即便如此，在這34年間中國經濟由于外部沖擊和內部調整等原因，也同樣經歷過幾次不同幅度的升降起落。年均增長率并不是每年都保持均速的增長率。
2009年6月，我在《危機對我國中長期經濟增長格局的影響》一文中曾提出：“研究GDP潛在增長率，除了要考慮新增勞動力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兩個基本要素，還要考慮國內外市場需求容量以及資源、環境承載能力。”“隨著能源、資源、土地、環境以及資金、勞動力等要素成本上升，依靠低要素成本、低資源成本、低環境成本的投資結構、產業結構和粗放型增長方式已不可能再繼續下去，必然導致經濟由擴張轉為收縮的周期性調整。”“這次國際金融危機過后，我國經濟增長格局將發生重大變化，像前些年那樣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資帶動經濟高速增長的事件不僅在危機中已經改變，而且在危機后也不可能恢復。”我在論文發言中還指出：“GDP增長速度和GDP總量有密切關系。GDP總量越大，每增長一個百分點所含的絕對量就越多”，“隨著我國經濟總量越來越大，GDP潛在增長率逐步下降是正常的，符合經濟規律。”“綜合這些因素，我國今后中長期GDP潛在增長率為7%—8%的判斷比較符合實際”。“總之，至關重要的是在適當降低經濟增長率的同時，通過調整優化結構，提高每個百分點經濟增長率的就業容量、科技含量和投入產出效益，并降低資源消耗和環境損害成本。這正是我國應對危機帶來的經濟增長格局重大變化的出路所在。”現在看來，四年前的這些判斷，是符合實際的，對分析當前正在經歷的增速放緩，仍然有現實的針對性。
經濟周期規律和歷史經驗給我們很多啟示。
——防止經濟大起大落，首先要防止大起。改革開放以來三次大起都帶來通貨膨脹、資產泡沫和結構失衡等嚴重問題。歷史經驗一再證明，經濟大起之后必有大落，經濟劇烈震蕩造成了資源大量浪費和損失，一年或幾年的過高速度帶來的經濟和資源環境的代價往往是多少年也難以解決和彌補的。因此，當經濟處于周期上行階段時，不應當竭盡全力，人為地去加快速度。明智之舉是應當采取措施“削峰”，減緩上沖速度，把各方面加快發展的積極性引導到優化結構、提高效益上來。
——防止大落，應把著力點放在深化改革、調整結構上。經濟沖到峰頂之后由于通貨膨脹和結構性矛盾的積累，隨之而來的經濟調整和增速放緩是不可避免的。但這時由于剛剛經歷高速增長，各方面對經濟的預期仍然看漲，因而往往下不了決心調整和減速。歷史經驗說明，當經濟下行不可避免時，應當利用需求增長減緩、市場競爭加劇的壓力，加大改革和結構調整力度，推動企業和整個經濟轉型升級。為防止經濟過度下滑而采取的經濟刺激政策，應當適時適度，避免違背經濟規律而人為地去推高速度。
——保持投資適度規模和加強農業。這是防止經濟周期大幅波動的兩個重點。固定資產投資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是增強發展后勁的必要條件；另一方面，投資過度又是通貨膨脹、經濟關系失調的主要動因。新中國成立以來幾次經濟調整和治理通貨膨脹，都是由于投資過度、糧食生產下降“雙碰頭”引起的。今后較長一段時間內，投資仍然是決定經濟周期的重要因素。關鍵是保持投資的適當增速和適度規模，既要充分利用經濟增長的潛力，又不能導致嚴重通貨膨脹和資源過度消耗。農業尤其是糧食生產仍然是不應忽視的薄弱環節。
——擴大消費需求和加快發展服務業。這是增強經濟發展穩定性和可持續性的重要基礎。我國消費率持續偏低，投資率居高不下，經濟發展過多地依賴投資和工業帶動，既是資源消耗強化、環境壓力加大、增長可持續性減弱的重要原因，也是形成大量低效重復建設和銀行呆壞賬的重要根源。逐步改變這種經濟增長格局，轉向主要依靠消費和服務業帶動，才能使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消費是收入的函數。擴大消費需求，最重要是在經濟發展基礎上，合理分配國民收入。當前要著力解決收入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著力增加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使全社會具有適度的消費需求。這既是維護社會穩定的要求，也是增強經濟持續發展動力的要求。
——正確處理局部與全局、當前與長遠的關系。防止經濟周期性大幅波動，維護宏觀經濟大環境的穩定，從根本上說有利于各地方、各行業的發展和利益，但從當前看，同某一個局部利益也很可能產生矛盾和沖突。而且宏觀的、全局的問題，從各個行業、企業和各個地方的角度，是不好把握、難以完全看清楚的。與西方市場經濟國家不同，我國中央政府一身兩任，既要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又要穩定幣值，保持宏觀經濟穩定。而地方政府較多地介入經濟活動，所以同宏觀、全局的決策也就有可能產生矛盾。因此，為減少經濟周期性大幅波動，必須防止由各個局部推動發展而導致全局性結構嚴重失衡和系統性財政、金融風險；防止由于政府換屆周期所產生的只顧短期政績而透支未來發展條件的做法。
——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市場取向的改革已經取得了重大進展。但是，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和政府職能轉變都還沒有到位，政府仍然管了許多不該管的經濟事務，主導投資項目、直接干預微觀經濟活動的情況仍很普遍，宏觀調控過多使用行政手段，也往往導致對市場主體積極性、主動性的束縛。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將過多時間和精力用在直接干預經濟事務上，也導致政府在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等方面的工作不到位。繼續推進行政管理體制和宏觀調控部門的改革，才能從制度上更好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減少因政府干預不當或宏觀調控失誤對經濟周期波動所產生的負面影響。
2008年以來的國際金融危機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對未來全球經濟的影響極為深遠。
自危機發生以來，美、日等發達經濟體為刺激經濟復蘇，又故伎重演，實施了超寬松的貨幣政策，大量購買國債，增加基礎貨幣供給，造成了多方面的不良后果。
一是政府債務大幅攀升。據IMF統計，2012年，發達國家政府債務占GDP的比例已升到110%，為二戰以來的最高水平。二是導致全球金融體系的流動性不斷積累。根據IMF對1929年以來全球14輪經濟周期的研究，2008年以來這一輪全球經濟復蘇是最緩慢的，但信貸反彈是最快的。
央行放出去的這些高能量貨幣實際上已經存在于金融體系之中，一旦經濟回暖仍然會產生乘數效應，成為巨大的信貸資金流，既可以支持實體經濟發展，也可能成為脫韁之馬，再次沖擊世界經濟。獲得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經濟學家哈耶克曾論證了美國政府在1927年至1929年間因擔心景氣趨緩，為了延長繁榮期而使用擴張貨幣政策，雖然將繁榮延長了兩年，但當后來美國政府無法再使用經濟政策來維持消費和生產擴張時，就將本來相對自然而平穩的不景氣，最終演變成為歷史上永難忘懷的“大蕭條”。哈耶克認為，信用貸款突然注入經濟體系，會改變商品的相對價格，由此產生無法維持的過度投資，資源將被誤引至原本不會被引進的領域，而信貸的增加刺激投資，但此種投資無法持續維持，以至發生經濟波動。不幸的是：哈耶克早已指出的擴張性貨幣政策所產生的這些弊端，近幾十年又一再重復出現。
在上述發達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和世界經濟走勢的大背景下，我們不僅要關注短期問題，即對我國近期外貿、外資和經濟增長的影響，而且要研究對我國中長期發展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應。尤其要防范國際虛擬經濟、投機資本的沖擊，堅持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留有足夠的回旋余地，以避免發生財政、金融的系統性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