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在學術界一直都備受爭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反全球化的聲音再起。典型代表，德國學者格拉斯·博克斯貝格和哈拉德·克里門塔(2000)，針對全球化的過分迷信和崇拜，以德國為例比較歐美發達國家，尤其是德國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闡述了全球化過分強調市場作用的局限性，列舉了全球化所可能帶來的諸多弊端，如經濟危機、社會福利削減、工人工資降低、失業率上升、世界貧富差距擴大等。頗有影響的經濟專家阿蘭·魯格曼認為，迄今為止，被人們近乎濫用的“全球化”概念并無實在意義，全球化是一場經濟運動，其性質遠比人們想象的復雜。在魯格曼看來，迄今為止，沒有任何國際性組織能夠承擔或推進所謂全球化的重任。經濟學意義上的全球化，非但沒有走向成功，而且已經走向終結，他的結論是：“思維地域化，行動本地化，忘掉全球化”。
支持全球化觀點的人也不在少數。如美國智庫卡托研究所貿易政策中心主任、經濟學家丹尼爾·格里斯沃爾德2010年在芝加哥舉行的一次演講中呼吁美國民眾支持和重視全球化與自由貿易。薩繆爾森指出，也許我們應該使全球化進程放慢一些，但不能讓全球化進程停下來，我們也不應該這樣做。2012年12月31日他在《華盛頓郵報》撰文指出“全球化不會土崩瓦解，但會改變特征”。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丹尼·羅德里克認為全球化沒有錯，錯的是我們推動全球化的方法，錯的是我們追求全球化的程度。
2012年世界各國大選候選人提出的政策主張基本上都與全球化有關。掌握全球化未來趨勢，揭示全球化本質特征，對指導我國對外發展具有戰略意義。
經濟全球化呈現七方面規律
首先，全球化發展經歷了四個階段。通過研究經濟全球化發展歷史，可以發現，全球化從十六世紀中葉起步至今，歷經約460年，四個發展階段，即資源貿易、產業間貿易、產業內貿易、產品內貿易階段。這四個發展階段演變過程就是國際分工由粗到細的發展過程，每個階段世界科技都曾發生重大突破，產業發生重大革命，經濟全球化都會達到一個新水平。
第一階段世界發生航海革命，大規模的世界貿易從此起步；第二階段發生機器工業革命，產業間交換成為當時開展貿易、投資的主要對象；第三階段世界發生能源、電信、交通工具的科技與產業革命，極大地豐富了全球化發展的內容；第四階段世界發生了電子信息和網絡革命，誕生了產業鏈分工，產品內貿易大行其道�！�
其次，通過設計一套數量指標體系，制定出衡量全球化發展的地域廣度、領域寬度、層次深度、疊加形成的強度四大指標，以圖形表達全球化發展的長期趨勢，可以清晰地顯示出全球化發展曾經遭遇過的各種危機和考驗，經歷過曲折和停滯，但一直向前的大趨勢從未發生根本性動搖。
再次，經濟全球化由生產力全球化發展推動。研究全球化發展歷史過程，發現每個發展階段的科技進步、產業革命都曾起到巨大推動作用。各個時代的強國，如第一階段的英國，第二階段英法德等眾強國，第三、第四階段美國均成為推動經濟全球化的主要宏觀力量。企業在資本逐利驅動下開展跨國業務，其范圍越來越廣，規模越來越大，涉及領域越來越多，成為推動經濟全球化的微觀動力。國際分工參與方不斷提高專業化、精細化、鏈條化、網絡化發展水平，實現資源在全球范圍內合理配置，不斷提高資本效率，這些都是推動全球化發展核心要素。進一步分析可以發現，這些核心要素都屬于人類開展生產力活動的基本要素。由此可以推論生產力全球化發展推動了經濟全球化。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人們紛紛要求建立全球經濟體系、規則、秩序、搭建合理的結構等，顯然這是構筑全球生產關系。不僅如此，在國際社會全球法律、安全、媒體、意識形態等上層建筑領域同樣隨著經濟全球化步伐而前進。
第四，發達國家長期致力于社會改革。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自羅斯福新政起，開始以凱恩斯主義等一系列現代經濟科學為指導，展開全面改革。如今反映發達國家社會進步的主要特征，如中產階級，就是發達國家資本實行股份制、證券化改革成就的，中產階級人人有機會、有能力獲取到資本和分享資本收益，同時也人人都依靠勞動獲取工薪收入。再如發達國家企業實行管理權與所有權分離，企業管理者與員工都是企業雇員，是高級雇員與一般雇員分工合作關系。還如發達國家普遍注意縮小三大差別，現已經取得顯著成就。
第五，只有實行社會改革才能躋身發達行列。世界上多數發展中國家在漫長的歷史前進中摸索發展至今還沒有取得如發達國家般成就，尋找其中差距就會發現沒有學好先進國家改革的經驗。如將發展經濟權利放歸民間，實現經商自由化，治理經濟、社會實現法治化。還如兼顧公平與效率，制定合理的分配體制，堅決杜絕腐敗等等一系列做法。
第六，建立起全球化多領域合作體系，引領社會發展。在美國、歐、日等發達國家主導下，全球建立了經濟體系、規則、制度、秩序，搭建了生產關系，還在全球法制、安全、媒體方面等構筑了上層建筑。這些硬約束和軟約束機制、導向機制、援助機制保證了發達國家全球利益，同時在全球逐步構筑起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體系，以適應全球生產力發展。如凡加入世貿組織的國家，必須遵守世貿組織規則，必須將這些規則納入本國法律體系，形成法律約束機制。需要指出的是，發達國家搭建全球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在確保自身利益同時也保護了全球公共利益，中國雖然僅僅加入了其中部分體系，也可以搭乘安全“便車”，享受全球公共安全利益。
第七，未來經濟全球化還將持續發展。既然生產力全球化推動經濟全球化，由此推理人類社會發展生產力的動力不止，經濟全球化就不會止步。故2008年以來世界經濟全球化發展處于低潮，不過是在進行調整，在孕育新的發展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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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17日至2月14日，《中國國家形象片——人物篇》在美國紐約時報廣場大型電子顯示屏上以每小時15次、每天共300次的頻率播出。申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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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全球化面臨主要障礙
2008年金融危機后，世界主要經濟體正進行發展模式和結構大調整，全球化面臨著世界生態危機等全球議題挑戰。全球安全保障體系與經濟體系存在不匹配問題。即美國等發達國家建立起全球安全保障體系，其目標是保障發達國家在全球的利益。其他國家可以搭乘“順風車”。美國主導、發達國家共同組建的全球安全保障體系以往主要服務于東西方冷戰結構，服務于因意識形態對立的國際關系結構。凡是美國同盟國、準同盟國家可以享受安全保護，除此以外的國家只能搭乘“便車”，其安全保障處于“空缺”狀態。凡是與美國主導建立的體系存在意識形態差異、屬于不同宗教文明的國家，在全球安全保障方面也處于“空白”狀態。這種狀態延續至今，理論上稱之為國際關系結構性缺陷，對全球化發展形成巨大障礙，也是協商全球議題，開展全球治理的巨大障礙。
近期中國對外發展遇到的障礙，一是有些經濟體或是沒有將市場規則納入法制體系，或是法制不能有效發揮作用，沒有此類約束，中國企業在當地的利益就不能按照世貿組織規則得到保護；二是中國在全球沒有建立安全保障體系，美國主導構筑的保障體系沒有義務保護中國利益，當中國利益與國際公共利益一致時可以搭乘“順風車”得到保護，在發達國家利益薄弱，而中國單獨利益突出的地方，如在利比亞、湄公河、緬甸等地中國利益就得不到安全保障。
未來全球化發展趨勢
全球生產力持續發展，全球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也將實現變革與進步。未來經濟全球化發展趨勢將呈現如下特征。
其一，針對全球氣候變暖、生態危機，人類需要采取一致行動，抑制溫室氣體排放，治理環境。未來全球將掀起一場世界科技革命，低碳革命，及產業革命。
美國著名學者杰里米·里夫金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指出，“為贏得未來競爭的主導地位，需將新能源與信息技術結合，發明一種新型模式。這一模式的理想狀態就是每個家庭、每個建筑不再是單純的能源消費者，而是能夠參與能源生產，甚至能夠通過‘能源互聯網實現能源共享’。分散型可再生能源將跨越國界自由流動等等”，作者在書中提到的所有重大技術發明對人類社會產生的巨大影響，正如以往歷次工業革命一樣，將再次把全球化推向一個全新發展階段。
其二，伴隨未來新興經濟體崛起，世界格局將展開新一輪重組，全球化將增添新的動力和新的成員。按照一些國際組織的預測，2020年，主要新興經濟體成員經濟規模將與發達國家相當。新興成員崛起對世界影響力增加，與時代強國共舉，推動經濟全球化，則全球化發展宏觀動力將更加充足，結構將更加完整，也更加具備代表性。
其三，迎接新一輪生產力革命，全球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也將發生變革，具體變革形式就是醞釀建立強有力超主權機制。在全球化發展過程中，人類社會跨國交易活動常態化、規范化，對國家權力發生“侵蝕”現象，也可稱為“超主權現象”。隨著全球化發展，超主權現象日益普遍，超主權機制也從無到有，從有到多，從弱到強，不斷成長，特別是二戰以后得到全面發展。迄今超主權機制已經極其龐大，可以歸納為七類：
綜合性的機制如聯合國；經濟類的機制如世貿組織、IMF、世界銀行等；區域性的機制如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亞太經合組織；專業性機制如國際能源組織、石油輸出國組織；行業性組織如國際鋼鐵行業協會；國際標準、認證組織如ISO14000；各種峰會論壇，如G20峰會。
其四，未來將進入超主權時代。如今能承擔綜合性重任，發揮強有力作為的機制卻還沒有誕生。原本戰后由世界五大國家發起組建的聯合國機制可以發揮巨大作用，但由于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往往存在較大分歧，即便是冷戰結束后的今天仍然是艱難運行。所以，許多全球議題，全球治理都無從做起。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20國集團峰會應運而生，在拯救世界經濟危機，研究金融體系改革方案，反對貿易保護主義，調整結構、實現再平衡，引領全球經濟發展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貢獻。在起步階段G20機制顯示出良好的發展前景。因此，未來，最有希望首先在經濟領域孕育出強有力的超主權機制。比較即將到來的低碳經濟、科技革命及工業革命，及未來新興經濟體崛起等發展趨勢，即將誕生的強有力超主權機制將處于世界經濟舞臺的核心，對人類社會發展具有重大轉折意義。所以，應該說未來世界經濟將進入“超主權時代”。
其五，超主權機制與全球治理。國際著名學者赫爾德(英)和麥克格魯(英)等學者撰寫的《全球化理論：研究路徑與理論論爭》一書對實現全球治理做出了比較詳細的描述。赫爾德提出“重構全球治理：有三項緊迫任務，希望尋找一條路徑順利完成。
第一，在管理全球氣候變暖的可持續框架方面，目前取得的進展非常小，希望取得重大進展。第二，在完成千年目標方面取得的進展很小，迫切需要大力推進。第三，核災難的威脅暫時消除了，需要從根本上消除。
顯然解決全球緊急問題的前提條件就是：建立起強有力的全球超主權機制。只有在超主權機制可以有效運作，才能研究全球議題，明確全球公共利益，實現全球治理。這說明我們多么需要迎接超主權時代盡早到來。
專家提出中國對外發展八點建議：
第一，揭示出世界經濟全球化發展趨勢和規律，必然引發我們對世界發展趨勢和規律的全新認識，我們應該與全球公民共同努力，提出一系列新的認識和觀點。
第二，根據新的認識，尋找解決我國對外發展過程中一系列問題的答案，如海外利益得不到保障，核心就是結構性矛盾。即我國對外發展，與國際開展經濟合作取得了巨大進展，但在司法、安全、媒體等一系列相關領域對外發展卻顯著滯后，沒有配套的跟進動作。我們對外發展更大程度上是“搭乘”發達國家建立的全球安全體系“便車”。中國海外利益受損原因是“中國作為世界大國，擁有全球利益，卻沒有全球安全保障體系保護我們的利益”。
第三，提出對外新主張。如果我們信奉堅持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理論，按照“民生為大，民生為天”原則，需要消除與他國的一些誤解，增加與他國的互信，加強與各國的全球合作，建立全球安全保障機制，迎接全球挑戰，實現全球共治。
第四，制定全球全領域合作新戰略，提出多項選擇。中國或是倡導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團結一致，或是與美國等發達國家一致行動，或是與一些世界主要大國為伙伴，開展全球全領域國際合作。合作內容應優先從經濟領域做起，著手研究組建全球安全保障體系。
第五，制定全球經濟合作新戰略應該發揮臺港澳作用。以臺港澳為經濟伙伴，以海外華人企業為重要基礎，以中華文化為價值觀，兼收并蓄各大文明，開展全球民間經濟合作，文化合作，構建結構均衡、惠及廣泛的全球開放式經濟合作新秩序。
第六，開展法制、安全合作，我們有責任通過全球制度安排維護全球公共利益，通過組建全球法制體系和安全體系建設，保障全球公共利益。同時也將強有力地維護中國在全球的利益。
第七，建議改革對外體制，組建全領域統一對外新體制。
第八，制定長遠戰略。對照美國崛起歷經了50-100年的實踐，我們中華民族復興同樣需要“百年戰略”，當下我們已經面臨一些刻不容緩的嚴重形勢，任何拖延和回避的做法，都可能誤入歧途，喪失百年一遇戰略良機。制定百年戰略，主張發展和諧外交，順應全球化發展大趨勢，倡導超主權發展，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為人類社會發展做出應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