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呼喚大智慧”高端訪談
如果要有新一輪積極政策，應以財政政策為主
●改革可提高效率，促進中國經濟增長
●8%的增長潛力和8%的增長之間的差異，在于改革是否到位、產業轉移和升級是否遵循比較優勢和充分利用后發優勢
●技術創新和基礎設施建設將是投資驅動力兩大組成部分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原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表示，8%的增長潛力和8%的增長之間存在的差異，在于改革是否到位、產業轉移和升級是否遵循比較優勢和充分利用后發優勢。在“三駕馬車”中，投資和消費不會減慢，未來幾年經濟保持8%增長的潛力是完全存在的。
林毅夫認為，中國經濟增長仍將由投資驅動，技術創新和基礎設施建設將是投資驅動力的兩大組成部分。投資需更多依靠財政政策，而不是貨幣政策。消費是經濟增長的結果，不能作為推動經濟增長的手段。經濟增長的本質是勞動生產率水平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不提高，增加消費就成了無源之水。
中國經濟
能繼續高速增長20年
中國證券報：你一直對未來20年中國經濟持樂觀看法，但從數據看,從2011年第一季度開始，中國經濟同比增速連續7個季度下滑，到2012年第三季度僅為7.4%，第四季度回升至7.9%，但今年第一季度又下滑0.2個百分點。如何看待當前和未來中國經濟增長態勢？
林毅夫：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連續出現這么長時間的經濟增速下滑，而且處于相對低的增長水平，這是很少出現的情形。但當前中國出現經濟增速放緩是周期性的，不是結構性的，可通過投資來解決。在投資帶動下，中國工資水平將隨著勞動生產率水平不斷提高，消費自然會增長。“三駕馬車”中投資和消費不會減慢，未來幾年保持8%增長的潛力是完全存在的。
但是，8%的增長潛力和8%的增長之間的差異，在于改革是否到位、產業轉移和升級是否遵循比較優勢和充分利用后發優勢。許多人的誤解在于斷章取義，割掉了“潛力”二字。
消費是發展的目的，投資是發展的手段，要把二者的辯證關系理清楚，中國經濟發展潛力非常大。因為中國和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產業差距相當大，所以在產業升級、技術創新上還有不少后發優勢。一個國家長期的經濟增速取決于其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速度，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可借鑒或采用發達國家已成熟的技術，從而將劣勢轉變為優勢。
對比亞洲多個經濟體，可以看到，中國大陸目前的經濟發展狀況相當于1951年的日本，1977年的韓國和1975年的中國臺灣地區。在隨后20年中，這三個經濟體保持了9.2%、7.6%和8.3%的增速。我認為，從以上這些經濟體的發展軌跡看，中國仍有保持年均增長8%的潛力，能繼續高速增長20年。
消費不能作為
推動經濟增長的手段
中國證券報：在很多人眼里，“投資”現在成了一個不太好的代名詞，經常與粗放增長和環境污染相掛鉤。培育消費新增長點被認為應該是調控新的著眼點。消費能否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林毅夫：在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國外認為中國投資太多、消費不足，導致國際收支不平衡從而引發國際金融危機。對此，國內外不少學者認為，中國經濟應靠消費拉動而不應靠投資拉動。但研究問題要從問題本質來看。
經濟增長本質是勞動生產率水平不斷提高。如果沒有勞動生產率水平的提高，經濟就不能實現增長。勞動生產率提高必須靠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但不論技術創新還是產業升級，都必須以投資為載體。按照新結構經濟學的觀點，中國產業仍有很大的升級空間，也有不少基礎設施仍待改善。如果廢棄了投資，如何提高生產力，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如何通過基礎設施完善來降低阻礙經濟增長的高交易費用？
沒有投資，就不會有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勞動生產率水平自然就不會有提高。勞動生產率不提高，增加消費就成了無源之水。如果勞動生產率水平沒有提高，但還要經濟繼續增長、消費繼續增加，就只能靠借款。如果下一年還是如此，勞動生產率沒有提高，但借債越積越多，到還本付息時，危機就來了。世界上所有的危機都是過度消費造成的。美國是這樣，南歐國家也是這樣，全球借債。
我不反對消費。消費非常重要，但消費必須是經濟增長的結果，不能作為推動經濟增長的手段。消費在當期是需求，但是，消費完了就沒有，所以不可持續。投資在當期是需求，到了下一期，轉為生產力，可創造收入支持新的需求，包括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
過分強調消費，就是沒有分析我們目前所處的階段特性。發達國家現在以消費為主，他們70%以上是消費，我們50%以上是投資，就不對，能這樣比嗎？如果接受國外那些理論，讓中國必須以消費為主，這是公然要求中國陷入危機。現在發生危機的國家多是過多消費造成的，從來沒有看到一個投資過多而造成危機的國家。更沒有看到，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因為按比較優勢進行過多投資而發生危機的國家。
投資依靠技術創新
和基礎設施建設驅動
中國證券報：投資本身“無罪”，我們要更加注重投資的質量。在你看來，如何現轉變投資方式，提升投資質量？
林毅夫：未來中國經濟增長仍將由投資驅動，技術創新和基礎設施建設將是投資驅動力的兩大組成部分。
中國前兩輪積極財政政策，多投向高鐵、港口和機場等，但城市之間的基礎設施仍比較薄弱。另外，城市內部基礎設施，如地鐵、城市污水處理和環境保護等仍比較欠缺，投資空間很大。這些投資將產生很可觀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在軟件方面，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一定有制度的扭曲。隨著經濟發展，必須不斷改進和完善，這也是為什么李克強總理一直強調改革的原因。改革是最大的紅利，改革確實可提高效率，促進中國經濟增長。把這些因素都放進來，中國在未來20年還有維持8%增長的潛力。這個潛力能否變成現實，取決于能否繼續改革。
中國證券報：據悉，管理層近期警告地方隱性債務問題突出，甚至不排除出現局部債務危機的可能性。在地方債務水平較高、社會融資規模很大的情況下，投資所需的巨額資金怎么籌集？貨幣政策怎樣引導和支持投資的健康發展？
林毅夫：中國仍存在大量國有資產，其中相當一部分當年理應劃撥給社保基金。如果算上這一塊，中國政府負債率甚至會低于GDP的40%，投資能力無憂。
我認為，目前的投資需更多依靠財政政策，因為財政政策比較能掌控資金流向，貨幣政策卻很難掌控。
目前的金融管理存在一些問題，有改進空間。舉個例子，如果有個項目總投資為1億元，銀行同意支持這個項目，就把1億元都撥到項目賬戶里去，項目投資者開始付利息。但是，這個項目可能需4年完成，在第一年只需借2500萬元，可現在就必須付4年的利息，實際上對2500萬元付的是1億元的利息。在這一批資金上面，實際付的利率是名義利率的4倍，這是多高的利息？在這種狀況下，貸款躺在銀行，很容易鼓勵貸款人去做投機。這就造成貸款創造儲蓄，1億元用不完的部分就變成儲蓄，儲蓄增加了變成貸款，貸款又變成儲蓄，儲蓄又變成貸款，這才會造成我們現在的M2是GDP規模的將近2倍。
從實際數據看，從2007年到2011年，GDP增加20萬億元，儲蓄增加40萬億元，貸款增加30萬億元，在這種狀況下就要好好思考，為什么實體經濟增加20萬億元，儲蓄卻能增加40萬億元？這就是貸款創造存款、存款創造貸款、貸款再不斷創造存款的結果。在這樣的模式下，金融機構當然感覺“不錯”，賺了很多利息，但不要忘記，也埋下不少風險。
在這種狀況下，首先，如果要有新一輪的積極政策，應以財政政策為主，在貨幣政策方面堅持穩健基調是對的。不僅是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還應改善銀行資金管理方式。對前面舉的那個例子來說，一個比較合理的方式是，既然貸款是要分4年用的，對未來3年的貸款，銀行目前頂多收承諾費即可，不應收利息，這樣，銀行第一年貸出去的只有2500萬元，資金都用光了就不會變成存款。
像這樣一些問題是能改進的，但是改進方式不是只從國外理論上看怎么辦，而是看中國實際狀況是怎么樣。不能依靠國外某個時代的理論，就認為解決了問題。
避免沒有產業支撐的城鎮化
中國證券報：城鎮化無疑將釋放巨大的投資需求。如何避免新型城鎮化建設重走大干快上、房地產化的老路？
林毅夫：經濟發展過程必然從資源型產業轉到制造業，從制造業進入服務業。因此，勞動力會不斷地從農業轉移到制造業和服務業。制造業和服務業都是相對集中的規模經濟，所以勞動力必然從農村轉到城市。從這個角度看，城鎮化是經濟發展的結果，也可以講是經濟發展的條件。由于制造業和服務業有很大的規模特性，如果城鎮化不發展的話，那些規模特性就無法發揮出來。
如果人為拔高城鎮化而產業不發展的話，勞動力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就會出現大量失業問題，造成社會不穩定。反過來，如果人為抑制城鎮化的話，規模經濟發展不起來，也會阻礙經濟發展。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城鎮化是必然的，它是我們從中等收入變成高收入國家必然需要的一個結果和一個條件。所以，未來城鎮化發展需把政策設計好再來實施。我覺得，這次城鎮化會議的推遲，就是為更好地設計政策，避免政策失誤造成過度的人口城鎮化、基礎設施的城鎮化、房地產的城鎮化，卻沒有產業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