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中國最大的紅利，改革紅利釋放是支撐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的基本條件。從房產稅到營業稅改增值稅、再到資源稅改革，從產業升級轉型到城鎮化、再到時下最熱門的審批權精簡下放，人們所期待的改革紅利究竟有哪些？改革紅利怎么樣才能惠及更多的民生？改革應該如何突破阻力讓更多的企業和行業都能夠輕裝上陣？央視財經頻道主持人王小丫和著名財經評論員姚景源、劉戈共同評論。
眾人期待改革，改革紅利究竟是什么？市場調查又能告訴我們哪些結果？獲取改革紅利的突破口會在哪里？
最大限度釋放改革紅利，時下的各地行政體制改革就在提速。早在3月份深圳在全國率先啟動工商登記改革，放寬工商登記條件，實行寬謹嚴管新舉措，立刻帶來了新變成。在一個注冊大廳里，記者遇見了剛大學畢業，打算開公司創業的李智勇。他說現在注冊的門檻兒低了，以前他想注冊公司太難了，像他這樣的一人公司，最少也要繳納10萬元的注冊資本。
記者：能拿得出那十萬塊錢嗎？
李智勇（深圳市自主創業大學生）：可能找親戚朋友還可以。
記者：得借。
李智勇：對。
改革后，注冊資本由實繳改成了認繳，現在李智勇只要寫明認繳數額，以后慢慢繳納就行。改革兩個月來，深圳全市新增企業和個體戶68000多個，與去年同期相比翻了一番。總量躍升到100萬戶。
5月中旬，國務院宣布取消和下放133項行政審批等事項，目的就是要盡快降低市場準入門檻，從體制、機制上給市場主體松綁，進一步激發企業和個人創業的積極性。在財稅改革上，營業稅改增值稅的步伐也在加快，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日前發布通知。進一步明確的今年8月1日起，交通運輸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營業稅改征增值稅的相關政策將在全國范圍內展開。從去年在上海、北京、深圳、廈門等地的試點來看，營改增從制度上解決了重復征稅問題，減輕了試點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稅負，促進了企業轉型升級。
土地市場過火，北京緊急叫聽，以熱門地塊出讓的消息。這幾天在業界紛紛揚揚，這個項目是北京市豐臺區花香夏家胡同居住用地。掛牌競價的起始價也從最初的13.1億元被抬升到了13.52億元。按原計劃，該地塊進行現場競價。但27日，北京市土地整理儲備中心發布公告，暫停該地塊的出讓，對暫停出讓的原因相關部門沒有透露，不少業內專家認為，暫停出讓這個地塊，主要就是為了穩定樓市預期。
顧云昌（住建部住房政策專家委員會副主任）：關鍵就是土地市場太熱了，地價還有進一步炒高的可能，而且已經很明顯了。如果這樣下去，對我們控制房價，控制地價的目標，恐怕就要出問題。所以暫緩土地拍賣，想平穩一下樓市。
姚景源：關于收入分配差距拉得過大的爭議 大家并沒有仇富 而是主要針對腐敗、灰色收入以及憑借壟斷地位所獲得的收入（《央視財經評論》評論員）
什么叫紅利？就是你做一件事情，能夠獲得更大的利益，不是小利，而是很大的利，才叫紅利。我們回過頭看，這30多年中國經濟的發展，說改革是我們最大的紅利。我們就從過去那種吃飯憑糧票，穿衣服靠布票走到了今天。今天我們人比過去多了，地比過去少了，但是我們農產品豐富了，這就是改革紅利，它是推動我們經濟和社會發展最重要的一個力量。
比如說收入差距，一方面，這30多年，我們每一個人的收入都有一個了不得的增長。比如1978年我們城鎮人均收入343元，農民一個月只有133元，那我們現在大家的收入漲了幾十倍，甚至上百倍。但是問題在哪兒呢？一個是我們總體上收入水平還不高，還有一個比較突出的就是分配差距，收入差距拉得過大。那么這個收入差距變大，它不是和付出勞動相對應的差距。就是說如果是憑勞動所得，大家并沒有仇富。大家主要還是比如腐敗，特別還有一些個灰色收入，比如說憑借壟斷地位所獲得的收入，不是憑勞動創造的，是憑勞動以外的因素，那么顯然現在大家對這方面的意見很大。所以在收入分配問題上我們要改革，很重要的就是我們提低，就是要加快來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然后擴中，就是中等收入人群增多，最終讓他占主體。
再比如說營改增，就是營業稅改增值稅的。我們現在在經濟結構當中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我們服務業比重太低。現在中國服務業占整個國民經濟的比重是40％略高一些。美國達到80％，全世界平均水平是60％。那么服務業比重過低，它影響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質量，還有一個就是眼下大學畢業生就業形勢十分嚴峻，699萬大學畢業生要就業。為什么現在大學生就業難？而相反卻有民工荒？怎么大學生就業難呢？因為大學生就業主要的領域是服務業，服務業是吸納大學生就業最重要的領域，而我們恰恰是服務業比重低。所以我們現在通過營改增，就是說我們在服務業領域，過去由收你營業稅改為收增值稅，這樣就降低了服務業的稅負，然后鼓勵更多的人去從事服務業，去發展服務業，使服務業能夠充滿活力，充滿動力，緊接著就能釋放出更多的就業崗位來緩解就業難，所以所改革是和每一個人息息相關的。
劉戈：改革就是不能讓行政審批綁住企業的手腳 改革就是要給企業松綁（《央視財經評論》評論員）
現在其實我們的收入水平有增長，而且增長的速度很快，但是我們在消費這一塊的比例顯得相對偏低，那么這也依賴于改革。比如說為什么要搞城鎮化？就是說有很多人現在掙到的錢，他不敢花。改革如果能夠深化，把更多的人進入到城市里，然后有錢花，而且敢花錢，那么他就把消費拉動了，同時生活水平也提高了。這種消費本身就變成了對經濟的一種推動的力量，這也是改革紅利。我們還要鼓勵更多的人創業，鼓勵更多的中小企業成長，那么這時候我們原來體制設計里的很多審批的一些綁住了這些企業手腳的，那就需要松綁。
稅收的改革，為什么說它也是一個改革紅利？它實際上是調整各個利益集團，或者各階層的收入分配的比例，比如說以前會有一些情況，比如說資源稅，很多礦、油礦、石油、煤礦等等，那么它是按照量來計稅，那么這個時候量，最后的這個錢大部分都讓企業拿走，地方政府留下的本身就不多，地方本地居民能夠分到的就更少了，那么就進行資源稅的改革，那么從計量到計價，隨著煤炭，油的漲價，那么它原來的稅收比例1％提高到5％，那么地方政府就可以拿到更多的錢，讓當地的老百姓能夠獲得這個資源的紅利，而不是說都讓企業拿走。包括房產稅，我們聽到有山西的父子倆在北京買了一百多套房子，那么是不是我們通過房產稅的方式，讓拿到太多社會資源的這樣一些人能夠有更多的付出。
劉戈：房產稅改革就是一項改革紅利（《央視財經評論》評論員）
在改革的路上肯定會有很多的障礙，但是如果方向清楚了，那么該推的時候推下去，比如房產稅，它一定會遇到阻礙，但是現在由于房價的迅猛上漲，它不光是引起大家的一種心理上的波動，同時對創業、對經濟的經營本身也構成了影響，成本迅速提高。那么這個時候，我們推動房產稅改革，使房價保持一個合理的范圍，這就是一項紅利。
另外，當我們的政府機構，當我們審批的項目逐漸的變少了，可審可不審的，就是我們講兩個凡是，凡是市場能夠自動調節的，凡是通過事后的監管能夠解決的，我們不進行前置的審批，那么這兩個凡是我們實行了，那么很多人的創業熱情就會被煥發出來，很多小的公司就會生長出來，加上我們配套的稅費改革，那么他們又能納更低的稅，更少的審批，更低的進入門檻，那么這一些紅利真的是普通的老百姓都可以享受得到的。
姚景源：經濟體制改革最重要的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央視財經評論》評論員）
我們一定要看到，改，就是改革本身就是解放生產力，是推動生產力的發展，所以生產力發展了，勞動生產力提高了，那么自然它就會產生紅利。用改革來推動我們各項工作的發展，也就是使我們整個的紅利能夠更多的涌現。在改革紅利上，我們還是應該把目光盯在宏觀戰略上的問題，我們去加以改革。比如說我們收入分配的改革，我們市場機制的完善。
我們現在黨的十八大，明確地講我們經濟體制改革，最重要的就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我們新一屆政府，就是這兩個月的時間，我們現在取消了130項的審批。就是市場能夠自行調節的，企業能夠自己解決的，我交給你，它就釋放了這個紅利，就是使我們的企業，我們的市場能夠有活力、有動力。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看改革紅利，改革就能夠解放生產力，改革就是推動生產力的發展，所以我們一定要看到和抓住那些事關全局的，帶有戰略性意義的一些領域的改革。
遲福林：不能以GDP的增長代替改革（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 《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第一個不能以增長代替改革，我們現在正處在高速增長向中速增長的歷史拐點當中，如果我們緊緊巴GDP的增長作為一個首要目標，那么可能就會積累更多的經濟、社會風險。第二個很重要的就是，不能以政策的一些調整來取代改革。比如家電下鄉、家電補貼政策，這些政策很重要，但是根本的問題在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提高老百姓的收入能力、收入水平，這樣才有可能拉動消費，根本問題還是一個制度創新的問題。第三，我們現在不能以小修小補的一些局部性改革取代改革的攻堅。一定把解決短期問題和中長期問題結合起來，比如房產稅的改革，不僅是要解決當前房地產市場的波動問題，更重要的是要理順中央和地方的財稅關系，更重要的是在調節利益關系中，使它發揮作用，那么跟房產稅相關的一些重要的財稅改革，應該統籌考慮。
姚景源：改革本身是利益的再協調和再分配（《央視財經評論》評論員）
我們黨十八大就是明確的講，我們要實現全面小康。那么實現全面小康最根本的動力是什么？就是改革開放。所以我們通過改革，通過改革紅利，我們來推動全面小康社會的建設。從近期來講，改革本身是一個利益的再協調，或者再分配，所以它就涉及到利益問題。所以一方面我們應按照十八大的要求，堅定不移的推進改革，讓改革來釋放紅利。另外一方面，我們還是要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我們能夠在改革當中求發展，在發展當中去促進改革。
劉戈：要讓中等收入人群壯大起來（《央視財經評論》評論員）
需要改革的方面很多，但是我覺得還有關鍵的方面，能夠讓真正的中產階級培養得更多一些，中等收入的，要讓那些更高收入的人能夠拿出來一部分錢，那么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