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專業改革正緊鑼密鼓地為全國鋪開做著準備，８月１日，“營改增”范圍將從１２省市擴至全國，減稅規模預計全年達兩三千億，而稅收杠桿撥動的卻不僅是減稅本身，改革張力在以減稅為主線的循跡中愈加厘清。
一場更大規模的政府減稅
兩三千億元——該如何定位這樣的減稅規模？如果拿２０１２年全國稅收收入約１０萬億元計算，“營改增”的減稅比重占２％到３％。也許有人會認為，作為當前結構性減稅的重中之重——“營改增”的減稅規模是不是應該更高？
在一些業內人士的觀察中，一方面，在中國現行稅制格局中，“營改增”帶來的是最可行與最有效之間最大公約數的減稅；另一方面，隨著“十二五”時期“營改增”向整個服務業全面推進，預期的減稅效果也將持續放大。
中國現行１９個稅種中，增值稅與營業稅在稅收中的比重超過４０％，兩大主體稅種幾乎涉及每一家企業，而中國幾乎９０％以上的稅收來自企業。所以，同時在這兩大稅種上做文章，無疑可以實現一種更大規模的減稅。
細數近些年的減稅大動作——２００６年，取消農業稅，全年減稅１２５０億元；２００８年，新企業所得稅法實施，全年減稅９３０億元；２００９年起，增值稅由生產型轉成消費型，當年減稅１２００億元，是當時中國單項稅制改革減稅力度最大的一次。
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胡怡建指出，“營改增”是兩大主體稅種聯動帶來的更大規模的減稅，這也使得其在調節收入分配上的作用不容忽視，政府、企業、居民間的收入此消彼長，政府實現大規模減稅，才能為企業、居民收入增長創造條件和可能。
一場激活經濟之軀的企業降負
除了中國，世界上沒有國家增值稅與營業稅并存。現代化的企業分工已很難去區分增值稅的稅基——貨物與營業稅的稅基——勞務。增值稅與營業稅并存，使稅收成為制造業和服務業之間一道隱形的墻，使二者相互割裂。
如用一句通俗的話去解釋“營改增”，那就是以前企業成本也要計稅，現在成本可以抵稅，減少了服務業的重復征稅，實現減負。在“營改增”的先行先試中，９０％的企業稅負下降，而小規模納稅人更加寬泛的認定，也力促中小企業降負程度達４０％。
降負給企業帶來更多選擇。“營改增”獲益后，廣東平成廣告有限公司董事長吳曉波決定加大投入，提升企業的科技附加值。事實上，在采訪中，很多在“營改增”中降負的企業選擇了擴大投資、提高生產技術。
“營改增”在給企業降負的同時，也打通了制造業與服務業之間的隱形的墻。增值稅的抵扣鏈條，一面使企業為實現成本最低化去拆分細化，一面又因抵稅上的環環相扣而緊密合作，這是一種更具現代性的企業特征。
普華永道間接稅主管合伙人胡根榮指出，“營改增”撥動了成千上萬的經濟細胞，它以為服務業減負為切口某種程度上實現對經濟之軀的激活，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種稅制公平的實現，中國將會用一套統一的流轉稅制度去推動服務業與制造業協調一體發展。
一場寫下民生注解的專業改革
稅收是一個四兩撥千斤的杠桿，中國兩大主體稅種的大轉換可能帶來的是兩指彈出萬般音的改革張力。這種張力在層層傳導中將提高整個社會的活躍度，也為這項專業改革寫下了必要的民生注解。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劉尚希說：“稅收是成本的一部分，成本降低，創業空間就加大，有了創業能直接帶動就業。‘營改增’促進服務業、中小企業發展會直接擴大就業空間，可以穩定就業，還可以提升就業質量。”
展望今后，“營改增”將會從目前的現代服務業向餐飲、住宿等傳統服務業全面推進。雖然價格的形成是多重市場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根本是供求，但“營改增”的大規模減稅無疑為企業降低產品價格增加了空間。
胡怡建指出，中國當前稅制格局中，最核心的問題是間接稅所占比重大，這使大部分中低收入者處于不利地位，讓富人少繳稅，中低收入者多繳稅。“營改增”帶來的減稅，毫無疑問減的是間接稅，這也讓“營改增”觸及了當前稅制改革的主脈。
如今，“營改增”全國鋪開已逐漸臨近，而無論是物流等行業已經遇到的稅負上升，還是電信業可能遇到的稅負考驗，都在表明，沒有改革可以一蹴而就與一片坦途。但應該看到的是，這是一項需要銳意進取的稅制改革，只有在步伐不斷加快中，其所具有的改革張力才能合理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