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商務部統計資料顯示，截至2011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為4247.8億美元，占全球存量的2%，居全球第13位，僅相當于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9.4%，英國的24.5%，德國的29.5%，法國的30.9%，日本的44.1%。雖然2003年以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開始高速增長，但從國內環境看，1999—2011年持續的國際收支雙順差使中國外匯儲備不斷攀升，基礎貨幣被迫大量增發，引致境內持續的流動性膨脹，迫切要求中國資本走向國際。因此，借鑒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經驗，具有意義。
投資大國發展路徑
美國、德國、日本是當前世界前五大對外直接投資國。二戰后，美國超過英國保持最大對外直接投資國地位至今，但其存量在全球的份額呈逐漸降低之勢：1967年達53.8%，2011年降至21.3%。德國在二戰后重新開始對外直接投資，1967年其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占全球的2.8%，2002年達8.9%，2011年降至6.8%。日本對外直接投資起步比德國晚，存量在1967年占世界的1.4%，1993年達10.4%，2011年降至4.5%。
美德日對外直接投資歷程具有以下特點：
1、投資產業：從以資源行業為重點到以制造業、服務業為重點
由于工業化及產業結構調整的需要，投資大國早期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資源行業，后逐漸轉移至制造業和服務業，持股公司的比重也越來越大。1914年美國直接投資存量40.4%分布在礦業石油業，18.2%分布在制造業，14.7%分布在公共基礎設施，13.5%分布在農業，6.5%分布在銷售業。1950年，美國的直接投資存量38.3%分布在礦業石油業，32.5%在制造業，18.6%在服務業，其他行業10.6%；到2011年，美國的直接投資存量只有4.5%分布在礦業石油業，制造業14.2%，金融保險業20.3%，43.5%為持股公司。日本也經歷了從資源業到制造業再到服務業的重心轉變述。德國情況不同，對資源業的直接投資一直較少，先后以制造業和服務業為重點。1958年，德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主要分布在制造業，占84.2%，服務業占15.8%；2005年制造業占比降至18.2%，銀行等金融中介占17.6%，持股公司占41.2%，批發零售維修占9.4%。
2、投資區域：從發展中國家轉向發達國家
在投資產業變化影響下，投資大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區域分布基本經歷了從發展中國家到發達國家的轉變。其中，在發展中國家，投資大國的早期投資以資源行業為主，后轉為制造業和服務業；在發達國家，投資則長期以制造業和服務業為主。1914年，美國對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存量占比分別為52%、48%；其中，48.7%投向拉丁美洲，23.5%投向加拿大，21.8%投向歐洲，5.7%投向亞洲、非洲和大洋洲。1950年，美國投向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存量基本持平。到2011年，上述比例變化為69.5%、30.5%。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經歷了從發達國家為主到以發展中國家為主，再到以發達國家為主的歷程。德國則長期以發達國家為主要投資對象，投資比重逐漸提升。
3、投資主體：大型跨國公司迅速成長
跨國公司是投資大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體。伴隨投資大國成長，大型跨國公司崛起，實力的相對變化也反映著各投資大國在世界直接投資領域中地位的變化。據美國《財富》雜志的數據，1956年全球100家最大工業跨國公司中，美國79家，德國7家，日本0家；1980年，美國44家，德國11家，日本8家；到1998年，美國35家，德國14家，日本23家。根據美國《財富》雜志以銷售額為指標對世界500強的統計，1996年美國有152家，德國44家，日本148家；到2012年，美國有132家，德國32家，日本68家。大型跨國公司國際經營化程度日益提高，反映出其在全球吸納、整合、配置資源能力越來越強。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根據企業母國以外的國外資產占總資產的比例、國外市場收入占總銷售收入的比例、國外雇員占總雇員的比例等三個指標的平均值計算了世界非金融100強跨國公司的跨國指數，發現其跨國指數不斷提高，從1993年的47.2%上升到2006年的61.6%，2011年達到62.3%。
4、政府職能：鼓勵、保護和引導
投資大國普遍重視國內立法，積極簽訂雙邊或多邊協定，建立和不斷完善海外投資保險制度和資金支持制度，實行海外投資稅收優待政策，并提供優質、高效的投資信息服務。美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常常與對外援助相結合，并以對外援助為先導。美國先后頒布《對外援助法》、《經濟合作法》、肯希盧泊修正案、岡扎勒斯修正案和《貿易法》中的限制條款、《海外反腐敗法》等，積極與其他國家簽訂雙邊或多邊投資保護協定或避免雙重征稅協定，利用國際經濟組織提供外交保護和支持，首創海外直接投資保險制度，以海外私人投資公司為保險責任承擔者，通過美國進出口銀行、海外私人投資公司提供資金支持和援助，實行所得稅和關稅優待政策，積極提供投資信息服務等。德國與日本的做法基本如此。
同時，投資大國也根據本國需要對海外直接投資進行引導。比如，在鼓勵投資海外自然資源方面，日本專門設立了資源投資虧損準備金制度，并先后成立石油開發公團和金屬礦產事業公團引導海外礦產資源的勘查與開發，并給予優惠貸款、貸款擔保及稅收優惠等。此外，投資大國多重視支持中小企業赴海外投資，比如美國海外私人投資公司重視對中小企業貸款支持，如給予中長期直接貸款，并以降低中小企業保險登記費、代小公司墊付保險經紀人代辦費、對投資項目調查差旅費進行補助等多種形式提供海外投資補助等；德國政府經濟合作部為中小企業提供“新企業開辦及技術轉讓計劃”專項貸款，德國復興信貸銀行為中小企業在境外投資提供優惠貸款。
日本企業這樣進入美國
20世紀80年代，日本企業并購美國企業的熱潮讓華盛頓深感國家安全受到威脅。1988年，美國國會通過《埃克森——弗羅里奧修正案》，加強了對外資的安全審查。但是，日本企業沒有受制于此，而是通過采取有效措施最終成功打破美國的投資壁壘。
——參與塑造主流意見，樹立良好公眾形象
20世紀80年代，包括尼康、索尼、松下和東芝在內的眾多日本公司均建立或擴大了駐華盛頓的代表機構，通過與美國智庫、記者和前政府官員等第三方合作的方式塑造華盛頓對來自日本投資的主流意見，并積極為相關研究提供贊助或開展合作。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起，華盛頓各個智庫就開始舉辦有關日本投資的各種論壇，發表證明日本投資對美國經濟有益的研究報告。
——促進當地經濟發展，尋求當地政府支持
遵循“在出售產品的地方從事生產”的格言，日本企業成功緩解了認為在美投資只為給日本進口產品開辟銷售渠道的擔憂。2002年美國經濟分析局發表的報告稱，日本企業在美國創造的工作崗位已超過83.4萬個。在美投資的日本企業經常聘用美國人擔任高層管理人員。日本企業還從美國生產商那里大量采購，1982-2006年間，本田汽車公司的美國供應商數量從40家增加到550多家，豐田汽車公司從北美供應商采購的零部件和原材料也超過了110億美元。日本企業這些動作大大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發展，有利于其在投資時獲得當地政府的支持。
——履行社會責任，尋求基層民眾支持
日本企業不僅與地方政府搞好關系，還努力將自己整合到當地社區中去。許多日本企業都為地方的社區建設出力，從小聯盟棒球隊到兒童癌癥研究中心，日本企業向各類地方機構捐助了成百上千萬美元。日本企業實際是在仿效美國企業的做法——投資、培養社區支持力量、取悅當地政治家以及拓寬與其投資相關聯的經濟利益。
當然，日本企業也曾犯下錯誤，進入美國早期帶來自有商業模式，高度依賴自己的供應商網絡，沒有本土化。而且，也未曾努力融入所投資社區。日本管理風格具有層次化和自上而下性質，與美國個性化、互動式的作風常發生沖突。此外，日本當年還錯誤決定購買地標性地產或有爭議的產業，引得美國人反感，包括紐約洛克菲勒中心、哥倫比亞電影公司等。
日本企業進入美國的經驗提供如下啟示：
一，滲透乃至引導美國主流輿論，樹立友好形象。中國赴美投資企業不少是國有企業，收購目標大多為能源等戰略性資產，政府背景和敏感行業經常引起美國猜忌，對中國企業投資目的提出質疑。所以，中國企業應借鑒日本企業加強公共外交的做法，采取多種形式與美國輿論界合作，淡化“中國威脅論”，積極營造中國投資對美國經濟有益的政治氛圍和友好形象，引導和宣傳對中國有利的主流輿論。
二，加強與美國經濟的融合，尋求當地政府的支持。中國企業要想成功進入美國市場，需要處理好可能引起的政界反對聲浪，如果不能給當地經濟帶來好處，就很難得到當地政府支持。因此，需要明確表態，承諾為當地提供工作機會，遵守美國法律法規，做一名好雇主。只有在美投資只有與當地經濟融為一體，中國去也才可能被接受和支持。
三，履行社會責任，尋求民眾支持。中國企業應通過積極參加公益活動、參與社區建設等培養社區支持力量，加深與當地政治家的關系，從各方面融入當地社會，尋求公眾和輿論的支持。
近年來的中美并購案例，中國在美國投資最順利的領域是制造業。2010年中國在美國達到兩億美元以上的投資項目一半以上集中在工業制造業，而且投資最大的是機械設備和電子制造業。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投資也很受美國地方政府歡迎，一方面在于其基礎設施老化，亟待更新，另一方面在于基礎設施建設能夠帶來更多的就業崗位，對經濟的促進立竿見影。
近年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迅速發展，同時也遇到一些挫折，主要是市場因素，也有一些政治因素。2007年，美國頒布《外國投資與國家安全法》，2008年發布《外國人合并、收購、接管條例》，進一步加強對外資的安全審查。在此背景下，中國企業“走進美國”阻礙重重，中海油收購優尼科，鞍鋼在美建廠，華為收購美國加州三葉公司……均不順利。截至2011年，中國直接投資在美國僅排第25位，占美國吸收外資總量的1%。吸收投資大國成熟經驗，可以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提供正向借鑒。
第一，對外直接投資應先以資源業和制造業為重點，而后再逐漸轉移到服務業。截至2011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分布在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的比例為33.5%，金融業為15.9%，采礦業為15.8%，批發和零售類為11.6%，制造業為6.3%。而在美國和日本的早期投資中，采礦業比例一般高達35%以上，這說明中國對海外資源行業投資非常不夠，原因在于各國對資源投資比較敏感，限制較多；也說明中國政府對海外資源行業投資的引導和支持還需進一步加強。事實上，海外能源對工業化處于中后期、城鎮化即將進入快速發展期的中國十分重要。投資大國早期投資制造業比重均在18%以上，中國明顯過低。
第二，逐漸增加對發達國家的投資比重。截至2011年底，中國對發展中國家(地區)的投資存量為3781.4億美元，占89%；對發達國家(地區)的投資存量為466.4億美元，占11%。在美德日的早期投資中，發達國家比重一般都在48%以上。與之相比，中國投資發達國家的比重過低。當然，由于中國投資存量的73.6%分布在中國香港、英屬維爾京群島和開曼群島這三個被稱為“避稅天堂”的世界著名投資中轉地，可能造成較大的統計誤差。但即便考慮誤差，中國也應逐漸增加對發達國家的投資比重，特別是加強對發達國家的制造業和金融業投資。
第三，加快培育競爭力強的跨國公司，逐步提高民營企業投資比重。發達國家投資主體主要為私有企業，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體是國有企業，特別是央企。1996-2012年，入選《財富》雜志以銷售額計的世界500強中國企業數從兩家增加到69家，僅次于美國，反映中國跨國公司的快速成長。但在這69家中國企業中，只有五家是非國有企業。目前，除少數非國有企業的國際競爭力較強、利潤率較高外，中國大多數國有企業跨國指數還較低，盈利能力也較弱。據統計，2011年中國新進入世界500強的16家企業平均銷售利潤率為2.0%，2012年新進入的16家企業平均銷售利潤率僅為2.8%，基本屬于微利企業。而在2011年和2012年，中國以外的世界500強公司平均利潤率均為5.8%。因此，應加強對重點企業和重點項目的支持力度，加快培育一批實力雄厚并且競爭力強的大型跨國公司和國際知名品牌；加大對非國有跨國公司的培育力度，促進非國有企業開展和擴大海外投資，增加非國有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的投資比重。
第四，進一步完善投資促進體系，加強投資引導功能。投資區域、投資產業及投資主體的差距，表明中國目前初步建立的投資促進體系還欠完善。中國政府應將對外投資項目審批制改為登記制，加強對外直接投資政策協調機制；完善投資政策法規，加快建設國內基本立法；主動地參與和發起雙邊、多邊或區域投資保護協定的談判和簽訂以及避免雙重征稅條約的談判和簽訂，特別是與美國雙邊投資保護協定的簽訂，并對早期簽訂的雙邊投資協定進行修訂；進一步完善保險、財稅、信貸、信息服務等配套措施，加強其對重點投資產業、重點投資區域的引導功能，特別是加強資源導向、技術導向、市場導向的投資，并進一步發揮其對投資主體，特別是非國有企業的培育作用，積極推動中小企業利用自身優勢開展海外投資；督促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在東道國履行社會責任，以促進對外直接投資的可持續健康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