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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不去的家鄉 難扎根的城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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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訪河北石家莊的“城市村民” |
作家孫犁自稱是“城市中的農民”，沈從文也將自己定位于“鄉下人”，不過這種稱呼，象征意義大于實際意義，體現的是一種情結。但是，城市里確實存在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的身份是農民，但生活在城市；他們在農村已經“拔根”，但在城市卻難以“扎根”；他們定居城市，渴望融入城市，但困難重重。
日前，《經濟參考報》記者輾轉于河北壩上地區和石家莊市，走訪了部分“城市村民”，希望能勾勒出他們的生存背景、生存現狀，以及他們的夢想與期盼。
沒有年輕人的“老人村”
河北張家口壩上地區，距離北京不到300公里，“環北京貧困帶”組成部分，包括張北、康保、沽源、尚義4縣。據當地統計，大約有近半農民攜家帶口，離開家鄉異地謀生。
行走在壩上農村，被磚砌住門窗的房子隨處可見，標志著這家人已經遠走他鄉。村里沒有青壯年，沒有兒童，剩下的幾乎全部是老年人。在沽源縣的一個村子里，村民說，全村有40多戶人家，150口人；但現在實際上只有10來戶，不到40人，一多半為60歲以上老人，年紀最老的已經84歲。
晚間行走在康保縣一個沿公路的村子，村里只有星星點點的幾處燈光，大多房子都籠罩在黑暗中。村民告訴記者，全村人口最多的時候有900多口，現在最多400來口，基本都集中在路兩邊，村子里邊已經空了。
壩上地區位于內蒙古高原，耕地雖然較平原地區多幾倍，但氣候十年九旱，全年只能種一季莊稼，一畝小麥只能產200斤左右。在之前，畜牧業被當地稱為“鐵桿莊稼”，旱澇保收，養羊是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之一。
本世紀初，河北省率先在全國實行禁牧。壩上地區作為北京水源地、沙塵暴的最后一道生態屏障，首當其沖，嚴格執行了這一禁令，羊群數量急劇減少。失去重要收入來源的農民又一次集中爆發“外出打工潮”，北京、天津、石家莊、大同、呼和浩特等地，到處都有持壩上口音的農民。
他鄉謀生的“城市村民”
石家莊市是壩上農民選擇生活的城市之一。10年前，康保人孫立威隨著老鄉的拉引，來到了石家莊，起先跟著建筑隊當小工，后來專門從事空氣凈化這一行，直到今天。記者見到他時，他正在租住的房子里洗衣服，他說已經好長時間攬不到活兒干了。
孫立威現在租的房子在一個城中村中，12平方米的臥室加一個更小的庫房，一月房租300元。夫妻倆和從老家過來看孩子的母親住在臥室里，上小學的女兒住在庫房里。像很多城中村的出租房一樣，孫立威的居住環境十分惡劣，10戶人住在不同的小間內，不能洗澡，沒有衛生間，上廁所要出門走幾百米。
孫立威說，前幾年，空氣凈化這一行火的時候，他最多一年賺過10萬元。但從2006年以后，生意越來越難做，有時一年都沒什么活兒干，這幾年都是在吃老本。
隨著孫立威的收入越來越少，他居住的條件也越來越差，從每月650元的兩居室一直搬到每月200元的小單間。他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這個房間有千種不好，但好幾年沒漲過價。令他憂愁的是，城中村就要拆了，他不知道去哪里還能租到這么便宜的房子。
每個月，孫立威一家省吃儉用，開銷也要2000元。生意好的那幾年，他和妻子也在石家莊市里轉過幾個樓盤，但都因囊中羞澀作罷。本來想著再攢幾年再買，但隨著房價的攀升和生意的蕭條，房子基本是個夢了。
孫立威的孩子上小學二年級，石家莊外來人口在義務教育階段的政策是，在所居住地就近入學。所以目前還不用為孩子上學擔心，但讀完初中就不好說了。
全家人在村里沒上新農合。因為沒種著地，所以農業補貼也沒享受到。因為沒戶口，沒固定收入，在市里的社會、養老、醫療等保障同樣沒有，而商業保險又上不起。之所以沒參加新農合，是因為他的一個同鄉的遭遇，他的同鄉在北京打工，看了一次病后回老家報銷，報銷費算來算去連來回車費都不夠。“掙不到錢也擔心，但最擔心地還是怕得病，看不起。”
“兩頭靠不上”的辛酸
聽一群“孫立威”述說酸甜苦辣，才會理解他們在城市里生活是多么艱辛。普通市民能享受到的種種政策，他們沒有；而路途遙遠的家鄉，近年來的種種惠農政策，他們依舊失之交臂，“兩頭靠不上”。
劉長軍，2001年從張北縣來到石家莊，一直在一個批發市場搞水果批發。去年，從四川高價進了一批柚子，結果行情突變，不僅賠了本，還連同多年來攢的10萬元血汗錢也一起化為烏有。
劉長軍說，生意上不去，他不知道該怎么辦。“沒有市里的戶口，什么都享受不了，沒有醫療保險，沒有社會保障，吃不上低保，租不上廉租房，反正什么都沒有。我們這些人，一天掙不上錢就得餓著。”
劉長軍一家在張北縣參加了新農合，但并沒有享受到政策的優惠。他的21歲的兒子去年生病，在石家莊的一所醫院里做了手術，花了5000多元，回老家找衛生部門報銷的時候，因為各種手續不全一分錢沒報成。“聽說新農合看病要在老家醫院看，可我們離老家那么遠，病又不等人，誰敢為了報銷趕回去。”
劉長軍老家還有20畝，以每畝50元租給了別人。他說，出來這么多年，回去種地已經不可能了，就是他想回去，兒子也不會同意。
相比劉長軍，同樣做水果批發的張萬有更是背水一戰。他老家的地已經被村里收了回去，重新分給了別人，長久不住的房子已經坍塌。生意難做，欠下10萬巨款還不上。26歲的兒子和18歲的女兒沒有正式工作，在石家莊市給人打零工。
“我覺得我現在過的連村里人都不如，他們看病可以報銷，種地國家補貼，生活困難還可以申請低保。我是‘兩頭不靠’，既不是城里人，也不是村里人，我倒是無所謂了。可兒子、女兒以后怎么辦？”張萬有問。
原本，張萬有想再攢一些錢，給兒子買套房子，按石家莊的政策，買房子可以把兒子戶口轉到市里。同時，他的兒子搞了個對象，兩人關系挺好，女方提出結婚條件就是要有套房子。“本來，生意好也掙不下一套房子，現在，吃喝都難掙，更不可能了。”
基于和劉長軍同樣的理由，張萬有全家在老家沒參加新農合。現在和老家唯一的聯系就是有一個老母親。在生意好的前幾年，他每年還有余力給老人寄點錢，現在已經斷了。每年偶爾回去的時候買點吃的，就算盡了孝心。
融入城市的期盼
康保人曹曉龍大專畢業后來到了石家莊，并找到了一份他比較滿意的工作。工作兩年后，家里賣了100只羊，又四處借了幾萬元，在石家莊給他付了首付，終于買了一套80多平方米的房子。
“融入一個城市，我覺得首先要在這里生活和工作，其次，要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我自己經歷了租房的痛苦，也見多了沒房老鄉的無奈，因此，我必須要有一套房，雖然現在因為還房貸入不敷出，但我痛并快樂著。”曹曉龍說。
但很多人沒有曹曉龍這么幸運。對于他的大多數老鄉來說，在市區買套房子是最大的愿望。因為，戶口是和房子聯系在一起的，而市民擁有的各種福利待遇是和戶口聯系在一起的。但是，對很多人來說，至少現在，房子是個遙不可及的夢想。
《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了解到，這些漂在城市中的村民，雖然對沒有保障的未來表示擔心，但更擔心的是他們的下一代，他們最大的愿望就是讓下一代成為城市人，通過讀書過上體面的生活，不要像他們一樣吃苦受罪。但很多人的希望變成失望。
張北人劉長軍告訴記者，他的孩子是在石家莊上完初中的，然后就不上了，現在也沒找著工作，每天瞎混日子。之所以沒繼續讀書，一是疏于管教，學習不好，二是上高中還得回老家，沒人陪讀不行，經濟成本太高，干脆就不上了。
對許多城市村民來說，初中三年級是他們子女的重要分水嶺，被采訪的好幾個老鄉說，他們的孩子只念到了初三。之所以如此，有自身的原因，也有政策的原因。
據記者了解，目前，大多城市的公辦學校，僅在義務教育階段向農民工子女開放，現行的教育制度、高考制度是以戶籍制度為基礎，沒有戶口的農民工子女想在城市繼續升學，只能進入中專、技校等學校，而他們認為，這類學校畢業之后仍然是在社會上打工，上不上無所謂；如果想讀高中，就只能回老家，而老家的高中升學率低，上學的經濟成本又高，投入產出不對等。因此，他們的子女大多數在初中畢業后選擇了打工，一部分人甚至成為街頭混混。事實上，農民工子女的犯罪率，正在成為一個嚴峻的社會問題。
張北人白根生，是被采訪對象中經濟條件最好的人。他在石家莊市已經立住了腳，上小學的兒子也拿到了石家莊戶口。
1997年，初中畢業的白根生從張北縣來到石家莊市，和早在8年前就在石家莊做小買賣的父母團聚。如今，他在石家莊市開了一個超市，生活無憂。幾年前，他在市里買了一套房子，為了兒子的教育問題，兒子的戶口也隨房遷到了石家莊市，成了一個正式的石家莊人。
“能過到這個地步，是我們兩代人打拼的結果。可以說，通過我們兩代人的努力，使第三代變成市民的夢想成真。”白根生說。
在王龍租住的房子里，掛著一張高中畢業照。2008年畢業時，他所在的班級47名同學中，共有7名考上了大學，全部為專科，他是其中的一個。“其實我還是幸運的，那些沒考上大學的同學，基本走上了去城市打工這條路。我呢，大學畢業后還找到了工作。”王龍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說。
王龍當年就讀的母校是康保縣一中，這是縣里最好的高中。但所謂“好”是相對的，在城市學校看來，這所學校的升學率簡直一塌糊涂。
2012年，康保縣一中參加高考的應屆畢業生有600多名。其中，升入一本的學生2名，二本22名，專科180名。“這一成績是近年來學校高考最好成績。在2011年，學校沒有一個學生考入一本、二本。”康保一中一名負責人對記者說。
記者所在的康保縣屬于河北張家口壩上地區。從北京出發，沿著京藏高速行走，不到3個小時就可到達。除康保縣外，這一屬于“環北京貧困帶”組成部分的地區還包括張北、尚義、沽源3縣。經濟落后的烙印刻在了當地的方方面面，教育首當其沖。在當地，知識是改變命運的最重要途徑，但對于這些貧困地區的農村學子來說，龍門難躍，重點大學校門的門檻越發難邁。
記者采訪發現，張北、尚義、沽源3縣的教育狀況和康保也是大同小異。沽源縣上一屆676名高三應屆畢業生中，一本升學率6名，二本升學率24名。張北縣去年3000多名應屆考生中，兩所主要高中一本升學率78人，二本升學率200多人，也是近年來升學率最高的一年。
“其實，我覺得，能有這樣的升學率已經很不錯了。我們這里的孩子，從小學到高中，不要說和別的大城市比，就是和張家口市的教育比，也不是一個等級的。用一句很時髦的話說，我們在起跑線的時候就輸了。”王龍說。
如王龍所說，如果與自己縱向比較的話，本世紀以來，河北壩上地區的基礎教育，無論硬件和軟件都取得了長足進步；但與城市學校甚至省內經濟條件好的縣城學校相比，差距可能卻越拉越大。
當大城市的學校已經啟用平板電腦實現電子化教學的時候，而在這些貧困地區的學校，能有一臺較為先進的電腦仍是夢想。張北縣大河鄉中心小學是這個鄉鎮唯一的一所小學，曾受益于河北省“信息教育工程”，配備了70臺電腦。記者在這所學校的微機室看到，這些電腦早已是被淘汰了多少代的“老古董”，內存還不如一個普通的智能手機。
“每周40分鐘的微機課程，常常因電腦運轉速度慢而匆匆結束。學生們只能簡單認識一些過時的程序，教師備課效率也同樣因此受到影響。”該學校校長王建國說。
“縣里的高中，客觀說硬件設施可以，但最撓頭的是教師問題。新教師招不來，老教師在流失，這是壩上高中學校的普遍問題。”當地一位高中校長說。
近年來，康保縣一中11名教師去了張家口市的中學，其中包括4名高級教師和全校唯一一名特級教師。而在去年，學校到河北師范大學招聘畢業生，滿懷希望地去，滿懷心酸地回，沒有一個畢業生愿意來。
全國統一高考，是許多農家子弟憑借自己的努力，改變自己的身份和命運的捷徑，對多數人來說也是唯一的捷徑。然而，記者采訪了解到，在壩上地區，許多家庭卻自動放棄了“知識改變命運”的機會。
沽源縣二龍山村村民劉樹海說，他的女兒在石家莊一所專科學校上學，花了10萬元，去年畢業后到北京當了“北漂”。他的女兒不管怎么說，還找到了工作。村里他這一輩村民的子女，共有20多個，只有4個考上了專科和二本，其中兩個畢業后現在還在打臨工。其余的孩子基本都是初中畢業后外出打工了。
如劉樹海所說，被采訪的許多農戶中，他們的孩子很多在初中畢業就外出打工了，理由是上了高中也考不上大學，考上大學也考不上好大學，考不上好大學就找不到工作。與其這樣，還不如早早打工掙錢養家。
城市里有這樣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長期生活在城市，戶籍卻在農村，他們在農村拔根，卻在城市里難以扎根，這個現象被學者稱為“半城鎮化”。近年來，隨著我國城鎮化率的提高，“半城鎮化”現象愈加明顯。相關專家提出，只有實現了“人的城鎮化”，才可以徹底實現“城鎮化”。那么，“人的城鎮化”還有多遠？
在農村行走，隨處可見被磚砌住門窗的房屋，街頭上越來越難見到青壯年和兒童，最年輕的常住村民也接近半百。隨著改革開放，中國變為更加開放的經濟體，經濟快速的發展使越來越多的村民發現，面朝黃土背朝天僅依靠種地得來的收入已不能滿足他們對生活的追求，他們懷著對未來的憧憬，攜家帶口離開家鄉，到陌生的城市謀生。
近年來的數據顯示，中國城鎮化率從1990年的26.4%上升至2000年的36.2%，并在2011年攀升到51.3%，中國城鎮人口已達6.91億。
與農村相比，城市里確實擁有著良好的發展環境和就業機會，且公共服務質量上的優勢極為明顯。然而，是否所有進入城市的人都能享用這些資源呢？
不少學者對此提出質疑：“雖然進城的人口越來越多，但能代表市民身份的非農戶籍人口在總人口的比率卻沒有那么高的上升幅度。”也就是說在這6.91億人中，有一部分人是“半城鎮化”的，他們是1.59億的農民工。這意味著，他們雖然居住在城市、工作在城市，但卻不能完全享受與戶籍居民一樣的公共服務。
《經濟參考報》記者走訪了部分從農村來到城市打工的村民，他們的生存現狀的確不容樂觀。由于收入的提高趕不上物價的上漲，他們從每月650元的兩居室搬到每月200元的小單間，有的小院甚至容納了不下10戶人家，居住條件甚不理想。然而，連這些廉價的租房也在隨著城市改造被逐漸拆掉，以后能否租到這樣便宜的房子成為他們擔心的問題。雖然也有條件較好的，竭盡全家所有貸款買一套小戶型住房，高額的房貸卻從此成為壓在肩上的重擔。
河北經貿大學特聘教授李炳亮表示，過高的房價已成為一道無形的城墻，嚴重制約了當前城鎮化的進程。原本作為居住的房屋，卻越來越多的成為房地產商和投資者炒作的對象。從買不起房到租不起房，產生了越來越多蝸居狀態下的百姓，“蝸居”、“蟻族”等新生詞匯迅速被人熟知。
然而住房問題還僅僅是阻礙他們扎根城市的一個方面，無法落戶帶來的卻是教育、衛生、養老、福利、保險等生活各個領域的障礙。中國特殊的城鄉二元結構，導致這一群體處于城鎮戶籍居民和農村常住居民之間，而一些優惠政策對他們來說也是“兩頭靠不上”。
由于這一群體從戶籍上來說是農民，但從職業分工上是城市里的工人，尤其是一些跨省打工的人群，他們的醫療費用不能納入到報銷范圍。因而記者在采訪時發現，有不少這樣的人群選擇不參加新農合。同樣，現行的教育制度、高考制度是以戶籍制度為基礎，沒有戶口的農民工子女想在城市繼續升學，也遇到重重障礙。老家的高中升學率低，上學的經濟成本又高，投入產出不對等。而與其上中專、技校，還不如直接到社會上打工。記者在采訪時發現，多數這樣的子女很早投入到社會上打工，收入偏低，形成惡性循環。
李炳亮說，城鎮化是一個重大的經濟社會結構轉型的過程，不僅表現為城市人口比重提高的過程，更應該注重這些人生活質量的提高。宜居、宜業、宜心，是“人的城鎮化”需要滿足的三個基礎條件。當他們長期處于“居、業、心”無法得到滿足的狀態下，很容易對城市產生一種疏離感和責任缺失心態。如果處理不好，帶來的將是社會穩定問題，甚至成為政治問題。
記者在采訪時，也聽到了不少農民工的呼聲和心愿，他們希望國家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對非戶籍人口漸進式增加社會服務，放寬中小城市和小城鎮落戶條件的政策，推動農民工等享有勞動報酬、子女教育、公共衛生、文化服務等基本權益，努力實現城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
在剛剛公布的2013年《投資藍皮書》中顯示，未來20年是中國城鄉變動最劇烈的時期，到2030年中國城鎮化水平將達到70%，中國總人口將超過15億人，屆時居住在城市和城鎮的人口將超過10億人。(稿件均由記者李俊義、岳文婷采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