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里有這樣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長期生活在城市，戶籍卻在農村，他們在農村拔根，卻在城市里難以扎根，這個現象被學者稱為“半城鎮化”。近年來，隨著我國城鎮化率的提高，“半城鎮化”現象愈加明顯。相關專家提出，只有實現了“人的城鎮化”，才可以徹底實現“城鎮化”。那么，“人的城鎮化”還有多遠？
在農村行走，隨處可見被磚砌住門窗的房屋，街頭上越來越難見到青壯年和兒童，最年輕的常住村民也接近半百。隨著改革開放，中國變為更加開放的經濟體，經濟快速的發展使越來越多的村民發現，面朝黃土背朝天僅依靠種地得來的收入已不能滿足他們對生活的追求，他們懷著對未來的憧憬，攜家帶口離開家鄉，到陌生的城市謀生。
近年來的數據顯示，中國城鎮化率從1990年的26.4%上升至2000年的36.2%，并在2011年攀升到51.3%，中國城鎮人口已達6.91億。
與農村相比，城市里確實擁有著良好的發展環境和就業機會，且公共服務質量上的優勢極為明顯。然而，是否所有進入城市的人都能享用這些資源呢？
不少學者對此提出質疑：“雖然進城的人口越來越多，但能代表市民身份的非農戶籍人口在總人口的比率卻沒有那么高的上升幅度。”也就是說在這6.91億人中，有一部分人是“半城鎮化”的，他們是1.59億的農民工。這意味著，他們雖然居住在城市、工作在城市，但卻不能完全享受與戶籍居民一樣的公共服務。
《經濟參考報》記者走訪了部分從農村來到城市打工的村民，他們的生存現狀的確不容樂觀。由于收入的提高趕不上物價的上漲，他們從每月650元的兩居室搬到每月200元的小單間，有的小院甚至容納了不下10戶人家，居住條件甚不理想。然而，連這些廉價的租房也在隨著城市改造被逐漸拆掉，以后能否租到這樣便宜的房子成為他們擔心的問題。雖然也有條件較好的，竭盡全家所有貸款買一套小戶型住房，高額的房貸卻從此成為壓在肩上的重擔。
河北經貿大學特聘教授李炳亮表示，過高的房價已成為一道無形的城墻，嚴重制約了當前城鎮化的進程。原本作為居住的房屋，卻越來越多的成為房地產商和投資者炒作的對象。從買不起房到租不起房，產生了越來越多蝸居狀態下的百姓，“蝸居”、“蟻族”等新生詞匯迅速被人熟知。
然而住房問題還僅僅是阻礙他們扎根城市的一個方面，無法落戶帶來的卻是教育、衛生、養老、福利、保險等生活各個領域的障礙。中國特殊的城鄉二元結構，導致這一群體處于城鎮戶籍居民和農村常住居民之間，而一些優惠政策對他們來說也是“兩頭靠不上”。
由于這一群體從戶籍上來說是農民，但從職業分工上是城市里的工人，尤其是一些跨省打工的人群，他們的醫療費用不能納入到報銷范圍。因而記者在采訪時發現，有不少這樣的人群選擇不參加新農合。同樣，現行的教育制度、高考制度是以戶籍制度為基礎，沒有戶口的農民工子女想在城市繼續升學，也遇到重重障礙。老家的高中升學率低，上學的經濟成本又高，投入產出不對等。而與其上中專、技校，還不如直接到社會上打工。記者在采訪時發現，多數這樣的子女很早投入到社會上打工，收入偏低，形成惡性循環。
李炳亮說，城鎮化是一個重大的經濟社會結構轉型的過程，不僅表現為城市人口比重提高的過程，更應該注重這些人生活質量的提高。宜居、宜業、宜心，是“人的城鎮化”需要滿足的三個基礎條件。當他們長期處于“居、業、心”無法得到滿足的狀態下，很容易對城市產生一種疏離感和責任缺失心態。如果處理不好，帶來的將是社會穩定問題，甚至成為政治問題。
記者在采訪時，也聽到了不少農民工的呼聲和心愿，他們希望國家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對非戶籍人口漸進式增加社會服務，放寬中小城市和小城鎮落戶條件的政策，推動農民工等享有勞動報酬、子女教育、公共衛生、文化服務等基本權益，努力實現城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
在剛剛公布的2013年《投資藍皮書》中顯示，未來20年是中國城鄉變動最劇烈的時期，到2030年中國城鎮化水平將達到70%，中國總人口將超過15億人，屆時居住在城市和城鎮的人口將超過10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