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創新體系一直是我國科技政策研究的重點。近年來，德國在金融危機和歐洲債務危機的雙重沖擊下表現出色，使德國再一次成為關注的焦點。在我國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加快創新體系建設的大背景下，重新審視德國創新體系具有重要意義。本文在介紹德國創新體系的基礎上，分析了德國創新體系的典型特征，富有啟發性。
嚴密的體系構成
德國創新體系的構成大體上可以分為四個層次：政策決策與管理層、咨詢與協調層、科學協會和研究執行層和私營部門及工業協會層。政策決策與管理層由聯邦與各州的議會及政府構成，負責制定、執行與教育、技術和創新相關的政策及實施細則，并負責創新外部環境的建設。咨詢和協調機構主要包括：科學委員會、創新與增長咨詢委員會和聯邦州文教部長常設會議等，主要負責為聯邦和州政府提供與科學政策相關的建議，并向總理提供咨詢。科學與研究協會主要包括：研究基金會和馬普學會等，這些協會一方面從事科學研究，另一方面又負責制定并執行相關的研究政策及資金分配。工業協會主要包括聯邦工業協會、特定領域的工業協會和工商總會等，圍繞著特定的研究課題開展一些輔助性活動，為其成員提供各種與研究和創新相關的服務。
德國的中介機構種類眾多，業務范圍覆蓋較廣，主要包括：對政府資助的科技項目的立項進行評估和監督管理，為企業的創立和發展提供信息咨詢和職業培訓服務，以及從知識和技術的供給方向需求方進行技術轉移等。
德國成立專門的計劃管理機構負責監督管理公共基金支持的科研項目。這些機構均獨立運營，工作人員隸屬于相應的研究機構，人員工資和運行開支從項目經費提取，主要任務是為聯邦政府各部資助的項目提供前期準備、申請、實施、項目評估、成果轉化等咨詢和管理服務。
德國商會、協會主要為中小企業提供如下服務：一是充當企業和政府溝通的橋梁；二是幫助政府有效地解決中小企業融資中“信息不對稱”問題；三是對中小企業進行高級管理人員進修、職業資格教育和專業技能等職業培訓；四是為企業的創立和發展提供政策咨詢和經濟、金融、科技、管理、出口、專利申請和新產品市場規劃等信息咨詢服務。
技術轉移服務機構主要有三個：德國技術轉移中心，屬于全國性非盈利公共組織的，無償向企業提供技術交易服務、咨詢服務和專利及信息服務；史太白技術轉移中心，隸屬于民間機構——史太白基金會，并完全采用市場化運作；弗朗霍夫協會，具有半官方、半企業背景，致力于應用研究領域的技術開發，為中小企業及政府部門提供合同式的科研服務。
健康的創新生態圈
德國不僅擁有西門子、寶馬和奔馳這樣的大公司，而且還涌現眾多富有活力的中小企業“隱形冠軍”，如德國伍爾特公司，該公司生產的螺絲、螺母等連接件產品已應用到從兒童玩具到航天衛星的所有行業領域。德國政府將促進中小企業發展提到了國家戰略層面，并通過設立專門的法律和法規，如《反對限制競爭法》和《中小企業促進法》等，為中小企業發展提供制度保障。同時，德國政府還在創新政策上加大對中小企業的資金支持力度。實行貼息政策，鼓勵德國兩大政策性銀行——德國復興信貸銀行和德國平衡銀行向中小企業放貸；撥放�？钪С种行∑髽I參加各種展會，幫助企業拓展市場，尋求貿易機會；專門制定面向中小企業的減稅計劃，以保證中小企業有更多的自由發展資金。與美國大企業為獲取市場份額和利潤而過分地競爭不同，德國的經濟和文化環境傾向于鼓勵其新型現代工業企業之間的合作。以汽車行業為例，德國的奔馳、寶馬、奧迪等品牌之所以一直享有很高的信譽，除了其嚴格的質量保障體系和追求卓越的工程師團隊之外，還得益于大量專業化的“隱形冠軍”企業為其穩定地提供高質量零部件來源。
德國公共科研體系由四大非營利科研機構、公立科研院所、大學等構成，各機構分工有序、特色鮮明。馬普學會主要從事自然科學、生物科學和人文科學中的基礎研究；赫爾姆霍茲聯合會主要在物質結構、地球與環境、交通和太空、健康、能源和關鍵技術等六個領域從事具有應用前景的高技術基礎研究；萊布尼茨科學聯合會從事具有國際水平、面向實際應用的基礎研究；弗朗霍夫學會主要從事應用研究，致力于科研成果的轉化，為企業提供有償的技術開發和技術轉讓。
德國的公立科研院所主要有從事競爭前行業聯合研究、政府行政開發研究和人文科學研究等領域。另外，德國的高等教育機構已成為公共科研的第二主力軍，同時肩負著培養后備人才的重任。這一完整的、定位清晰的公共科研體系，為德國的科技發展與創新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雙重教育體系特色獨具
德國教育體系最典型的特征是其結構的雙重性：高等院校與職業技術學校并重。其中，高等院校又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以培養科學研究型人才為主的綜合性大學，約占總數的1/4；另一類是以培養高技術人才為主的應用技術大學，這類大學非常注重同企業之間的合作以及技術應用和知識商業化研究，占總數的一半以上。
除高等院校以外，還有大量專門培養職業技能型人才的職業教育學校。這些職業學校在長期的教育培訓過程中，逐漸摸索出一套成熟的“二元制”職業培訓方法和模式。這種“二元制”主要體現在：培訓場所的“二元制”——學員不僅需要在職業學校里接受理論學習，還要在企業里接受實踐訓練；管理模式的“二元制”——職業學校由政府來負責管理，而企業內的培訓由企業按照《職業培訓法案》的相關規定來執行；經費支持上的“二元制”——企業負擔其內部培訓的費用，職業學校則由公共財政負擔。為保障職業教育體系的順利運行，政府從法律上對每個崗位的最基本培訓內容以及職業教育的規章制度進行了明確規定。目前，德國政府承認的崗位大約有350多個，涵蓋了貿易、工業和管理等領域。
德國資助科研機構的渠道很多，如政府、企業、各種非盈利性基金組織和歐盟等。聯邦和各州政府主要負責資助具有重大意義的、跨地區的研究機構和計劃；企業是德國科研經費投入的主要來源，研發總投入的2/3來自企業；私人出資的基金會是國家資助主渠道的重要補充，除私人出資的基金會以外，德國還有一批以政府為主要出資方的基金會，它們為大學生和博士生提供獎學金，資助外國頂尖年輕科學家在德國以及德國年輕科學家到國外開展科研；歐盟研究框架計劃也是德國研發活動的重要資助渠道之一。在政府科技投入的管理方面，德國采用兩級管理模式，即政府首先以機構基金和項目基金的形式將科研經費分配到各研究機構，然后，各研究機構再依據各自的模式將科研經費分配到各研究所。如馬普學會采用經費配置到人的模式、赫爾姆霍茲聯合會內部經費配置采用項目制、而弗朗霍夫學會主要采用外爭經費匹配模式。政府要求各機構對口的評估委員會定期對科研機構和研究項目進行系統評估，系統評估結果將作為國家對機構經費進行宏觀調控的依據之一。
政府角色：創新的設計者還是參與者？
創新體系這個概念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將政府視為參與創新活動的主體之一，尤其是在大多數發達國家，政府更關注如何通過為其他創新主體提供服務來更好地參與創新活動，而不是一個凌駕于其他主體之上的設計者。但是，由于發展中國家的市場體系和政策體系都不完善，政府期望在創新體系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往往會發揮設計和指導作用，這種做法有其合理性。并且，這種現象并非發展中國家獨有，有些發達國家(如芬蘭)，政府在其創新體系形成和發展中也起到設計和主導作用。需要注意的是，隨著各種市場和政策環境的不斷完善和其他創新主體創新能力的不斷提升，政府在對整個創新體系進行規劃時，要重視發揮第三方機構(或中介機構)的作用，簡化政府職能。目前我國在科技資源的配置上，政府部門往往要同時履行決策權、監督權以及具體項目的管理權，需要處理大量復雜的信息。隨著國家科技投入的不斷增加，這種管理方式越來越不能滿足我國科技項目管理專業化和精細化的需求。這一點可以借鑒德國政府建設與其他創新主體間專業化中介機構的經驗。
創新政策的價值取向：擇優還是扶弱？
有選擇地扶持大企業是一個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獲得國際競爭優勢的一條有效途徑，如三星、大宇和LG等韓國大型企業，無不是在“國家選優”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但也恰恰因為過于關注大企業而忽視小企業的成長，目前韓國創新體系也面臨大企業和中小企業創新能力兩極分化的挑戰。并且，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持續競爭優勢，不僅取決于大企業的實力，還取決于這些大企業是否具有參與競爭所必須的社會資本，其中企業間協作關系是重要內容。在企業合作過程中，高水平的中小企業不僅可以為大企業提供高質量的零部件供應，還能將其獨特的技術能力和創新思維反向傳遞給與之合作的大企業，激發大企業的創新活動。美國、德國等發達國家為營造健康的生態環境，也都成立了專門的組織機構，頒布和執行鼓勵中小企業創新的政策，切實解決中小企業發展面臨的各種困難，促進了中小企業健康持續發展。因此，創新政策的制定不僅要注重扶持優秀的大企業，還應兼顧中小企業的創新和發展需求，努力彌補中小企業在市場競爭中的弱勢和不足，從而營造大企業與中小企業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和相互依存的生態環境。
公共科研：追求尖端還是塑造全能？
目前，我國高校普遍追求成為研究型、綜合性的“大而全”高校，科研機構的研究領域往往也涵蓋廣泛，以便多方索取資源。在功能設定和研究方向上，大學和科研機構大都力求覆蓋從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到產業化的全鏈條，這就導致了諸多大學和公共科研機構之間功能重疊雷同。為了盡量多地爭取到課題，一些機構和科研人員往往去爭取和承擔與自身能力和優勢不相適合的項目，比如高校中主要從事基礎研究的科研人員承擔短平快的產業化項目，主要進行應用研究和技術推廣的科研機構去競爭基礎研究課題，導致公共研究資源的無序競爭與配置低效。公共科研機構到底是要追求尖端還是塑造全能？對于這一點，政府應對公共科研機構有一個相對清晰的定位。如德國政府通過立法清晰、明確地規定了四大非營利科研機構的功能，并定期通過獨立的評估組織對科研機構及其承擔的項目進行系統評估，保障了科研機構的研究方向與其功能定位的一致性以及科研機構的持續穩定發展。
持續創新的根基：靠人還是靠物？
創新活動歸根到底是由人來完成的，無論是一個國家還是一個企業，要想獲得創新能力，特別是持續創新能力，必須有高水平高素質的創新型人才作為戰略儲備。例如，德國為了促使高校體制能夠更加適合激烈的國際競爭，從2006年開始推行了“精英倡導行動”，除了評選精英大學以外，還涉及了研究生院、經營集群和未來構想三個領域。但同時，人才的培養不能與創新和產業發展相脫離，還需要面向產業創新的實際需求，培養出具有產品研發、流程優化、物流配送和市場營銷等各種專業能力的技術型人才。而我國目前高等教育體系和人才培養機制還不能有效地滿足產業創新發展的需求，具體體現在創新人才梯隊建設不完善，特別是產業創新發展所需的各類專業技術型人才缺乏。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國家過于關注發展研究型大學，而對職業技術學校建設方面的重視不足，培養出的人才很難覆蓋創新鏈的各個環節；二是技術類研究院所和大學(及綜合性大學中的技術類院系)在學生的技能培養方面沒有面向企業創新的實際需求，培養出的人才很難滿足企業創新的能力要求。因此，加強我國創新體系建設不能只強調加大科技投入、加強科技與經濟結合以及促進成果轉化等措施，更應該從鞏固創新的根基做起，建立培養滿足產業創新需求的人才培養機制，特別是加強與完善高端研發人才與專業技術型人才相結合的人才梯隊建設。
科技投入：避免重復還是確保水平？
談到我國科技體制改革，很多科研人員都提到重復立項問題，認為應該絕對避免。對于重復立項問題不能一概而論。實際上，德國的科技投入也存在多頭投入，大學和科研機構往往可以通過多種渠道獲得資助，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復立項”的現象。所不同的是，德國憑借兩級科技投入管理模式，確保了較高的科研經費使用效率，同時，德國科技投入中的“重復立項”具有很強的理性，這種理性的重復立項是對同一個課題的不同技術路線和研究范式提供資助，從而促進了科學研究的多樣性，符合了科技發展具有不確定性的規律，大大減少了科研過程中存在的盲點。因此，對于科技投入來說，重點不是如何完全避免重復投入，而在于如何提高科技投入的管理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