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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以來，我國理財產品監管持續升級。銀監會出臺《關于規范商業銀行理財業務投資運作有關問題的通知》后，近日又擬從消費者權益保護環節入手，強化銀行業金融機構在提供理財產品服務上的相關職責。
隨著監管措施陸續出臺并實施，我國理財產品市場運行將更趨規范。但要從根子上規范市場，必須認識到理財產品在突破存款利率上限并豐富居民投資工具上的積極作用。在完善產品供應體系的同時，要從需求方發力，在利率市場化上再有實質性突破，真正滿足居民貨幣財富保值增值的現實需求。
我國理財產品從萌芽、起步到興起，是居民貨幣財富迅速增長的必然結果。截至2012年末，我國居民人民幣存款余額高達41.1萬億元，約為2000年末的6.4倍。如此規模龐大的貨幣財富，本身就蘊涵了強烈的財富管理需求。但長期以來，我國金融管制過多，居民投資渠道狹窄，日益增長的財富管理需求與金融市場投資工具稀少的矛盾加劇。同時，2008年后股票市場大幅波動，股票和基金投資風險增大。特別是我國實施存款利率上限管理，而近年來物價上漲較快，從2010年2月開始到2012年3月，銀行存款利率“跑輸”物價指數，進入長達兩年的“負利率時代”。
因此，理財產品的風生水起并非偶然，有其深刻的經濟環境為基礎。事實上，與銀行存款相比，理財產品收益和風險匹配較穩定，且有效突破了存款利率上限管理，投資優勢非常明顯。可以說，突破存款利率上限，才是商業銀行理財產品從無到有發展壯大到2012年近7.6萬億元規模的根本原因所在。
當然，也應看到部分理財產品出現走偏并導致金融風險增大的情況。一些金融機構出現滾動發行、非保本產品投資虧損按保本兌付、資金池運作、債權瑕疵、產品信息不透明、未履行告知義務等情況，嚴重影響到理財產品市場的規范運作和健康發展，損害了投資者利益。因此，加強理財業務投資運作規范管理成為當務之急。
但從歷史經驗看，監管和創新永遠都是“貓抓老鼠”的游戲。過去幾年，監管當局也出臺了規范理財產品發展的政策措施，市場創新卻很快就規避了監管規定。前幾年，為減少商業銀行表內貸款表外化現象，監管當局禁止商業銀行將自身存量貸款表外化為銀信合作理財產品。但不久，市場就出現兩家商業銀行的合作，互相為對方存量貸款表外化為銀信合作理財產品提供支持和后續服務，有效規避了監管。不僅如此，隨著銀證保業務融合加快，金融創新層出不窮，金融運作日趨復雜，監管當局被動監管往往只是起著“亡羊補牢”作用，很難真正實現事前預防與控制。
因此，規范理財市場運作，防范金融風險，類似防洪，堵不如疏。“疏”的關鍵是實現利率市場化，擴大存款利率上浮區間，進而實現金融機構存款利率自由定價。可以說，一旦實現存款利率市場化，商業銀行挖空心思開發設計理財產品的動力將顯著下降，會將更多精力放在提高利率定價能力、加強經營管理上，真正提升核心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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