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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4-19   作者:記者 白田田 曾亮亮 秦華江/北京 南京報道  來源:經濟參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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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疫源確認尚處猜想階段 2.病死家禽缺乏處理機制 3.疫苗研發需發揮合力 4.疫情補償長效機制亟待建立

  我國疫情防控和公共衛生應急機制再次面臨大考。
  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持續擴散,截至發稿,全國確診病例突破80例,“阻擊”疫情的戰線從華東擴展到6省份30個地市級區域。令人擔憂的是,疫情爆發近兩個月來,疫源遲遲未能確認。《經濟參考報》記者調研了解到,隨著疫情呈現多發狀態,從部門間的聯動機制到畜禽業發展模式,從救助補償機制到疫苗研發,疫情防控鏈條的多個環節仍需進一步完善。

  疫源確認尚處猜想階段

  距發現新型禽流感病毒H7N9已過去近兩個月,對于疫源的確認某種程度上仍停留在猜想階段:可能來自于遷徙的候鳥。中國農科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研究員王濟民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說,現在對于H7N9禽流感的傳播源仍不清楚,亟須加快溯源工作。
  中科院動物研究所動物疫病研究組組長何宏軒認為,在新的H7N9禽流感事件中,目前發現的所有感染案例都發生在我國候鳥遷徙的東亞澳大利亞通道上。但是,現在還不能直接說,就是野鳥在傳播病毒。目前來看,人感染禽流感還是散發狀態,病例之間沒有直接的流行病學關聯,還不能說就是候鳥遷徙帶來的傳播,但也不能排除候鳥遷徙的因素。
  H7N9禽流感疫情出現后,農業部先后向上海、江蘇、安徽、浙江等重點省份派出多個工作組,協助指導當地獸醫部門開展監測排查工作,要求已發現人H7N9亞型流感病例的省份,對患者所在地和周邊地區的活禽交易市場、養殖場戶開展重點監測,并對相關樣品進行采集和檢測。
  4月16日上午,國家衛計委組織聯防聯控工作機制專家組對近期疫情形勢進行了風險評估。專家認為,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為禽源性,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來源于被感染的禽或其污染的環境,接觸被感染的禽或暴露于活禽市場是人感染的重要危險因素。
  從農業部17日發布的信息來看,目前只在活禽交易市場的樣品和野鴿樣品中分離到H7N9禽流感病毒,在畜禽養殖場、野鳥棲息地和屠宰場采集的樣品中均未分離到H7N9禽流感病毒,各地家禽養殖場排查未見異常情況。
  讓公眾擔心的是,疫源遲遲未能確認的同時,疫情正在從華東地區擴散、“北上”。王濟民接受記者采訪時說,現在對于H7N9禽流感的傳播源仍不清楚,亟須加快溯源工作,加強流行病學調查。如果病毒是動物傳給人,要查清是什么動物,是野生的還是家養的,是養殖場里面的還是市場上流通的。
  首都醫科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副院長郭秀花介紹說,流行病學調查主要是從人間、空間和時間多個角度來進行探索性和驗證性分析,以確定病因究竟是什么,現在還只能從大類上劃定H7N9病毒的來源的是禽類動物。
  有分析稱,不同部門之間的聯動機制不夠完善,成為影響疫源查證的因素之一。王濟民認為,疫情溯源需要包括衛生、農業、林業、進出口檢疫等部門,以及中央和地方之間的聯合行動。現在農業和衛生部門的信息共享、溝通機制還有待完善,獸醫和人醫基本上是各干各的。如果之前雙方就建立了比較好的溝通機制,對于疫情的發現和溯源可能能夠縮短時間、縮小范圍。

  病死家禽缺乏處理機制

  H7N9禽流感疫情發生前后,正是上海黃浦江死豬漂浮事件沸沸揚揚之時。雖然世衛組織和國家衛計委均表示死豬和人感染禽流感病例之間不存在關聯,但《經濟參考報》記者在采訪中也了解到,病死家禽的處理缺乏整套機制,是疫病發生的最大隱患之一。
  江蘇海安縣農委副主任周發亞說,病死家禽的處理水平,在某種程度了決定了疫情的管控水平,當前病死家禽的處理不到位,也給疫源的確定帶來了困難。
  “生豬的處理可獲80元的補貼,但是家禽的處理完全靠養殖戶自行解決。”海安中橋種雞場負責人呂玉兵告訴記者,散戶養殖的家禽死了以后,不少養殖戶都把它丟在了河里、垃圾堆里,根本不會對其進行處理。
  王濟民說,以往的養殖方式一切以經濟效益為中心,規模做得越來越大,而忽視了健康養殖。今后畜牧業發展一定要倡導健康養殖,既要考慮產品質量對人的影響,確保人的健康;也要確保動物健康,重視動物福利,改善動物生存條件;還要環境健康,比如病死畜禽的處理要焚化深埋,不能往河里扔。
  活禽市場則成為H7N9病毒被檢出的重災區。農業部17日發布的數據顯示,共發現39份樣品為H7N9禽流感病毒陽性,其中38份來自上海、安徽、浙江和江蘇4省市的9個活禽經營市場的家禽和環境樣品。
  “雖然肉雞的加工屠宰有了一定的標準化流程,但很多消費者依然喜歡到活禽交易市場購買,傳統的消費觀念很難改變。”周發亞說,活禽不代表其一定是健康的,在長距離的運輸過程中,不少車輛沒有檔板,糞便一路走一路流,容易在流通環節導致疫病的擴散。
  中國農業大學動物醫學院教授劉金華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活禽市場往往是病毒的最大儲藏地和發生地,追溯起來也存在較大難度。暫停活禽交易只是一種應急措施,長期來看還需要建立科學規范的活禽管理機制。比如這次H7N9是由兩種病毒混合的,將來能否探索對不同的禽類分開管理,以減小發生病毒重組的機率。
  “就家禽養殖而言,國家每年投入了大量的資金用來防控疾病,但針對那些散養的養殖戶,很難起到實實在在的效果。”江蘇海安縣曲塘鎮畜牧防疫站站長陳健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一個工作人員要負責幾百戶的家禽養殖戶的疫病防控問題,平時常常被動應付,難以有效應對,在疫病發生時,難以確認疫病主要來自什么樣的市場主體。
  而在人感染禽流感疫情的整個防控鏈條中,畜禽養殖和活禽市場成為了最令人擔憂和存在隱患的薄弱環節。
  王濟民介紹說,除野生動物疫病對畜禽的傳播外,動物疫病傳播一般有兩種方式,一是從種畜場到養殖場的垂直傳播,二是不同養殖場之間的水平傳播。要防控疫情爆發,關鍵是一要做好源頭種畜禽場的凈化,二要實行標準化的規模養殖,每個養殖場以畜舍的標準化為核心,做好免疫、消毒和隔離,使疫病在大環境和小環境之間不會相互傳染。

  疫苗研發需發揮合力

  有業內人士指出,由于疫苗研發投入比較大,時間比較長,動輒近千萬,三五年也未必成功,就算花費大量的資金并研制成功,如果沒有市場,誰也不會做這賠本的買賣,除非政府下訂單,否則,照目前的狀況來看,很少由企業專門進行研發。尚需政府和企業發揮合力。
  中國發現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后,啟動了向世界衛生組織流感參比與研究合作中心分讓毒株的程序,隨后美國、英國等國家和地區開始進行疫苗研制工作。
  王濟民認為,病毒的變異很詭異,盡管人們掌握了一些規律,但全部的密碼并沒有揭示出來,還是要加強監測和研究,做好最壞的準備,爭取最好的結果,加緊研究人和動物的相關疫苗,以應對疫情未來可能的發展變化。
  據了解,疫苗被視為預防和控制流感傳播最有效的工具,是疫情防控體系中的一道重要防線。研發疫苗的第一步是選擇可以制作成疫苗的候選毒株,當疫情發展到有必要生產疫苗時,就可以使用世界衛生組織分發的毒株投入生產。
  世界衛生組織17日發表聲明稱,世衛組織流感合作中心正在研發一種可能用作疫苗的病毒,有望在幾周內問世,并根據公眾健康的需要決定是否生產H7N9禽流感疫苗,具體要看疫情發展狀況。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衛生應急中心主任馮子健說,現階段疫苗的研究工作主要是毒株的選擇、確定,疫苗生產的技術路線是選用基因重組還是用病毒本身直接進行培養生產、滅活然后制備疫苗,現在這些都還沒有確定,都處在研究階段。
  北京科興生物制品公司市場部經理劉沛誠介紹說,很多企業對疫情的發展還在觀望階段,因此都沒有實質性的動作,只是在做前期的準備工作。
  華蘭生物董秘范蓓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甲流發生時,雖然當時國家還沒有確定采購計劃,疫苗的市場無法預料,但企業就已經開始投入研發了,這既積累了應急研發和生產的經驗又完成了技術儲備。
  范蓓認為,政府的資金投入會加快研發的進程,但并不能完全依賴于政府的支持。及時、高效的疫苗研發是企業的一種社會責任,希望政府能在政策上給予引導,加快審評審批。

  患者救助和產業補償資金壓力大
  疫情補償長效機制亟待建立
    記者 白田田 曾亮亮 秦華江/北京 南京報道

  17日,北京首例H7N9禽流感患者小姚姚從地壇醫院康復出院,這位7歲患兒的父母作為親切接觸者,也解除了醫學觀察。
  同一日,北京市衛生局撥付人感染H7N9禽流感呼吸道傳染病防控救治專項經費總計600萬元,主要用于購置救治工作所需物資及墊付患者救治費用等。
  據了解,像小姚姚這樣的住進重癥監護室搶救的患者,每天治療費用一般在1萬元以上,普通家庭難以承受。南京第一例確認為H7N9禽流感的患者入院治療時,由于花費高昂,患者家庭不得不考慮賣房籌資。
  對于救治費用問題,4月3日國家衛計委下發的通知中強調,醫療救治費用按照規定渠道解決,嚴禁因費用問題延誤救治或推諉患者。
  國家衛計委要求各地將H7N9禽流感納入當地城鄉居民大病保險補助和疾病應急醫療救助基金支付范圍,患者發生的高額醫療救治費用可以通過大病保險制度和疾病應急醫療救助基金予以保障。對于尚未參加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或經報銷后個人醫療救治費用負擔仍然較重的貧困患者,可以通過城鄉醫療救助制度解決。
  記者了解到,除了北京市撥付防控救治專項經費,目前廣東等地也設立了人感染H7N9禽流感防控及醫療救助基金。此外,通過參加新農合,南京江寧區患者的醫療費用最高可報銷25萬元/年,同時通過社會化大病補充醫療保險,治療H7N9禽流感最高可報銷125萬元。
  首都醫科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副院長郭秀花認為,H7N9如果控制不好可能會傳染給別人,所以除了個人支付一部分費用,超出一定范圍政府還應當進行補貼。 
  不過,對于國家、醫保和個人如何承擔醫療費用,各方的看法并不統一。有專家認為,如果要求國家承擔所有醫療費,一方面會加大財政負擔,另一方面也可能導致醫療資源的浪費。
  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副院長吳明認為,針對類似的傳染疫情,國家應該研究出一套完整的長效機制,在治療費方面實現“分人、分類、分病”。明確當某種傳染病達到何種標準時,對該患者進行強制隔離治療,并形成相關制度,如界定什么是傳染病,什么情況由政府出錢、怎么出、從哪出等。
  此外,需要補償和救助的還有遭受重創的養殖業以及活禽市場。中國農科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研究員王濟民說,從種雞場、養殖場、活禽市場、加工廠以及流通和出口,全產業鏈的每個環節都陷入低潮,損失很大。
  中國畜牧業協會初步測算,截至4月15日,肉雞雞苗直接損失超過37億元,活雞及雞肉產品銷售損失超過130億元,產業發展面臨巨大壓力和嚴峻挑戰。
  “雞一只也賣不出去,每天都有幾千元的損失。”江蘇海安縣中橋種雞場負責人呂玉兵說,養殖場有1.6萬只種雞,其中有8000只蛋雞,隨著價格暴跌和銷路受阻,已經陷入虧損。
  農業部16日召開會議提出,要爭取各級財政投入,加大對家禽祖代場、父母代場、品種資源場的財政補貼力度,保護好種禽資源和生產力;積極協調信貸資金,滿足重點家禽養殖、加工企業正常運轉的資金需求。
  據了解,目前廣東省農業廳正在制定方案,將對禽類養殖戶進行適當補貼,具體的補貼方案和補貼數額正在研究中。另外,已有保險公司開設相關險種,養殖戶也可投保。
  對于家禽流通環節,上海市農委日前表示,政府將以不低于市場價50%的價格對進行無害化處理的肉雞、肉鴿實行補償,對地產家禽市場、定點屠殺點等機構、企業進行一次性專項補貼。
  雖然目前的補償金額對于整個畜禽行業來說有些“杯水車薪”,但已使一些地方感受到不小的資金壓力。
  “海安養殖了近1500萬只家禽,哪怕一只補貼一元錢,還需要1500萬。”周發亞說,養殖常常是從發達地區轉向欠發達地區,只有相對落后地區才會養殖,補貼起來沒有經濟基礎。這對于縣級財政來說,壓力非常之大。
  王濟民建議,在出臺貸款利息優惠、稅收減免、飼料補貼等臨時救助扶持政策的同時,還應該與體制建設相結合,比如建立家禽價格波動預案制度,加強對養殖業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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