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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公司實施大規模裁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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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領遭遇下崗潮 |
| 記者 姚玉潔
高少華 何欣榮/上海報道 |
寒流比預想中來得更早一些。從去年年中開始，以往多出現在電影電視中的白領手抱紙箱、黯然離職的場景正越來越多地真實上演。不少跨國公司陸續在中國實施大規模裁員計劃，或者用低薪休假甚至無薪休假的方式變相裁員，白領下崗潮迎面襲來。《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發現，受行業性和周期性因素疊加影響，白領失業及就業難現象或將長期存在。
白領遭遇“休假式失業”
匯豐人壽保險有限公司3月20日在上海宣布關閉其個險業務，數十名員工及上百名營銷員遭遇“閃電裁員”。為此，數十名員工持續聚集到匯豐人壽上海辦公地陸家嘴國金中心“討說法”。
從去年以來，外企裁員就不再是新聞，甚至是裁員重災區。2012年5月，美國惠普公司宣布，將在兩年內裁員2.7萬名，中國地區也在裁員范圍內；諾基亞西門子中國區去年進行了兩輪裁員，累計接近700人；計算機處理器制造商AMD不久前在全球范圍內裁員15%，其位于上海的研發中心也實施了裁員。
繼去年夏天在全球裁員4000人之后，摩托羅拉今年3月再度宣布，將在全球范圍內再裁員1200人，約占總人數的10%，此次裁員的重災區包括中國、美國和印度。在去年夏天的裁員中，中國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公司受到波及。
摩托羅拉一位內部員工向《經濟參考報》記者透露，“裁員還會繼續，最終公司在全球將只剩下4000人，中國區的研發將全部被裁撤，最終只保留200人左右。”而目前，摩托羅拉整個中國區還有約1000人。
國際知名獵頭公司萬寶盛華集團(中國)金融事業部銷售總監張梅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去年底以來，某家企業員工集中找工作的現象增多，仔細調查發現是裁員。一些世界500強企業，把部分非核心業務、不掌握客戶資源的崗位如行政、人力資源等大量裁員，不少券商的投行部門、研發部門也都出現了裁員。
智聯招聘首席人力資源顧問郝健向記者印證，求職者在智聯招聘提交簡歷時會要求填寫就業狀態，包括離職、在職、應屆畢業生等，其中金融行業求職者投遞簡歷時處于離職狀態的用戶比例，從2011年底的43%提高到2012年底的56%。
值得注意的是，白領“休假式失業”現象增多。通信設備制造商阿爾卡特朗訊2012年全球裁員5000人，其中國子公司上海貝爾一名員工向記者透露，公司本計劃對1萬多名員工都定期實施無薪休假計劃，迫于負面影響太大，目前只在生產部門實施，公司還在醞釀裁員計劃，大家人心惶惶。
在今年新春第一場招聘會上，來自吉林的方強也告訴記者，之前在廣東東莞一家蘋果配件廠商擔任數控加工技術員，前兩年每月可拿6000多元。從去年開始，由于IPAD銷售轉冷，公司訂單不足，只好實行輪換式休假，員工每月只能領到2000多元，很多人選擇主動辭職。一位劉姓工程師今年2月初剛從上海三一能源重工公司辭職。“從去年開始，工程機械、重型機械的訂單急劇下降，連三一這樣的大企業也不斷爆出裁員消息。作為高級工程師，我雖然沒被裁掉，但只能選擇放假調休、每個月領1450元底薪，或者下車間當工人‘再培訓’。”
白領失業及就業難或長期存在
《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發現，這一輪裁員和“休假式失業”現象蔓延，是“周期性”與“行業性”疊加的結果。一方面，經濟景氣度下行導致就業崗位減少，特別是與國際市場關聯度大、開放性高的產業；另一方面，IT、電子、通信等技術更新快、消費更替頻繁、競爭激烈的行業，容易因產業技術方向轉變而出現大面積集中裁員。隨著經濟結構調整加速，我國勞動力市場供需結構也發生巨大變化，白領失業及就業難現象或將長期存在。
萬寶盛華基于對大陸地區具有代表性的4340家企業雇主抽樣訪問得出的“2013年一季度凈雇傭前景指數”顯示，相比2012年第一季度，9個區域或城市中有8個區域或城市的雇傭預期有所減弱，廣州的凈雇傭前景指數下降了8個百分點，北京、華東區、華中及華西區的雇傭預期下降了5個百分點，上海和華北區雇主的凈雇傭前景指數均下降了4個百分點。
郝健說，去年以來，采購、行政、人力資源、財會等狹義上的白領崗位競爭非常激烈，常常是一個崗位上百人投遞簡歷，遠高于技術工人的應征比例。
萬寶盛華金融事業部總經理潘磊告訴記者，從2012年6月起，外資銀行就沒有任何招聘工作，公司以前的招聘大戶安利、通用、福特等，今年招聘崗位非常少，或者改成校招，月薪在2500至3000元，以此來降低成本。不排除未來低成本的大學生將進一步擠壓存量就業市場。
專家指出，目前有些公司還在觀望階段，如果2013年經濟形勢持續低迷，可能會有更大規模的裁員。在經歷了2009年經濟的V型反彈后，企業一般不會輕易裁員，而采取給員工放假、減薪的方式，等待經濟反彈時的訂單增加。一旦預想的經濟反彈沒有出現，可能會有“滯后式”裁員的出現。
警惕白領成“新4050”群體
雖然白領總體再就業能力較強，但要防止他們變成“新4050”群體。這些人原來的薪酬、福利等待遇都較高，工作崗位也比較穩定，容易產生“溫水煮青蛙”效應，尤其是部分待遇優渥的外企幾乎可以“養老”，這些員工一旦被裁員，不管是年齡、體力、技能還是就業心態，都容易高不成低不就，容易產生心理失衡。
裁員大潮沖擊著白領們的神經。一位外企員工向記者感慨道，“十年前的外企風光無限，很多人以外企鍍金為榮；今天的外企卻朝不保夕。雖有躬身自省，不斷學習，無奈年歲已高，市場上無甚競爭力。”
敦煌網CEO王樹彤撰文指出，如果說之前的“4050”特指二三十年前國企改制中正值中年的下崗人群，那么眼下受到裁員風暴襲擊的高薪高齡外企白領有可能成為“新4050”。
郝健表示，雖然白領總體再就業能力較強，但要防止他們變成“新4050”群體。這些人原來的薪酬、福利等待遇都較高，工作崗位也比較穩定，容易產生“溫水煮青蛙”效應，尤其是部分待遇優渥的外企幾乎可以“養老”，這些員工一旦被裁員，不管是年齡、體力、技能還是就業心態，都容易高不成低不就，容易產生心理失衡。
上海白領董森多年來一直在一家美資金融咨詢公司任職。受近年來海外資本市場低迷影響，公司業務遭受沖擊，去年被迫實施了裁員，董森也由此失業。失業后的董森在繼續找工作時，突然發現自己的“競爭力”變弱了：相比較80后的同業人士，自己在薪酬要求、學歷等方面已處于劣勢。在連續數月應聘無果后，董森決定回湖北老家自主創業。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科學研究所勞動力市場研究室主任張麗賓建議勞動部門對“白領失業”等新現象、新趨勢加強研究應對。她說：“目前勞動部門通常更關注農民工、弱勢群體、困難群體等的就業，而缺少對高學歷、白領等失業人群的關注和幫助。目前國內的公共就業服務除了幫助傳統的低學歷人員外，也要考慮給失業的大學生、白領等提供幫助，為其提供心理輔導，幫助白領更新知識結構，提高失業白領的就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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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性失衡加劇 勞動力市場再現“普工荒” |
| 記者 周蕊
姚玉潔/上海報道 |
《經濟參考報》記者走訪節后就業市場發現，技術含量低、工作相對辛苦的普工今年招工難度大。除了新生代農民工對體面就業的追求，東部沿海地區與中西部工資差距縮小而物價高漲，對農民工吸引力減弱，企業對用工成本的承受力也接近極限。專家認為，“劉易斯拐點”之后，我國“人口紅利”將逐漸消退，勞動力市場結構性失衡的矛盾將進一步突出。
招普工中介“人頭費”漲至500元
新春開年，記者走訪了上海多個工業園區及寶山、嘉定、閘北等區專場招聘會現場，發現節后就業市場技術工種招工缺口相對較小，而普工的招工難度較大。
在位于上海寶山區的春風行動專場招聘會現場，上海雙鋼倉儲有限公司人事部負責人金濤告訴記者，節后公司的用工缺口在20多人，提供的薪資也比較有競爭力，現場招聘會沒過半，技術工種全部已經招滿了。但是普工缺口連一半都沒填上，普工技術含量低、工作相對辛苦，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吸引力比較弱。
“節后招工太難了！”在金山區春風行動專場招聘會上，上海藍濱石化設備有限責任公司人事科科長汪保衛帶著200個操作工崗位等了幾個小時，最后只招到了個位數的工人。雖然工廠老員工很穩定，但是為明年要投產的三期工廠招聘的100多個新員工走了一半。他打算在多參加幾場大型招聘會之余，一邊聯系勞務派遣公司，一邊聯系西部地區的職業學校進行校企合作，到夏天畢業實習時直接輸送學生，捱過這段“用工荒”。
勞動部門調查發現，企業對一線熟練操作工人的需求最大。上海莘莊工業區勞動與社會保障中心主任許建高告訴記者，企業最頭疼的就是普工難招，為了“搶人”，企業不得不給中介“人頭費”，招一個人給500元。
招聘網站大谷打工網《2013年基層用工市場前瞻調查報告》顯示，受訪的5274家企業中，大部分節后需要馬上招工，31%的企業稱春節后大量缺工急需招聘；54%的企業表示部分崗位欠缺人手，需要招聘；僅15%的企業表示不存在或很少存在缺工情況。超過六成的企業的人事專員表示，基層工人招聘是一年比一年難。
新生代農民工追求體面就業
《經濟參考報》記者調查發現，普工難招主觀上源于新生代農民工對體面就業、高質量就業的追求。客觀上，隨著沿海與中西部地區工資差距的縮小，東部地區對農民工吸引力減弱，而企業對用工成本的承受力也接近極限，進一步提高普工收入有難度。
與第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擇業期望值普遍提高，除了勞動報酬，更看重就業質量、生活體驗和人生價值的實現，體面就業已成為他們的自發需求。
來自貴州畢節的王勇節后早早就來到上海，打算多參加幾場招聘會，找一份“技術含量高、有前途有挑戰性”的工作，他想優先尋找行政工作，如果沒有盡可能找技術工種。“普工沒有職業前景，今年無論如何不能再做普工了”。中職技校畢業的江敏想先看看有沒有管理類工作，薪資水平低一些也沒有問題，但如果要做服務員等“艱苦崗位”，預期工資不包吃住最少也要每月3000元。
由于經濟發達地區生活成本較高，打工收入與中西部地區相比顯得“性價比低”，發達地區對低技能農民工吸引力減弱。
來自安徽蚌埠的戴懷榮在建筑工地做泥水匠，工作一天有120元收入。他給記者算了筆賬，工地包住，工地食堂吃午餐“白菜加上幾片肉”就要8元，晚餐和老鄉搭伙自己做，有菜有肉大約5元，每個月能存下近2000元，可是在老家種地的女兒每個月也能掙2000多元。
來自四川瀘州的謝永勝在建筑工地做零工，每天收入200元，但是去掉每月房租300元、夫妻兩人的生活費1000元，每個月能存1000多元。“如果在重慶打工，我每天也能拿到200元，生活成本低得多，存下的錢就多了。”
此外，發達地區社保繳納水平較高，企業往往還有培訓等支出，企業實際用工成本增加，無力再給普通工人漲工資。以上海為例，2011年起，凡與上海用人單位建立勞動關系的外來從業人員，按規定參加養老、醫療、工傷三項社會保險，從原本繳納水平較低的“綜保”經過五年過渡期轉為“城保”。
上海市嘉定區來滬人員就業管理服務中心主任朱華民介紹，企業為來滬打工人員繳納的社保從原本的100多元，提升到2011年的400多元，到2012年為700多元，從今年4月1日起，繳納水平在千元左右。此外，由于物價高位運行，城市生活剛性成本上升，勞動者就業收入期望普遍提高，企業為了“留人”，薪資水平年均增幅要在10%左右，還要在技能培訓、改善工作環境和工作條件等多個方面著手，這些都給企業帶來了不少壓力。
多管齊下完善社會保障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院長、中國就業研究所所長曾湘泉教授指出，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根據測算，16至24歲青年勞動力數量將從2006年的1.2億人，降至2020年的6000萬人；25至55歲的黃金就業人口從2015年起將明顯下降，這決定了我國勞動力市場尤其是低端勞動力市場將趨于緊缺。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介紹，2011年本鄉鎮就業的農民工中，40歲以上占60.4%，而在外出農民工中，40歲以上占18.2%，這意味著受戶籍、社會保障等限制，農民工過早地退出了城市勞動力市場。降低戶籍門檻，保障農民工同城待遇，在醫療、養老、子女教育等多方面為其提供“市民待遇”，將有效延長農民工在城市工作時間，增加勞動力供給。
對于農民工“體面就業”的需求，上海農民工工作聯席會議辦公室負責人趙建德認為，政府應加強引導，提倡職業不分高低貴賤的正確職業觀，減少不必要的勞動力錯配。“愛白領不愛藍領”“重體面不重收入”的社會心理是很多新生代農民工的心聲，政府要順應新生代農民工的特點提供就業服務，加強職業培訓，提升勞動力素質和就業質量。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際勞動保障研究所所長莫榮認為，提高就業質量、實現體面勞動是目前勞動就業領域新的發展趨勢，針對就業市場心態的變化，政府應做針對性的應對，加強對勞動者勞動權益的保護，完善對勞動者的社會保障，確保在國家宏觀經濟發展的同時，實現勞動者收入的不斷增長，以實現體面勞動。
一邊是白領“裁員潮”，一邊是低端勞動力市場“普工荒”，就業市場去年以來呈現的“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充分凸顯了我國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錯配和失衡。
《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發現，“普工難招”與“白領失業”、“大學生就業難”等新的就業格局的出現，背后是我國勞動力市場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首先是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在相當長時期里第一次出現了絕對下降。統計顯示，2012年我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93727萬人，比上年減少345萬人，占總人口的比重為69.2%，比上年末下降0.60個百分點。這意味著我國人口紅利將逐漸減退，尤其是低端勞動力供給從長期來看將會趨于緊張，需要引起高度重視。
而最新出現的白領裁員失業現象，短期看是周期性問題，長期看是源于我國勞動力需求與供給結構性偏差。復旦大學產業發展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陳釗認為，在高速工業化過程中，產業、經濟結構不斷調整，帶來中、高級勞動力市場的結構矛盾。而由于戶籍制度、公共服務差距等原因，大量大學畢業生涌入東部沿海等經濟發達地區，加劇了結構性失業。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院長曾湘泉認為，制造業大量缺工，背后是教育結構與勞動力需求不匹配帶來的勞動力結構性失衡：由于我國傳統的教育、就業觀念都傾向于讀大學、坐辦公室，導致“白領”供給過剩，而技術工人供給相對不足，普通工人的勞動生產率較低，與企業越來越高的用工成本形成較大矛盾。一邊是大學生支付了昂貴的教育成本，最終卻不得不降低預期低質量就業；另一邊卻是企業招工難，并承受越來越高的用工成本。這種“錯配”造成了巨大的社會資源浪費，又增加了經濟增長的成本，亟待扭轉。
專家提醒，在這種結構“錯配”下，目前需要注意的是，一旦經濟出現大幅波動，大量的白領和大學生就會謀求低目標就業，進而沖擊低端勞動力市場，產生社會矛盾。
去年南京摩托羅拉裁員就曾給員工帶來恐慌，一名趙女士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南京和京、滬等一線城市不同，同類工作崗位較少，500多人一起找工作，機會太少了，我們又不可能去其他城市，找不到工作只能退而求其次。”
專家建議，應該加快“農民市民化”延長其勞動年限，提升職業教育水平提高生產效率，通過多種途徑增加勞動力供給，緩解“普工荒”，減少社會資源錯配。
陳釗建議，我國需及早調整勞動力供給結構，扭轉長期以來教育資源過度向高等教育傾斜的偏差，加強職業教育、應用技術類教育，提高勞動生產率，延長“人口紅利”，以此來配合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趨勢。應進一步推廣職業教育中外合作辦學，提升我國職業教育層次，提高職業教育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