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30年的高速增長逐步過渡到中速增長是經濟發展的必然過程，現在的問題是怎么能過渡好。如果過渡的好，也就是中國在未來10-15年保持5%-8%之間的增長，中國完全可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經濟領域的改革必須具有明確的目標，那就是，在中短期內保持中等經濟增長，從長遠看調整和優化經濟結構，實現可持續性。經濟體制改革必須把短期的經濟增長和長遠的可持續發展有效結合起來。
●通過稅制來調整國民經濟結構，實現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中小型企業和微型企業之間的平衡。改善中國的社會結構，主要是在減少和保護社會最底層的同時，大力促進中等收入群體的成長。
●戶口制度造就了城鄉二元分割制度。當時設置這種制度是為了對社會加以有效的行政管理，但正如改革開放以來的經驗所表明的，城鄉二元制度已經成為中國城市化最主要的結構性和制度障礙。今天中國社會所面臨的很多社會沖突也大多來源于這個城鄉分割制度。
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3年會期間，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接受了《經濟參考報》記者的專訪。他在專訪中指出，對中國新一屆領導人來說，更大的挑戰是，如何使中國經濟平穩地由高速發展轉型到中速發展。他認為，實現全面改革是不太現實的，改革需要找到突破口。
新政府面臨嚴峻內外環境
《經濟參考報》：前不久結束的全國兩會上選出了新一屆政府。您認為，對新一屆政府來講，今后將面對怎樣的國際和國內形勢？對中國經濟發展來講，有哪些有利條件和不利條件？
鄭永年：中國新一屆政府面臨著新的國際和國內環境，現在他們需要正確的估計這個形勢。
首先，國際經濟大環境并不理想。中國在鄧小平南方講話之后，經濟開始迅速發展起來，當時的國際環境處于全球化的高潮，2001年中國加入WTO后進入了全球化體系中，這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好處。
而當前的國際環境有兩個微妙之處需要引起注意。第一，世界經濟結構嚴重失衡。雖然美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得經濟有了微弱的復蘇，但并不是結構上的整體復蘇，美國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結構性失衡的問題，要真正解決這個問題需要更長時間的努力。歐洲的情況也好不到哪里，經濟危機非常嚴重，要想走出危機，不僅需要時間，還需要制度性、體制性的改革。美國、日本也需要這種改革。而體制性的改革都會面臨來自巨大的既得利益團體的阻撓，不僅是中國，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是如此。第二，中國周邊的環境在變化。中國是亞洲區域最大的國家，但和周邊國家的政治信任度比較低。所以中國的戰略環境并不好。現在從東海到南海，都有矛盾，這些都對中國經濟發展產生不利影響。
其次，中國內部也存在經濟結構失衡等問題。這幾年大家過分強調出口和內需之間的失衡，除此之外，還有國企和民企、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中小型企業和微型企業之間的結構失衡。要解決這些問題都需要新一屆政府付出非常艱苦的努力。
對中國新一屆領導人來說，更大的挑戰是，如何使中國經濟平穩地由高速發展轉型到中速發展。中國經濟要想繼續保持兩位數的高速增長已經十分困難了，即使偶爾還會有，也會對中國經濟結構甚至國際經濟結構產生一些負面影響。
從30年的高速增長逐步過渡到中速增長是經濟發展的必然過程，現在的問題是怎么能過渡好。如果過渡的好，也就是中國在未來10-15年保持5%-8%之間的增長，中國完全可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由中等收入國家過渡到高收入國家，由現在的人均GDP5000美元增長到1萬或1.2萬美元。如果中國可以由中等收入國家過渡到高收入國家，那么現在面臨的很多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當然，如果過渡不好，經濟增長速度跌到5%以下的低增長，那么中國就很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從世界經濟發展史來看，這種過渡并不容易，存在許多挑戰，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深陷其中。
當然，中國的潛力是有的，這就需要有效的政府和正確的政策。我非常欣賞李克強所說的“改革是最大的紅利”，將來體制改革會是最大的紅利。今后，中國再也不可能走以前粗獷式的發展道路，要從細節入手實現可持續的發展。
《經濟參考報》：既然您談到了改革這個話題，您認為，新一屆政府的都需要從哪些方面著手進行改革？
鄭永年：從去年底十八大后推出的一系列政策和領導人講話來看，我認為這個進程比較明確。實現全面改革是不太現實的，改革需要找到突破口，主要有三大塊。第一，執政黨內部的改革。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唯一的執政黨，不僅要有能力治理國家，還要領導國家繼續往前走。對執政黨的改革現在很明了，主要就是反腐敗，建立一個清廉的政府。第二，可持續發展。在這里，財稅改革、金融改革都要往前走，但我認為重點還是城鎮化改革，這可以保證中國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第三，政府和人民之間的關系。目前這一塊沒有放入到改革的議程里，但是我認為很重要。現在大家都在談習近平提出的“中國夢”。“中國夢”就是政府和老百姓互動的一個平臺。怎樣把這三塊作為突破口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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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記者 王皓然/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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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稅制結構不利于結構調整
《經濟參考報》：您心目中，經濟領域改革的具體路徑應是怎樣的？
鄭永年：經濟領域的改革必須具有明確的目標，那就是，在中短期內保持中等經濟增長，從長遠看調整和優化經濟結構，實現可持續性。經濟體制改革必須把短期的經濟增長和長遠的可持續發展有效結合起來。要達到這個目標，針對中國的實際情況，這個領域內至少可以進行如下幾個方面的改革。
稅收體制改革。在任何社會，稅收體制既可以阻礙經濟增長，也可以促進經濟增長。同時，國家也通過稅制的二次分配達到基本的社會公平。對這些，中國社會已經討論很多，但有兩點還必須加以強調。第一，通過稅制來調整國民經濟結構，實現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中小型企業和微型企業之間的平衡。第二，通過稅制改革來改善中國的社會結構，主要是在減少和保護社會最底層的同時，大力促進中等收入群體的成長。
近年來，很多討論過分強調通過二次分配來實現社會公平。二次分配當然很重要。但必須意識到，在實現基本社會公平方面，二次分配只是一個補充，而一次分配是結構性的，更為重要。通過稅制改革來改善經濟結構，通過改善經濟結構來改善社會結構，從而實現社會公平，這種途徑和方式比二次分配更為有效。目前的結構性減稅改革是一個好的開始。
中國目前的稅制結構不利于經濟結構的調整。首先，目前的稅制有利于國有企業和大型企業，而不利于中小型、微型企業。稅制的改革要改變這個局面，對中小型和微型企業實行優惠的稅收政策。發展中小型和微型企業是解決就業問題的最好手段。就業是個人和家庭收入的最主要來源，一旦沒有了就業，那么再多再好的來自國家二次分配的社會保障也難以避免個人和家庭淪落為貧窮狀態。
金融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的目標和稅制改革一樣，即保證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促進社會正義和公平。要實現這個目標，有兩個方面的改革可以考量。首先是限制國有銀行業的壟斷行為。現在銀行業的市場化水平較低，缺乏充分競爭。雖然國家在銀行業的壟斷地位在今后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很難改變，但可以對銀行業進行改制，引入市場化和引入競爭機制。
其次，向民間開放金融業，大力鼓勵和促進民間金融機構的建立和發展。現在國有商業銀行主要的服務對象是國有企業。雖然這些年中央政府一直在強調國有銀行要支持中小企業，但并沒有什么結果。這是制度設計原因。要國有大型銀行去支持和扶持中小企業并不符合經濟邏輯，國有銀行沒有經濟上的動機去支持中小企業和微型企業。如果用行政命令手段強制國有銀行去這樣做，失敗的可能性遠遠大于成功的可能性。現在，最可行的辦法就是允許民間金融機構的產生和發展。實際上，非正式的民間融資渠道和制度一直存在，只不過處于非法狀態。只要中小微企業有融資需求，這種非正式的渠道和制度會一直存在下去。但因為缺少政府的監管，這些非正式的渠道和制度經常會導致嚴重的問題，甚至演變成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對政府來說，一是要容許民間金融機構的產生和發展，二要加緊對民間金融結構的監管。民間金融結構的發展同時又能在資本市場上加強競爭，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提高資本使用的效率。只有民間金融結構發展起來了，中小型和微型企業的發展才有希望。而只有中小型和微型企業發展起來了，社會結構才會有改善的希望。
通過城市體制改革推進城市化
《經濟參考報》：近來，城鎮(市)化已經成為中國新一屆政府的最高議事日程之一。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多次強調，城鎮化是中國最大的內需潛力之所在。您認為，中國未來城鎮化之路應如何走？
鄭永年：我認為，無論是通過建設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而實現可持續的經濟發展，還是通過解決城鄉二元結構而達到社會的穩定，都離不開城市化。
不過，從目前的討論看，大多聚焦于城市化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而少談甚至不談城市體制改革問題。在一些政府經濟學家和各級政府官員對城市化的討論中，人們不難感覺到國內“GDP主義”的迅速回潮。城市化不再是通過體制改革而獲取紅利，而是通過城市發展而獲取紅利。
城市化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當然不容懷疑，經濟發展對城市也非常重要，但如果僅僅強調城市化，而不談城市體制改革問題，城市化就會帶來無窮的經濟、社會甚至政治問題。從中外城市化歷史看，簡單的城市擴張可能會造就巨大的短期利益，但從長遠看不僅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反而會導致各種城市病。在中國的制度環境中，如果城市化不當，不僅會促成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甚至可能因為環境的惡化而對人民的生活構成直接的威脅。城市化為經濟增長帶來的巨大紅利只能通過城市體制改革而實現。
實際上，改革開放以來，城市化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過程的一大主題。中國傳統上是農業社會。盡管近代之前的數千年歷史中，中國也發展出了無數城市，但因為缺失西方那樣的工業化和與之關聯的城市化，中國農業社會的大局從來就沒有被改變。改革開放之前，國家主導的工業化促進了城市化，但也沒有改變農業社會這個基本事實。從深層次看，這一波城市化的代價極高，很多制度設置實際上是反城市化的。
一個顯著的例子是戶口制度所造就的城鄉二元分割制度。當時設置這種制度是為了對社會加以有效的行政管理，但正如改革開放以來的經驗所表明的，城鄉二元制度已經成為中國城市化最主要的結構性和制度障礙。今天中國社會所面臨的很多社會沖突也大多來源于這個城鄉分割制度。
中國城市化在高速度地進行，但是很多官員和學者對城市化的概念并不清楚，對“城鄉統籌”的概念也不清楚。什么叫城市化呢？到現在為止，大概把城市“做大”是很多人的共識。而在“城鄉統籌”方面，問題更多。
對一些地方官員來說，城市化僅僅意味著土地的城市化，而不是人的城市化。他們所關心的只是通過各種途徑把農村的土地轉變成為城市用地，而對如何把農村人口有效整合進城市并不感興趣。同時，很多人也沒有意識到如何去改善農村居民的生活，使得他們拉近和城市居民的生活狀況。
從理論上說，城市應當讓生活更美好，更方便。但現實并非是這樣。高樓大廈有了，立體橋梁有了，在西方大城市所能見到的東西，中國都有了。但是，方方面面硬件的發展并沒有帶來軟件方面的進步。實際上，高速城市化所帶來的建設成就在很多方面只是表面上的光彩。
那么，如何通過城市體制改革來推進城市化？從歷史的經驗和城市化現實環境來看，城市化首先必須考慮的是以人為本。
從國際經驗來看，凡是城市化的目標是以人為本，城市化可以為城市居民帶來幸福生活。強調城市是人居住的地方，對中國來說尤其重要。在中國傳統的概念中，城市實際上是軍事要地，核心是國防，是政治，而不是人。中國的城市的關鍵詞是“城”，城市也被稱為“城池”。近現代大多西方城市起源于商貿要地，關鍵詞是“市”，主要是為了解決人的居住問題。后來工業化帶來了城市化，也帶來了城鄉整合的問題。
這并不是說，西方的城市化就沒有問題了，但城市化以人為本這一目標是明確的。西方很多城市的基礎設施使用了數百年都沒有問題，主要是在設計時考量到了人的需要問題。城市建筑是為了人的需要而建筑，而不是為了建筑本身。在中國，這一點到現在為止，并不明確。
今天強調新型城市化意味著什么？新型城市化至少可以在兩個方面加以討論，一是城市的升級，二是探索新型城市化。對城市化已經到達一定程度的城市來說，城市化的目標是城市如何升級的問題，就是如何在現有的基礎上再發展的問題。而對正在進行城市化或者剛剛開始城市化的地方來說，就是如何避免早先城市化所產生的弊端，探索另一種城市化道路的問題。盡管中國的新型城市還會不斷出現，但對今天的大多數城市來說，城市升級的任務顯得尤其重要和迫切。
因此，中國需要把重點放在通過城市體制改革來推進城市升級的問題，主要是要突出城市化和城市升級過程中的軟件問題，包括城市規劃、設計和管理等方面。但是，應當指出的是，這里不強調硬件建設并不等于這方面沒有問題。講城市軟件建設，必須把重點放在城市建設如何以人為本。人們實在沒有必要去刻意強調硬件方面的新型，例如新型的大樓、新型的立交橋、新型的交通工具等等。
如果能夠把“人”的因素引入到城市化里面來，并且成為城市化的優先考慮，那么就必然會產生方方面面的“新型”來。在城市化過程中，那些關乎人的因素的創新才是真正的創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