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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有媒體報道稱，本月底全國人大常委會將研究并確定未來五年國家立法規劃，作為國內第一大稅種的增值稅（去年占全部稅收的26%），有望再次進入立法程序。
增值稅征繳對象主要是工業企業，涉及面最廣。由于去年元旦上海開啟營業稅改增值稅（簡稱“營改增”）試點效果不錯，到去年下半年，此項稅改擴大至廣東等11個省區，今年該項稅改將繼續擴大試點范圍和領域，增值稅征繳對象將納入更多流通領域內的商貿企業。這意味著，增值稅不但征繳對象要大幅擴容，其占全部稅收的比重也將繼續提升。由于稅收涉及政府與企業如何分切“發展蛋糕”之比例，上述消息料將引發各界的廣泛矚目。
征稅須立法在先，各國均依法征稅原則寫入憲法，中國也不例外。我國目前已開征的18個稅種中，只有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等少數稅收，是通過國家立法在先而依法征繳的。包括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等我國前三大稅種在內的大多數稅種，其征繳依據均來自國務院頒行的“征繳條例”或“征繳暫行條例”。如此帶來一系列問題且不說，僅憑行政規章征繳稅收，至少是不夠嚴肅的。
道明這一實情，并不是說我國政府在稅收征繳時的隨意甚至“放縱”，而是說這些乃緣自特定的時代背景。倘若脫離這一背景，依今天的法治標準簡單批評國內的稅收制度，不但不夠客觀，而且對最終恢復稅收法定原則于事無補。
回顧歷史，從1949年到1985年改革開放由農村涉足工商領域之前，國家實行單一計劃經濟體制，個體經濟占國家經濟比重近乎為“零”。在此期間，國家幾乎沒有“稅”的概念，企業和其它經營主體只向國家上繳利潤而非稅收。既如是，那個年代國家只有私有住房的土地契稅（總量微不足道）是通過立法征繳的。
1985年，改革開放開始觸動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為了搞活企業，國家開始了“利改稅”改革，其改革主旨是“繳足了國家的，剩下的都是企業自己的”，以此來激活各類企業開放搞活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可是既然試行“利改稅”，就得要有收稅之法律依據，但從各國稅收立法的實踐看，任何稅種的立法必須長期試點在前，只有某個稅種的征繳方式、征繳比例臻于成熟合理時，立法才能跟進。可是，改革開放卻等不及也等不起，于是在198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急事特辦，頒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于授權國務院在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方面可以制定暫行的規定或者條例的決定》，正是這個今天看來較籠統的“決定”，把本該由全國人大實施的稅收立法權讓渡給了國務院，并先由一系列的“某某稅征繳條例”用來應急。
說到這里，自然就出現一個問題：既然是應急，為何一“應”就是數十年？這又涉及到改革開放漸進漸取這一路徑選擇。漸進式改革開放一路走到今天，以增值稅為例，征繳對象、范圍（譬如去年啟動了“營改增”）以及征繳比例均呈不斷變化和調整，很難立即通過立法將增值稅以法律形式加以固定。這也正是增值稅這一稅種，2008年就被納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五年立法規劃，卻迄今未能實質啟動的主要原因。
時至今日，依法征稅已在全國上下形成高度共識。恢復稅收法定原則，既與依法治國理念高度契合，又符合時代發展潮流，而且還是深化財稅改革必需的法制配套。假以時日，我國肯定會遵循憲法原則，建立“一稅一法”的稅收法治。據此判斷，未來五年稅收立法很可能在增值、消費、房產、資源、環境、土地、關稅、契稅等稅種內，作有選擇性的逐步突破，增值稅作為第一大稅種，如果“優先”進入立法程序，從情理和法理上都是說得過去的。
包括增值稅在內的各項稅收，均涉及政府、企業、個人、家庭的切身利益，無論是立法抑或征繳對象與比例的調整，均牽一發而動全身。所以，國家稅收立法將基于“成熟原則”審慎推進，全面恢復稅收法定原則尚需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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