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了自由遷徙，加快推進戶籍制度的改革，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日前，公安部也明確地表示，將會建立實施居住證制度，使流動人口公平、公正、有序地落戶長期工作地。我國當前這個人口城鎮化明顯滯后，而城鎮化的本質就是人口的城鎮化。那么，在農民工市民化的過程當中，我們還有哪些困難需要克服？最需要怎樣的政策進行支持？央視財經頻道主持人史小諾和特約評論員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辜勝阻、著名財經評論員馬光遠共同評論。
城鎮化成為熱門話題，眾人眼中的“城鎮化紅利”究竟在哪里？新型城鎮化還需防范哪些陷阱？
鄉間小道、農舍房屋、田間地頭，在浙江諸暨市店口鎮周邊的村莊里，偶爾才能碰見幾個老人和孩子。
村民
：都去上班去了。
記者：在哪上班啊？
村民：在那個工廠里上班，有些人家自己開廠，他們自己開店開廠，都到外面去了。
錢建榮(浙江店口人)：因為我們店口已經有很多機械廠了，機械廠一定要用這個五金工具的，我們這個東西投資少，見效快。
34歲的陳紀梁2004年開始在店口的一家五金企業里上班，現在已經是廠里的中層主管了。
陳紀梁(店口人)：企業這一塊(社保)它有多方面的
尤其比方說是工傷保險這一塊 包括我們上下班路上的，這個安全問題 那么我覺得企業這一塊綜合性，對我們年輕人來講比較合適。
陳紀梁的妻子朱愛娣在店口的一所公辦小學當老師，女兒也在同一所學校念二年級。
朱愛娣(陳紀梁妻子)：我們三年級總共有543個學生，其中店口以外的有57%，現在逐年都在提高，(外地戶籍的學生)跟我們本地學生都一樣的待遇，包括我們現在新建設的教學樓都是為了我們外來建設者的那些孩子們。
錢建民(全國人大代表
紹興市市長)：我們去年開始，紹興范圍內所有的民工學校全部取消，使他們的子女就學有同等待遇。我們下一步還有一系列舉措的出來，使這些有一定文化程度的適合在這個城鎮就業的人，都能夠成為正式的居民。
小鎮的中心有一面巨幅的照片墻，照片上是一張張的笑臉，他們是365個來自各行各業的店口人和新店口人，紅帽子陳紀梁也在其中，這是店口回饋給生活在這里的人們的價值尊重。
陳紀梁(店口人)：店口能把這么普通的一些人，能夠像明星一樣，把他們展示在這邊，就是體現了一種公民的待遇，我都覺得自己能上墻，是一種由衷的驕傲
那么作為外來建設者。作為一個新店口人，我想他們心中涌起的這種感恩和驕傲感肯定是要遠遠勝于我的。
陳先杰(外來創業者
先杰液壓自動機床廠總經理)：我來店口已經十三年了，在店口有孩子，有公司，有車子，店口是我第二個故鄉，是我發家致富的地方。
今年64歲的劉群富是成都市城華區西林社區六組的村民，以前他所居住的地區是成都北部的一個典型的城中村。從去年開始，成都開展了北部城區，老舊城市形態和生產力布局改造工程，劉群富的生活從此發生了改變，他在自家宅基地上建起的200多平米的二層小樓，雖然會被拆掉，但是他可以原者回遷，得到兩套兩室一廳的房子，另外有總計30多萬元的拆遷補償安置款，這讓他比較滿意。
劉群富：補償條件比原來好，(我原來地方住)這邊又修造學校、醫院、農貿市場，大家衣食住行都很方便，就不焦心了。
最讓劉群富感到高興的是，改造后他的身份將由農民戶口轉為城鎮戶口，每個月可以領取1500多塊錢的養老金，可以跟城里人一樣，享受各種社保待遇。
丁兆寧(清華大學經濟學教授)：窮人都在這里住，然后富人都在那里住，城市本身它會被割裂，一個整個的社區又會被割裂，這個是如果說一個城市出現了這種社區的這種割裂狀況的話，最后產生的這種社會矛盾會是非常可怕，你很可解決的。
陳小姐(四川省成都是外來務工人員)：以前我們租房的時候是700左右，現在租個房子都是大概一千左右吧，北改這東西，就是舊城改造，就是改得越來越好，它動得越多的話，我們的就業機會肯定越多呀，所以這個空間，應該越來越大。
辜勝阻：農民工在中小城市就地城鎮化花20萬就可以買套房 但20萬在北京連廁所都買不到
(《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我們的城鎮化可以分為異地轉移，通過異地轉移推動的城鎮化，像大量的人涌進超級城市，比如北京、上海這樣的城市，我們叫做異地轉移的城鎮化；還有一種城鎮化的模式是就地城鎮化。隨著金融危機期間有大量的農民工失業，那么他返回他的家鄉，然后在他家鄉的中小城市創業和置業，那么實現就地城鎮化，而且幸福感更強了。我最近去看了一個中小城市的農民工就地城鎮化的安逸，20萬就可以買套房，那么20萬在北京連廁所都買不到，而且他們能夠安居樂業，家庭團聚，所以幸福感很強。像大城市的農民工現在非常糾結，融不進城市，特別是安居的問題沒辦法解決，但是也回不去農村。
我覺得城鎮化是最大的發展紅利，也是一個最大的穩增長的引擎。因為我們現在在全球金融危機中間，最需要的是市場需求，而城鎮化中間有巨大的市場需求。所以為什么講城鎮化是穩定增長的最大引擎？有專家測算，就是未來5年如果按照我們城鎮化的推進，那么會拉動消費30萬人。那么除了消費以外，還有投資的拉動，所以我們認為穩增長是最大的引擎。城鎮化中間最關鍵的是人的城鎮化，我們要區分新城鎮化和過去的城鎮化，新城鎮化最大的特點是強調人的城鎮化，就是我們現在要2.7億農民工實現了地域的轉移，職業的轉換，但是他們沒有實現身份的轉變，沒有市民化。當前的新城鎮化最重要的是轉移人口的市民化，那么在市民化的過程中間，最大的是擴大消費，還有一個就是投資也會隨著消費的擴大而擴大，所以在這個中間應該講是一種巨大的市場需求。
馬光遠：就地城鎮化適用于經濟條件比較好的地區
(《央視財經評論》評論員)
在經濟條件比較好的一些地區是可以的，浙江、蘇南的一些鎮，它一個鎮的實力比西部、中部一個中等城市的實力都要強，每年的產值以及稅收。在這種情況下，事實上這種城鎮化相對比較容易，因為我在這個地方有就業，我在這個地方有自己的企業，有工作。沒有任何問題，哪怕就是我現在就是一個農民，但事實上我就是享受市民的待遇。如果我們考慮到，比如說西部有人口大省，但是個經濟小省，它沒有太大的產業，沒有這么多的就業的渠道，那么這些地方的人只能去異地。比如說甘肅的可能在浙江，在廣東，在各個地方打工，那么他在那個地方已經很多年了，他回去以后要么回到農村，要么沒活干。在這種情況下，我想就地的城鎮化對一些經濟比較好的地方來講是容易實現的，那么對一些經濟差一點的地方，要實現比較困難。
這個案例本身說明一個什么問題？就是說我們想的城鎮化絕對不像有些人講的就是大城市化，就是把所有人搞到大城市里面去才叫大城市化，有些鎮也可以，你把鎮建設好，鎮的實力上去也可以，小城市也可以。所以我覺得中央的這個決策還是比較讓人比較容易理解，就是對大城市本身是一個什么樣的定位？中小城市是一個什么樣的定位？鎮是一個什么樣的定位？在未來整個城市化的發展道路上，我們真的要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我們除了有頂層設計之外，我們還得允許大家各種各樣的城鎮化，對中國的城鎮化來講，既低成本，又避免犯比較大的錯誤。
辜勝阻：如果沒有預算 那么農民工的市民化就是紙上談兵
(《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城鎮化有三個非常關鍵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錢從哪里？第二個是人往哪去？是不是都到大城市？還有一個是地如何使用？過去十年，我們的土地城鎮化大大快于人口的城鎮化，土地城鎮化是人口城鎮化的兩到三倍。在錢從哪來的問題上，剛才的網友已經抓到了問題的本質，就是農民工的市民化絕不簡單的是一個戶籍問題，他首先要有穩定的就業，如果沒有穩定的就業，他取得了城市戶口，他也會變成流民。第二，政府要做的事情是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你應該實現常住人口的存在感；第三是安居，在這三項中間，就業要靠市場和政府共同努力，公共服務要靠政府職能，所以有專家測算，僅基本的公共服務，不包括保障房，每一個農民工市民化需要花10萬，那么這10萬的高成本。錢從哪來？所以當前非常重要的是要建立成本的分擔機制，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如何分擔這個改革的成本。政府、企業和農民工本人三者之間如何分擔這樣一種成本？所以現在就是說，這次“兩會”大家也高度關注，農民工的市民化是政府當前最大的一個市場，與這個相匹配，我們的預算準備好沒有？如果沒有預算，那么農民工的市民化、公共服務的均等化，那就成了紙上談兵了。
錢從哪來？首先我們要看政府的預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怎么樣來分擔這種成本？那么企業現在也在分擔這種市民化的成本，所以怎么樣發揮三者的積極性，非常重要。還有一個要靠市場，要靠金融，特別是我們要讓農民能夠用自己的土地作為抵押，融資來解決他創業和置業的問題。比如在中小城市20萬就可以買套房，但是首付是50%，10萬，那么農民工要解決這10萬，你就要允許他用自己的宅基地和承包地貸款融資，所以一方面靠政府，一方面靠市場。
馬光遠：農民的市民化并不是農民工坐享其成的過程
(《央視財經評論》評論員)
一個是我們關注到它可能要花成本，同時我們也看到，這個成本的承擔者究竟是誰？因為現在很多的研究報告在談到這個成本的時候，我覺得有一個不好的傾向，就是把農民的市民化，就認為是政府或者企業等等來買單，農民工自身好像就是一個坐享其成的過程，我想這個觀念應該得到改變。
我們現在來講，比如說大量的農民工在很多地方打工，可能已經很多年了，他在那個地方交社保等等，但是他一旦離開這個地方的話，那么企業交的那一部分是留給當地的，這一部分等于農民工白白掉了，所以現在有些地方的農民工為什么不愿意交社保？就是因為我交了以后可能我白交了，我不如不交，這意味著什么？第一個，工作企業來提供，只要這個產業還可以，發展企業還可以，那么農民工自身去找工作；第二個，有一些社保他已經在交，并不是說沒有交，交的這一部分事實上對政府來講，也不存在一個他承擔成本的問題；第三個，可能有個異地轉移的問題，那么異地轉移過程中有一些摩擦成本，地域之間的成本，這樣的成本需要國家來買單。未來如果說有些城市房價比較高，那么靠農民工現在的收入去買房，恐怕不可能，要解決一個公租房的問題，那么公租房的成本需要去承擔。所以我覺得未來真正的要解決好，恐怕不僅僅是財政拿錢的問題。
我們經常講說城鎮化是一個紅利，從經濟發展的時候，你講它是紅利，但是當農民向城市轉移的時候，你又把它看成一個成本問題，我覺得應該把兩者結合起來，結合起來以后的成本收益問題。如果說城鎮化本身，你真的認為對中國經濟的增長，對中國經濟轉變發展方式，甚至對整個中國社會的改變有革命性的影響，它是能帶來巨大收益的問題的話，那么這個成長我們是能夠花得起的，所以我成本問題可能是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因為通過一個相應的分擔機制，設計到位我倒認為不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朱民陽：城鎮化不應該千篇一律 要因地制宜
(全國人大代表 《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城鎮化過程當中最為主要的就是，要以生態環境的優勢，來體現城鎮化的發展成果，如何來做到這一條就是要規劃優先，這種規劃優先本質就是應該要順勢而為，因地制宜。我認為不應該是一種模式，咱們國家這么大，層次性差異性也很大，不應該是千篇一律，因地制宜，這種因地制宜就是要有山的有水的應該作為一種資源，作為一種優勢，作為一種特色來構筑城鎮化的規劃特色。
馬光遠：最大的障礙是對城鎮化的認識
(《央視財經評論》評論員)
我覺得最大的障礙還是一些觀念上的，就是對城鎮化的認識，城鎮化需要做的工作究竟是什么？我們現在在很多情況下，把城鎮化理解成一個經濟事件，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等等，但是我認為，它是一個全局性的，它對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都會產生革命性的影響。
第二個最大的障礙是什么？就是城鎮化的整個過程中，那么是先有城鎮化，是先有農民進入城市？還是先有相應的產業在與市民化的過程中的良好互動怎么樣建立？我覺得我們真得重視一個產業的轉變。
辜勝阻：城鎮化會給幾十個產業帶來商機
(《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這次在“兩會”上有六成到七成的人討論和議論城鎮化，我們在分析為什么如此眾多的人關注城鎮化，我認為有兩點：一個是興奮，因為城鎮化會給幾十個產業帶來商機，它既涉及到城里人，也涉及到農村；還有一點擔憂，大家擔憂我們這種城鎮化像當年的4萬億一樣，可能城鎮化比4萬億還4萬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