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行難，是社會熱點、難點問題，也是影響法院司法公信力的一個突出問題。
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鄭鄂代表今天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介紹，本世紀以來，最高法院針對執行難這一“頑疾”，作出了深入研究和巨大努力。廣東法院在最高法院的指導監督下，大膽改革、銳意創新，取得了明顯進展:在全國最早實行當事人申請執行不預交執行費制度，法院從執行回來的財產中扣除相應的執行費，既減少當事人申請執行的負擔，也促使法院增強執行工作的力度；率先實施主動執行改革，由審判法官征得當事人同意后主動移交執行部門，并以此帶動執行工作全部流程、各個環節的主動作為，強化了人民法院執行工作的主動性、能動性；著力推動黨委領導、法院主導的執行聯動機制建設，聯動各方力量，創新各種具體的執行措施，壓縮“賴債”空間；加強執行指揮中心建設，強化對執行工作的統一指揮和協調，廣東高院執行指揮中心建成了與人民銀行廣州分行等部門互通、共享的被執行人信息查詢系統，方便社會了解被執行人信用狀況。
“近幾年來，廣東法院執行工作中遇到的暴力抗法事件明顯減少，當事人自動履行率2012年同比上升6.42%，進入強制執行的案件連續兩年下降，從2010年的27萬多件下降到2011年的24萬多件，再到2012年的22萬多件，實際執行率提高到80%以上。”鄭鄂說。
鄭鄂同時指出，廣東法院和全國法院一樣，仍然面臨著部分案件難以或者根本不存在執行基礎的問題。
“執行的真諦就是兌現。”鄭鄂說，如果當事人贏了官司但兌現不了債權，盡管審判很公正，司法公信力也會受到質疑。
溫家寶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要推動誠信體系建設，以政府誠信帶動商務誠信和社會誠信，形成良好的社會風尚。對此，鄭鄂代表十分贊成。
鄭鄂建議，國家應確定有關部門牽頭負責，著手加快信用體系建設，通過征信機構全面記錄個人、法人和其他組織的信用信息，并對失信者在融資、投資、經營、置產、任職、就業等方面依法予以限制，以督促市場主體誠信經營、遵規守法。同時要制定完備的信用體系建設法律法規，建立并開放國家征信數據庫，培育信用服務中介機構，加強信用市場監督和管理，健全失信行為懲戒機制，加強誠信教育和誠信倫理建設。對于黨政機關為被執行人的案件，要依法執行，通過黨政機關帶頭積極履行債務，在社會誠信建設中起引領和示范作用。對于被執行人確無財產可供執行，而申請執行人生活困難的，要通過建立特困申請執行人救助基金予以救助，促進社會和諧穩定。
鄭鄂認為，從源頭上減少執行難，需要全社會切實增強民事行為的風險防范意識。人民法院是執行工作的主體，強制執行是對當事人合法權益的事后補救，實踐中常有案件因為民事行為本身的風險而不存在執行的可能和基礎。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當事人的民事行為，特別是商業合同行為，應當預見其本身具有風險。法院裁判的本質作用在于分清是非、明確責任，而裁判所確定的財產能否執行到位，歸根到底在于被執行人有無財產可供執行。對確無財產可供執行的案件，不能誤認為“法律白條”。
“從現實中緩解執行難，需要制定個人破產法斬斷債務鏈、促進再發展。”鄭鄂認為，全社會共同治理執行難，離不開對一些重點問題的立法支持，其中，個人破產制度應當引起重視。
他解釋說，我國目前只有企業破產法，而無個人破產法。當自然人無財產可供執行時，該執行案件便會懸而不決，而不像企業，當其無財產可供執行時便可通過進入破產程序而退出市場。在實踐中，自然人無財產可供執行的案件幾乎成為“死結”，類型突出的主要有交通肇事、人身傷害、民間借貸、個人合伙等案件。對于這些案件的執行，人民法院因被申請的自然人實際并無財產可供執行，客觀上使執行程序只能維持“空檔”前行，懸而未決。在此僵局中，債權人權利無從實現，債務人負債無從解脫，法院執行程序無從終結。
為此，他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適時研究制定個人破產法，充分運用破產還債機制，化解無財產可執行案件的僵局，既給債權人實現債權以充分的程序保障，又可以通過和解、豁免，斬斷債務鏈，使債務人得以重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