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時間以來，有關水污染的報道引起了社會持續而又廣泛的關注。山西長治的水污染事件、山東濰坊被疑有企業往深層地下排污的消息，以及新近爆出的北京密云水庫上游出現的垃圾坑等等，都進一步加大了公眾對于水問題的關注，為什么這樣的事件會接二連三的上演?央視財經頻道主持人陳偉鴻和著名財經評論員馬光遠、劉戈共同評論。
多地揭出水污染，特別是地下水污染真相，我國一半城市市區地下水污染嚴重。為何會有肆無忌憚者膽敢深井排污?公眾向水污染宣戰之路應該怎樣走?還民眾清潔之水職責又該誰來承擔?
這兩天有媒體報道，在北京密云水庫上游蟒牛河的老河床上，一個占地三千多平米的巨型垃圾填埋坑存在了三年。昨晚密云縣不老屯鎮，政府新聞發言人做出回應。
不老屯鎮政府新聞發言人：關于媒體報道的，《密云水庫上游現垃圾巨坑》一事，經現場核實，情況基本屬實，已采取措施如下：一立即清運，協調運力。預計2月25日中午前，將過去傾倒的生活垃圾進行處理。二經北京市水環境檢測中心，密云水庫分中心檢測結果表明，密云水庫水質符合國家地表飲用水二類標準，水源地水質安全可以放心飲用。三在全鎮范圍內，對垃圾問題進行徹底排查，切實落實長效機制。
在上海松江工業區和車墩鎮間的一條受污染的鐵路河，上海市松江區環保局執法人員通過翻查數公里雨水窨井，最終將污染源鎖定為日騰電話配件(上海)有限公司第三工廠。
劉鳳強(上海松江環保局副局長新聞發言人)：在生產過程當中產生的一些廢切削液，然后進入雨水管道，最后排到外面河道里，主要問題是兩個指標超標，一個是色度，它成乳白色的，還有一個是COD超標。
近期的水污染事件牽動目光，一些網友發起了請環保局局長下河游泳的懸賞接力，在溫州網友金增敏微博曝光，溫州瑞安仙降街道旁的河道嚴重污染，并稱環保局長要敢在河里游泳20分鐘，我拿出20萬元。
這幾天有關山東濰坊的地下水污染事件，鬧的沸沸揚揚。近年來，打井行業再次興旺，不少打井隊悄悄幫企業打起了排污井，現在當地的打井灌污已形成一條，初具規模的地下產業鏈。《中國證券報》記者日前在壽光、羊口鎮和臺口工業園區內，隨處可見墻上張貼的打井小廣告，記者撥通一個號碼，自稱是一家塑料廠新廠區，要打一口排污井，與打井師傅約定地點見面詳聊。
記者(《中國證券報》)：打井隊主要的客戶，據我們了解到的就是，當地的一些具有重污染的一些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
濰坊近年來的地下水污染，正是從一般潛水層蔓延至150米以下的地下深水層。在污水處理能力不足之外，企業鑿井偷排的動力在于，逃避繳納污水處理費。
記者(《中國證券報》)：現在整個濰坊市對于遏制污染的其中一個主要的抓手，就是通過不斷提高企業的污染排放費用的收取額度。
1月中旬，《經濟半小時》記者和環保志愿者張祥來到北京立水西橋的清河河段，河邊是臭氣刺鼻，河道內各種生活垃圾隨處可見，甚至這里還能看到動物尸體，河面上還飄浮著黑色棉絮狀的贓物，在這段景觀長廊的下方，就是一個冒著臭氣的排污口。
張祥(環保志愿者)：你看這(污水)水，一進(河道)去以后，馬上就把那個河水污染了，特別明顯。這排污口是365天，常年排污，這要是夏天你來。你干脆你就得捂著鼻子走了。
順著這個排污口，往東大約兩公里，記者隨張祥來到了太平莊東路附近的清河河段，一個寬約八米的巨大排污口正在往清河排污。
劉戈：我們能下河游泳了 水污染的治理才算見成效。
(《央視財經評論》評論員)
我們以前的印象里，河里都可以游泳的，但是現在有企業家出來和當地的環保局局長打賭，說你敢下去游泳我給你20萬，這個賭怎么來的呢?實際上是溫州的市委書記去年曾經說過，“咱們以后的環保標準怎么來檢測，咱們不靠儀器，咱們靠什么時候環保局長可以下河游泳，那這個水算治理好了。”現在半年過去了，顯然這個任務還沒有完成，所以環保局長說，現在我還不適合游泳，所以我不能去。那么什么時候咱真的能夠全國的大河、小河都能夠讓我們游泳的地步，那可能我們對于水污染的擔憂就能降低很多了。
馬光遠：現在地下水也出現了觸目驚心的污染問題。
(《央視財經評論》評論員)
事實上，中國的很多城市的環保局長也好，市長書記也好，都以下河游泳作為提倡大家加強環保意識的一個綠色行動。我記得廣州的市長、書記基本上這兩年都在游泳，我非常的期待他們能在河里扎一個猛子，我覺得到那個時候，珠江的水就真的不錯了。當有一天，書記、市長的游泳成為河水是否清凈的一個標準的時候，事實上已經給我們敲響了危機，而且我們看到這個危機現在在擴展，我們以前關注的是江河湖海，這些我們能夠看見的水，現在我們看到地下水也出問題了。而且現在很多的統計說在90%以上，這個數字讓我感覺到有點觸目驚心。
陶海軍：目前河流污染情況嚴重。
(本臺記者)
河流污染的情況，以前雖然大家都知道，但是那都是很局部的，沒想到這個(召集令)發出去以后，很多人都參與進來，媒體界的、法律界的，我就從里面挑選了一些，污染情況特別嚴重的，就開始在微博上進行一個展示。它(水污染)分為三種，一種是生活垃圾污染，特別嚴重的。你像這個是怒江的上游，大概是在六庫、福貢、貢山這個縣段。你看很嚴重，第二種是屬于暗管的直排，這是重慶。市里面嘉陵江的一個。還有一類污染是更嚴重，就是河里面既有生活垃圾，又有工業污染。
劉戈：以前風景優美的小河現在變成了垃圾場。
(《央視財經評論》評論員)
其實每一個人對家鄉的思念都會和一條小河有關，所以唱歌的話經常都會唱，“我思念故鄉的小河”，有這樣的句子。但是現在尤其是在北方，原來在80年代之前，我們記憶力里面那樣的一些，非常優美的，風景非常好的小河，很多地方都已經成了永遠的記憶。現在包括整個黃河流域，現在已經是重度污染，海河流域是重度污染。黃河流域五類劣質水現在已經占到了20%，海河流域已經占到了40%。可能在南方有一些地方還能見到家鄉的小河這種情景，但是在北方、華北地區很多地方，當我們回到我們記憶當中認為非常優美的小河的時候，發現已經變成了垃圾場，或者是變成了牛奶河。
馬光遠：我們的環境在惡化。
(《央視財經評論》評論員)
我家鄉的小縣城有一條母親河叫“葫蘆河”，我小的時候玩得口渴了，就會用手把水掬起來喝水。喝水的時候，特別不小心的時候還會把魚舉起來，但是現在有人如果說你到葫蘆河里，你掬一把水出來喝，可能人家認為你會有病。這個變化事實上說明了我們整個的成本環境的變遷逐漸的在退化，我想每一個人的感受都是一樣的。
劉戈：這里面有深層次的利益博弈。
(《央視財經評論》評論員)
這里面有一個利益博弈，一個企業或者是一個造紙廠，或者是一個制藥廠，它主要產生污水，污水怎么辦?他處理污水需要錢，這可能是一大筆開支，另外打井也需要錢，但是打井的這個錢，如果監管不太嚴的時候，那可能打井這個錢就要比治污的錢要少，那么他就會選擇打井。反過來，如果你監管的很嚴，嚴到一定的程度以后，他自己又不愿意去花那個錢去治理的時候，這個時候如果他要把水的質量達到國家標準的時候，企業可能又覺得我不掙錢了，所以這個時候我不在你這干了，我找一個能容忍我污染的地方去。在這個時候又給政府出了一道難題，利稅大戶要走怎么辦?所以在這樣一個復雜的利益博弈里面，各種各樣的怪現象就產生了。
馬光遠：政府的眼睛里不能僅僅只看到GDP。
(《央視財經評論》評論員)
事實上從70年代開始，全球已經在搞綠色GDP，而且關于綠色GDP的指標怎么樣進行測算?怎么樣大家形成一個共融的發展?關鍵是什么問題?就是這個帳誰來承擔?這個成本誰來承擔?如果在沒有監管的條件下，對企業來講，它肯定要把污染排向外邊，因為這個成本不在它的資產負債表上體現，不用為它去買單。但是如果說相關的法律，相關的監管，要求環境成本本身必須企業來承擔的時候，那么對企業來講，這個成本在資產負債表上會體現出來，所以企業想方設法要把環境的成本推向社會，不是由它來承擔，而是由別人來承擔，子孫后代來承擔。對于政府也是一樣的，如果政府眼睛僅僅只看到GDP，那么GDP的環境成本究竟怎么樣?對政府來講，這個在他資產負債表上也是沒有環境這一項的。
現在來講，你看這么多年以來，在我們的環保部、環境科學研究院等等網站里，相關的數據根本查不到。中國這么多年以來，環境成本究竟有多大?你居然查不到數字，現在只能估算說，環境退化成本有多少?生態環境退化成本有多少?即使這些環境退化成本的數字也是觸目驚心，占我們現在的GDP達到3.5%到4.0%左右，這個成本是相當大的，而這個成本是一個直接成本。現在很多人在開玩笑，說如果把中國這十年的發展的環境成本計算在內，我們的GDP的資產負債表上，究竟我們是賺錢還是虧損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不是說我們現在沒有這樣的制度，也不是說我們沒有這樣的理念，而關鍵是我們需要一個什么樣的制度讓這些該承擔成本的人、企業承擔起來。
劉戈：我們的法律體系應該支持監督治理水污染的公眾行為。
(《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監測一直被認為是專業的一個技術，可能在專業的系統里有各種各樣的監測，我也都看過各種各樣的監測報告，但是對于這樣一個復雜的情況來說，你現在希望政府能夠把這個東西全查清楚，我覺得可能有困難，這里面需要更多的人能夠參與進來。也就是說，當你把整個的一個監測系統變成一個開放系統，所有的人都能夠參與到對于自己的家鄉的小河的監控的時候，可能比僅僅是政府的相關部門自己在做一個技術性很強的封閉型工作的效果要好得多。
除了政府的開放和態度，包括政府的嚴格的處罰，還有一點，我們法律上的支持也非常的重要。像馬軍這樣的人，如果他對于這樣的一些企業進行追蹤，進行起訴的話，最后法律能不能支持他?多年以前有一個電影，美國電影叫《永不妥協》，朱莉婭。羅伯茨演了一個好幾個孩子的母親，就是因為旁邊有一個企業進行污染，為了正義進行訴訟，最后為自己的鄰居取得了高額的賠償。那么我們法律體系能不能支持這樣一些公眾行為，這一點從未來來講有很重要的意義。
馬光遠：我們應當經常去做水污染的普查工作。
(《央視財經評論》評論員)
現在有很多的這種民間組織也在做相應的工作，這個工作非常有價值和意義。比如說現在我們的水污染究竟到了什么樣的一個程度?我們可以去做一些普查工作，當然政府的普查更重要。對于每一個人來講，如果每個人都有同樣的意識，每個人都有同樣的信仰，就是這條河跟我自身、跟我的祖先、跟我的祖孫后代都有關系，那么盡一點點責任，我們目前的環境還是會好很多。所以我覺得環境治理問題，不僅僅是政府的責任，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責任，也是每一個企業的責任。如果說我們每一個人都有這么一個意識的話，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馬軍：地下水的監測數據應該及時向公眾披露。
(公眾環境研究中心主任 《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我覺得在地下水的這塊，在監測方面當然需要進一步完善。同時就是我們現在已經形成了大量的既得的監測數據，應該及時向公眾報告，就像灰霾最終促使PM2.5的數據加以披露，那么我們現在地下水的這些監測的數據也應該更多地披露。
另外，在國際上這些企業所要承擔的代價遠遠要高于在中國的這些企業，在中國可能就受到了一定的處罰，而這個處罰常常還是非常有限的，常常是一次性的。而在國外，以美國為例，建立了一個“超級基金”的制度，對造成土壤地下水嚴重危害的企業，要求它們承擔清理修復的費用，那么這種費用常常是非常巨大的，很多企業連續多少年投入去治理。最后效果都是很有限，但是這些企業，得到了巨大的教訓，所以對于地下水污染的有一種小心翼翼，戰戰兢兢的態度。未來在中國，我們的企業也需要被置于這樣的壓力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