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力推寬松貨幣政策的“堅決”態度令全球市場關注。2月7日，安倍再次公開表態稱，“(日本的)通縮是一種貨幣現象，因此可以通過貨幣政策加以解決”。
所謂的“安倍經濟學”不僅壓低日元匯率，而且“引領”新一輪全球流動性擴張。
面對發達國家貨幣寬松對新興市場產生的溢出效應，專家指出，中國面臨短期資本再次階段性流入的可能，對可能爆發的“貨幣戰”也需要未雨綢繆。
形勢 “安倍經濟學”助推廉價日元
從競選之日起，日本新任首相安倍晉三就多次宣講其意在帶領日本“擺脫通縮”的政策，該政策可被概括為“通貨再膨脹政策”，政策核心包括增加基礎建設的公共支出、降低企業稅率和貨幣寬松政策。而他所倡導的政策也被日本媒體稱為“安倍經濟學”。
在這一整套“安倍經濟學”中，貨幣寬松政策尤其引發了國際市場的關注。1月底，日本央行將其通脹目標增加了一倍至2%。并宣布將從2014年開始，“不設期限”每月買入13萬億日元金融資產。日本央行稱，2013年其將提供50萬億日元的資金，2014年起還將繼續增加。
就在最近，日本央行行長白川方明請求提前離職也被視為對“安倍經濟學”的妥協。日本央行行長的任期為5年，白川的任期本應到今年4月8日結束。但是，白川5日在與安倍會談時表示“兩名副行長將于3月19日任期屆滿”，為保證央行新領導層同時到位，他希望將自己的任期也提前到3月19日。由于白川方明一直主張穩健的貨幣政策，因此，他的提前離任也被市場解讀為安倍所倡導無限量貨幣政策在未來很可能將被進一步強化。三菱日聯摩根士丹利證券的高級外匯和固定收益策略師Daisaku Ueno指出，白川方明的辭職將加快央行領導模式的轉變，新政府將任命一位支持更寬松貨幣政策的行長。
安倍在2月7日也再次強調了其實行這種“非常規”貨幣政策的決心。安倍當日在國會講話時指出，通縮是一種貨幣現象，因此可以通過貨幣政策加以解決。
國際金融問題專家趙慶明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其實，從某些指標如失業率來看，日本經濟并非那么糟，但是從全要素生產率(TFP)水平、勞動力增長水平等指標來看，日本經濟增長確實存在問題。“安倍的前任們也曾經采取了很多手段來試圖提振日本經濟，但是都沒能解決問題，目前來看，貨幣手段可能是能采取的唯一手段了。”
從2012年底正式當選至今，安倍所倡導的“無限量擴大量化寬松”政策正在一步步壓低日元匯率。自從2012年11月以來，日元兌美元匯率已經下跌了超過12%，目前1美元可兌換93日元。2月6日，美元兌日元匯率一度觸及93.77水平，為2010年5月1日來最高水平。分析人士已經開始預測，日元很快就會跌至1美元兌換100日元的水平。
趙慶明指出，日元兌美元匯率在一年時間內從最高點75跌至目前93的水平，跌幅已達24%，如此深的跌幅對于大的國際貨幣來說，是罕見的。“日元可能已是強弩之末，未來再貶值的空間已經不大。”趙慶明指出。
日元正在變得越來越廉價，《華爾街日報》發表專欄文章指出，日本投資者將更加積極地尋找收益，增加非日元資產的種類，防止日元貶值可能造成的損失。投資者已經重新開始談論“日元套利交易”，在典型的“日元套利交易”中，投資者將日元作為一種融資貨幣投資于其他貨幣或資產，以獲得更高的收益。
趨勢 國際資本回流新興市場意愿強化
日元貶值只是事件的一個表象，事件的另一層含義在于，日本接棒歐美的貨幣寬松，正成為新一輪全球流動性泛濫的助推器。
“由于當前大部分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無期限，對自身和全球經濟的作用效果存在極大的不確定性，可能進一步加劇全球跨境資本流動的波動，推升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對新興市場經濟體產生更大的溢出效應。”央行最新發布的《2012年第四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指出。
“由于人口老齡化導致的投資機會匱乏，日本的基礎貨幣擴張不太可能轉化為國內廣義貨幣供給，或將涌入國際市場。”華創證券宏觀策略研究主管華中煒表示。他還指出，隨著QE4啟動和資產期限的縮短，美聯儲擴表速度將較2012年顯著加快，而美聯儲提前退出QE仍是小概率事件；歐央行可能啟動OMT計劃。在各國競相放松貨幣政策的環境下，全球流動性規模將進一步擴張。全球風險偏好有望進一步提振，強化國際資本向新興市場流動的意愿。
流動性泛濫使新興市場再現資本回流壓力，尤其是亞洲的各個新興經濟體，面對“鄰居”國家大開的水龍頭，資產泡沫膨脹的風險正在增加，也已經引發了監管層的密切關注。
2月6日，韓國企劃財政部再次對韓元走強發出口頭干預。該部的一位官員稱，當局密切關注日元對韓元匯率的急速下跌，并警告可能入市采取實質干預措施。可能的措施包括調低銀行外匯衍生品交易倉位的規模限制以及對外匯和債券交易征稅。
香港方面，據瑞銀發布的報告，香港樓價已連續三周達到每周約1%的升幅，今年以來樓價累計已升2.6%。針對日前市場上傳聞的香港特區政府將再推政策壓制樓市的說法，香港金管局副總裁阮國恒表示，不會對市場傳言做回應，但當局會時刻關注市場發展，有需要時會推出新的措施。與此同時，恒生指數正處于21個月以來的高點。
澳新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師劉利剛則指出，解決通脹和資產泡沫問題，亞洲經濟體需要采取聯合和理性的舉措，東亞主要經濟體之間基于經濟融合的政策對話應該常態化和透明化，同時，東亞經濟體也應該發出共同的聲音，并利用G20這樣的國際交流平臺向發達經濟體喊話，要求發達國家們履行在亞洲金融危機時對東南亞各國的要求——緊縮貨幣供應、進行嚴格的結構性調整。
影響 國際資本或再次階段性流入中國
2012年國際收支數據顯示，中國自1998年以來首現資本和金融項目(通稱資本項目)逆差。不過國家外匯管理局有關部門負責人日前指出，由于資本和金融項目逆差主要是市場主體根據境內外利差、匯差等市場環境變化開展的“資產外幣化、負債本幣化”的財務運作所致，具有較強的順周期性，因此平衡的基礎尚不穩固。如果2013年國內外環境一旦向好，不排除還可能出現階段性的資本流入壓力。
數據顯示，A股市場目前比去年11月的低點上漲了23%。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國際投資室主任張明撰文指出，以日本新一輪量化寬松為代表的全球流動性過剩，可能改變中國面臨的短期資本流動的方向。“我們的月度監測顯示，從2011年第三季度至2012年第四季度，除個別月份外，中國持續面臨短期資本流出。這既與國際金融市場動蕩有關，也與中國經濟增速下降、人民幣貶值預期增強與中國資產市場表現低迷有關。然而，隨著2012年第四季度以來發達經濟體不斷出臺量化寬松政策、國際金融市場避險情緒削弱、中國經濟增速企穩回升、人民幣升值預期重現以及中國股市開始走強，中國面臨的短期資本流出已經顯著放緩。”張明建議，通過維持一定程度的資本賬戶管制與加強宏觀審慎監管來應對新一輪短期資本流入。
央行《2012年第四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指出，從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的情況看，極度寬松的貨幣可能導致全球增長與通脹的組合關系有所變化，較低的產出對應著相對高一些的物價上漲。實證檢驗顯示，國際金融危機后中國CPI對產出缺口變化的彈性有較明顯提高。在此背景下經濟回升和需求擴張可能會較快向CPI傳導。全球超寬松的貨幣環境還會持續較長時間，主要經濟體量化寬松政策不斷加力，潛在的輸入性通脹壓力也需關注。中國人民銀行2012年第四季度儲戶問卷調查顯示，41.7%的居民預期下季物價水平上升，較上季提高了4.7個百分點。需要特別關注預期變化可能對未來物價產生的影響。在經濟轉軌發展階段，金融宏觀調控需要始終強調防范通脹風險。
而對于日本政府日前推出的極為寬松的貨幣政策，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易綱日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明確表示，中國會密切觀察這個政策的外溢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