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我國經濟增長快于西方，但是已呈緩慢下滑勢頭。隨著國外進口需求的進一步萎縮，我國傳統出口、投資與消費三駕馬車的經濟模式已難以為繼，而單獨依靠投資或消費的增長方式似乎也不太現實，新經濟增長方式成型迫在眉睫。
未來如何在我國人口增長、增加消費、減少房地產建設和降低出口之間實現再平衡，需要根據我國正在和即將面臨的各種挑戰細細梳理。
其一，過分強調效率比公平更重要導致社會差距加大。如果將一個社會分成精英階層、中產階層和弱勢群體三部分，僅強調效率易將收入分配的天平傾向精英階層，弱勢群體的收入自然會由于知識結構不足及分配機會缺失而少得離奇，從而拉大收入差距。表現在基尼系數上便是2012年我國依然是0.474。可見，我國的貧富差距已經擴大到令人擔憂的水平。
同樣的問題也體現在城鄉差距上。由于我國城鄉二元化管理導致的差距，加上30多年來城鄉改革的不同步，我國城鄉收入差距仍比較大。
其二，我國勞動力與資本存量回報率下降預示全要素生產率遞減。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勞動力與資本存量的回報率不斷呈現下降趨勢。我國將從上世紀80年代的近560萬勞動力增長到2020年的960萬勞動力；2020年之后，我國總勞動人數將隨年輕勞動力比例下降而不斷減少。預計到2025年，我國年輕勞動力占比總勞動力將由1985年的50%下降為2025年的28%，下降22個百分點。這意味著我國依靠不斷增加勞動力來提高生產力，同時讓工資保持低水平的“人口紅利”即將成為歷史。
同樣呈現下降趨勢的還有每單位資本存量投入所帶來的產值下降，即資本存量/產值的比值逐年遞減，已從1978年的2.4左右下降為2010年的1.3左右。2002年時，我國的資本存量遠遠低于美國，固定資產投資需求很大——工廠缺少生產產品的機器設備，城市缺少將產品運至市場所需的道路和鐵路，那時我國的單位投資收益較高。經過約10年的固定資產與基礎設施大量投資，我國單位投資收益已經開始下降，從2009年起很多行業出現了產能過剩。
單位資本產出不斷下降導致我國資本回報率越來越低。從2001年至2010年，我國每增加一個單位資本，能增加0.13個單位產出，單位產出量低于上世紀90年代的0.17和80年代高點時的0.24。數據顯示，固定資產交付使用率從1980年的1.41下降到2010年的0.63。
資本回報越來越低說明我國經濟運行所需要的資金越來越多。數據顯示，我國信貸余額占GDP比例已從2002年的115%上升到2012年的121%，增速令人擔憂。
勞動力總量及年輕勞動力比例下降、資本回報率下降，以及信貸余額占GDP比例上升，都預示著我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在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