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萬眾矚目，但僅一個方案不能解決全部問題
■個稅調節不能只盯起征點，改進累進稅率更有意義
■僅靠增加工資不能實現擴消費，完善社保制度是改革的關鍵
■改革必然觸動現實利益，沖破樊籬才能取得實效
國家統計局上周公布，2012年中國的基尼系數為0.474，這個超越國際警戒線的數字揭示了我國貧富差距的嚴峻性。
日前，多家央企高管主動帶頭降薪，引發社會廣泛關注。中船集團主要負責人帶頭降薪30％，中煤能源也決定全礦區員工降薪10％。然而，高管降薪僅僅是企業行為，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仍然任重道遠。原定于去年年內出臺的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總體方案，目前尚未公布。備受矚目的收入分配新方案是否能解決全部問題？收入分配改革難道就是漲工資？漲工資是否就能擴消費？改革抓手究竟在何處？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引發熱議，但終不能解決全部問題，不能把收入分配改革所有希望寄托在一個方案之上。
據有關專家預測，爭議許久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有望在今年3月份全國兩會后出臺。照此推算，以縮小貧富差距為宗旨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已醞釀了8年。
8年間，一方面，由于方案牽涉廣、阻力大，問世時點一再延后，而另一方面，公眾的關注度和期望值卻被持續推高，由此引發的熱議不斷。
“僅僅指望通過一個指導意見，來解決我們所有的收入分配問題，顯然不現實，也是不可能的。”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就此表示，收入分配改革指導意見是一個頂層設計，只能就收入分配改革作出一個框架性的安排，本身不可能具體地回答一些微觀層面的收入分配的具體問題，這是指導意見本身的定位所決定的。
“我們既要重視收入分配的改革，同時又不能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改革方案上。”中國社科院世界社會保障中心主任鄭秉文強調，在中國實行市場經濟條件下，一次分配應主要由市場配置，要素的價格和回報還應由市場來決定。換句話說，漲工資主要還是要靠市場。“否則，一旦政府干預過深、過廣，價格扭曲勢必影響效率，影響市場機制的發揮。”這一看法與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不謀而合——“唯有市場環境改善，就業機會增加，勞動力需求旺盛，才有漲工資的前提條件。”王小魯說。
“事實上，二次分配才是收入分配改革中寄希望的重要著眼點，因為再分配主要由政府主導，政府擁有發言權。”鄭秉文進一步指出，在社保、公共服務的提供等等再分配領域，政府要發揮更多作用，來彌補一次分配產生的缺陷和不足，“這是毫無疑問的。”
“但凡改革必定需要沖破思想樊籬，觸動現實利益，既得利益集團必定會千方百計阻撓。”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說，如果我們都把希望寄托于政府這么一個文件，是不現實的。政府里邊有中央政府、有地方政府，改革的主體是多元的；企業里面有國企、有民企，有大企業、有中小企業；個人里邊又分管理層、一般的工人，有城里人、有農村人，有窮人、有富人；企業里面還有壟斷的、非壟斷的企業，這些都是改革或者被改革的主體。這些主體之間共識的達成和收入分配的調整，涉及的問題遠遠不是政府一個文件能夠解決的。
“唯有形成一個自上而下、從條到塊的政策大體系，再把政策貫徹落實，齊抓共管，才有可能逐步地解決收入分配問題。”蘇海南說。
收入分配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是稅收調節，但光強調提高起征點是不科學的，從公平角度考量，改進累進稅率更加有意義，否則只會讓高收入者受益。
收入分配改革的一個重要手段是稅收調節，很長一段時間內，有關提高個稅起征點的呼聲不絕于耳，有人建議調到5000元，有人說應調到10000元。然而，真的是起征點越高越合理嗎？
對此，蘇海南打了一個形象的比方：“曾經有人做過測算，比如簡單地將個稅起征點大幅度提到30000元，結果月入4、5千元以下的勞動者交稅不受影響，而月入5、10萬的高收入者所交的個稅反而比原來減輕了，這樣的話低收入群體并沒有減輕負擔，高收入群體反而是占了便宜。”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高培勇說，我國現行的個人所得稅，實行的是分類制，分成11個征稅項目，包括工資薪金所得、個體工商戶生產經營所得等。國家對不同項目采用不同的計征辦法，稅率也不同。“收入差距，不是單一項目的差距。因此，僅單一地提高個稅起征點，不能發揮個稅調節貧富差距的作用。”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指出，在我國現行的11個分類征收個人所得稅框架下，單純提高起征點而不提高收入，對工薪階層來說是沒有意義的。個稅改革應重視推進“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配套改革。他建議將現行的九級超額累進稅率減至五級超額累進稅率。
回顧我國個稅制度的演進歷程，1994年開始實施個稅稅率九級累進制度，之后的改革都集中于起征點的調節，而個稅稅率卻始終未變。具體來看，5%的初始稅率相對于普通工薪族收入水平，顯得高了些。如能降低這一比率，比如調至2%、3%，其意義將大大超過起征點的上調。
此外，目前的每一個納稅級別的間距從500元，到1500元，再到3000元，之后就急速擴大到15000元、20000元，級距曲線顯得過于“陡峭”。有關專家指出，如能將前三級變為一級，比如月納稅所得額5000元以下都調整為5%，則陡峭的曲線將變得平緩，這也會使得3500-5000元收入的納稅者的稅賦水平降低。從拉緩“級距”中，也能更好地體現“縮小收入差距”以及“量能負擔”的原則，有利于構建“橄欖”形社會收入結構。
收入分配改革需要增加低收入群體工資，但光靠增加工資是不能實現擴消費目標的，還有賴于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保障制度的完善。
新年伊始，就職于北京一家出版社的范玲麗領到了第一張工資單，工資單上的數額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800元。家庭總收入14000元，總支出9340元……“每月房貸5000多元，小孩上幼兒園2000多元，逢年過節，還得給家里老人寄點錢，交通費、吃飯加上買點衣服，一年下來能存下的錢就不多了。”
雖然加了薪，但由于住房、教育等花銷和對未來預期的不確定，范玲麗除了硬性消費，沒有其他消費，剩下的錢都存進了銀行。
2011年初，央行公布的儲戶問卷調查報告顯示，只有14.2%的居民傾向于“更多消費”，這是1999年進行問卷調查以來的最低值。高達85.8%的城鎮居民則傾向于儲蓄。其中，44.2%偏好“投資債券、股票、基金等”的變相儲蓄，41.6%偏好“儲蓄存款”。有關專家指出，中國經濟中儲蓄和投資結構嚴重失衡，中國52%的高儲蓄率世上少有。
毋庸質疑，收入分配改革需要增加低收入群體工資。但光靠增加工資是不能實現擴消費目標的，還有賴于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企業退休人員社保待遇相對機關事業單位偏低，所以仍需逐步上調，特別是新農保、新農合、城鎮居民養老醫療保險待遇的標準要隨著財政收入的增加、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持續提高水平，讓他們共享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蘇海南說。
蘇海南同樣指出，還必須讓財產性收入同步調整。“要逐步提高低收入群體的財產性收入，例如去年國務院提出要提高農民在土地轉讓分配中的收益，讓他們也獲得土地轉讓所帶來的資產性收益，這也是‘提低’的重點之一。增加工資、完善社保、增加財產性收入，三個方面都必不可少。”
從公布基尼系數可見，收入分配改革已提上日程，從近期看，需要腳踏實地推進改革，尤其要推進配套改革，加強后續監督。
從免農業稅到個稅調整，從大規模保障性住房建設到基本保障制度全民覆蓋，從最低工資標準的持續提升到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的加快建設……我國的收入分配改革其實一直在路上。
“過去三十年，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一直沒有變，大量農民工在城市打工，卻不能享受城市的社會保障待遇，不能在城市安家落戶，長期流動于城鄉之間，造成了大量社會問題。這不利于啟動內需，不利于勞動力資源的充分利用，成為未來城鎮化推進的一個障礙。這也是導致收入分配失衡和結構失衡一個重要原因。”王小魯說，“改革必須促進民生的改善，讓全民共享發展成果。要擴大提供公共服務，實現社會保障的全民覆蓋，這些都需要通過加強頂層設計，同時推進制度的配套改革。”
此外，目前壟斷行業技術、專利、經營、管理、信息、勞動、資本等生產要素參與分配的體制沒有真正建立起來，政策不夠明確、可操作性不強等問題突出。壟斷收入、資源性收入如何分配是一個重要問題，亟待公開透明，這有賴于稅制方面的改革推進，也有賴于壟斷樊籬的突破。
“下一步，壟斷行業的收入分配結構一定要進行調整，向生產一線傾斜，向重點崗位傾斜，向科技創新傾斜。”國資委研究中心主任李保民說。
“收入分配改革不應該只是一個頂層設計，而應該是國家與公眾、中央與地方、政府與社會協商互動的過程。”國家發改委就業和收入分配司副司長劉浩指出，收入分配改革涉及最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必須要有社會和廣大群眾的參與，不能高高在上，閉門造車。“改革的任務，大都以體制機制為保障，設計了制度改革，就要有體制上的推手，還要有后續的監督，這樣改革才能推進而不會停滯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