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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1-25   作者:記者鄧華寧 王民 孫洪磊 任峰采寫  來源:經濟參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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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發展進入快車道 2.逐步暴露三大問題 3.被房地產“綁架” 4.專家:理順發展矛盾還須過四道關

  定位不清晰 盲目擴張規模 被房地產“綁架”
  企業孵化器發展遭遇“成長的煩惱”
    記者鄧華寧 王民 孫洪磊 任峰采寫

  《經濟參考報》記者日前在京津冀蘇等地采訪發現,我國現有孵化器在快速發展中逐步暴露出諸多問題亟待解決。
  “孵化器越來越像工業園。很多孵化器迫于運營壓力,大量招入與起初定位不相干的企業,或直接引進成熟期、規模化企業。目前我國一些孵化器存在目標定位不清晰、政府追求規模政績等問題。如某些地方政府過分強調招商、創收、創稅等,盲目擴大孵化器規模。”北京市長城企業戰略研究所所長王德祿說。

  發展進入快車道

  自1987年我國第一家科技企業孵化器——武漢東湖創業者服務中心成立,據不完全統計,截止到2011年,我國孵化器約有900家,位居世界前列。目前,在國內經濟比較發達和科技資源較為豐富的地區,基本上都建立了科技企業孵化器。
  記者走訪了解到,以北京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為例,2011年,由大學科技園、各類科技企業孵化器、留學人員創業園組成的各類孵化機構超過100家。在天津濱海新區,累計認定孵化器達25家,今年還有9家孵化器新投入使用。河北省今年組織“科技企業孵化器環境與能力建設培訓班”,省內環首都綠色經濟圈5個孵化園區正在建設。江蘇省孵化器數量增長迅猛,截至去年省級以上孵化器達188個,國家級孵化器37個。
  孵化器投資主體也出現了新變化。據科技部火炬中心孵化器管理處相關人士介紹,近年來,我國民營孵化器數量顯著增加,一批知名民企投資孵化機構,如李開復的“創新工場”,聯想的“聯想之星”等。根據國家規劃,到2015年,我國各類孵化器數量將達1500家,孵化場地達5000萬平方米以上,孵化資金總額50億元以上,在孵企業10萬家以上。
  孵化器快速增加形成了科技創業者和創業企業的集聚效應,推動了民營高科技企業的成長。據不完全統計,近幾年來,全國每年孵化畢業的企業超過3000家,企業畢業時平均收入超過1000萬元;國家級孵化器的企業存活率超過80%。

  逐步暴露三大問題

  孵化器對我國科技型中小企業的促進作用明顯,但隨著市場需求不斷變化,我國現有孵化器的發展也逐步暴露出三大問題:
  一是地方政府急于創收創稅的心態導致孵化器引進企業求大求強,對初創企業重視不足。
  上海科技企業孵化協會名譽理事長王榮認為,國內一些孵化器管理混亂,孵化器內很多企業不適合也不應該納入孵化器。科技部火炬中心產業集群處處長張峰海也認為,一些地區的孵化器規模非常大,孵化面積動輒幾十萬、上百萬平方米,但核心孵化能力不強。
  二是孵化園區變收租者,無力提供更多服務。
  記者走訪中發現,無論是地方政府主導還是企業投資建設的孵化園區,靠“房東經濟”維持成為普遍現象。據2011年中國百家孵化器調查報告的統計結果,中國目前孵化器的收入結構總體上仍然以房租收入為主的占41%。
  記者在位于天津市南開區一家企業開辦的孵化器了解到,入區的科技型中小企業大多屬于電子信息領域,孵化器為企業提供的辦公場所房租低于周邊市場價格,為一天1.2元/平方米,物業費每月1.2元/平方米,水電費按照商業標準收取。該孵化器總經理說,很多企業對于孵化器完善公共技術平臺有實際的需求,迫切希望購買高級檢測設備用于科研開發,但目前最常用的一臺手機檢測設備就要幾十萬元,而孵化器能力有限,政府也沒有補貼。
  在該孵化器走訪時,記者聽到一家企業反映,他們2010年入駐該孵化器后基本上沒有得到什么融資、市場、人才方面的服務,完全處于“散養”狀態。
  三是探索新運作模式需突破機制障礙。
  由于投資初創期企業的風險本身較高,再加上大部分孵化器管理團隊缺乏專業的投資眼光和經驗,投資血本無歸的案例時有發生。有的孵化器一方面要為資產保值增值負責,另一方面又要對在孵項目進行跟蹤管理,承擔著雙重責任,壓力較大。
  中部某省一家孵化器負責人就因涉足創業投資而頭疼不已,因為對在孵企業的不慎投資,該孵化器成為了法院的常客。“投資初期,我們對被投企業的發展前景非常看好。大部分被投資企業都擁有國際一流的先進技術,但現代科技發展太快,很多原本看上去非常先進的技術幾年后被迅速淘汰,企業的立足之本受到沖擊。資金鏈斷了,企業卷鋪蓋走人,而我們作為股東和事業單位,就成為了法院發送傳票的對象。”該孵化器負責人說。

  被房地產“綁架”

  記者走訪中還發現,近年來隨著房地產市場的升溫,不少省市出現了以孵化器或企業總部基地等為代表的工業地產項目。一些入駐企業迅速將房產作為投資品轉手售賣,導致許多總部基地空置率上升,有的孵化器甚至被稱作“鬼城”。
  一位企業主對《經濟參考報》記者抱怨,很多地產商找到一片房子或者一座辦公樓,把牌子一改就成了“某中小企業孵化中心”或是“某數碼港”。等進去談的時候,聊的不是如何被孵化,而是能否全款買房。
  走訪中,一位企業負責人告訴記者,由于國家鼓勵孵化器的發展,很多開發商蜂擁而上,多個省市不斷上馬動輒數百畝甚至數千畝的孵化器或孵化基地,真正形成品牌的并不多。這些拿地的開發商并不一定懂得工業地產開發,只是用這種手法變相囤積土地。這兩年,孵化器的數量雖然穩定增加,但是泥沙俱下、魚目混珠。另外,盡管很多地方扶持孵化器口號喊得積極,但很多政策卻落不到實處,尤其是一旦涉及本就拮據的地方財政,地方政府更是“干打雷不下雨”。
  位于河北省廊坊市的科技谷2006年成立,總規劃占地4600畝,除了道路、綠化、公建等商住配套;其中商住用地占了1/3,總面積達到1400畝,科研用地1500畝。中科廊坊科技谷有限公司常務副總裁徐會霞說,科技谷已招進了很多項目,但開工還不到10家,主要是部分村莊的拆遷至今沒有談妥,道路、熱力等跟不上。
  徐會霞說,當時廊坊市承諾,從第一個入園項目開始繳稅的5年內,將地方稅留成部分返還給科技谷作為獎勵資金,但至今沒有兌現。廊坊開發區的一家民營企業看好科技谷項目,計劃總投資7億元至8億元建設18萬平方米的LOFT企業辦公場所。但是由于政府承諾沒有兌現,企業招商情況目前很不理想,2011年6月開工至今,所有的項目都處于洽談階段,還沒有一家確定入駐。

  專家:理順發展矛盾還須過四道關

  針對我國孵化器發展中存在的問題,《經濟參考報》記者走訪的多位孵化器負責人、企業管理者和專家認為,應從四方面入手理順矛盾,重點扶持中小初創科技型企業群體,助推我國自主創新進程。
  一是引導更多民間資本進入孵化器領域。
  在近二十年的發展過程中,我國孵化器形成了三種有代表性的運營模式:一是完全事業型孵化器的運營模式,由政府、事業單位投資,對孵化器的管理采取事業單位的運營模式;二是事業企業型的運營模式,由政府、事業單位投資,孵化器的日常管理按照企業化經營,實現收支平衡;三是企業型孵化器,此類孵化器是企業法人,完全自主經營、自負盈虧。
  記者在京津冀蘇等省市了解到,目前政府與事業單位投資運作的孵化器數量正不斷下降,民間資本正積極進入孵化器領域,企業型孵化器大幅增加。如北京中關村各類孵化器中,完全企業化運作約占53%,政府引導的企業化運作約占39%,事業制運作約占8%。
  但記者同時發現,目前各省市孵化器的投資者仍主要是各級政府及其有關部門,在政府主導的情況下,企業孵化器被視為不以營利為目的的社會公益性服務機構,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民間資本投資者的投資熱情,造成很多企業孵化器資金短缺,特別是運行資金嚴重不足。
  天津濱海高新區管委會副主任孫大海說,由政府幾乎完全主導的孵化器建設模式已經不能適應發展需要,今后還需要引入更多民間資本,打造新型的商業模式。
  二是引導資金流向中西部地區。
  記者在經濟比較發達的省市走訪發現,經濟和科技資源較為豐富的地區集中了大批科技企業孵化器,但在經濟相對落后地區,孵化器仍存在資源型短缺的問題,一方面是政府服務水平相對發達地區較低,導致地區創新力不足,另一方面地區對科技型創業企業的吸引力較差,創業者不愿意入駐孵化器,孵化器發展緩慢。
  據北京清科研究院數據顯示,2012年上半年,北京地區風險投資案例數和投資金額遙遙領先,分別占全國25.7%和28.1%,江蘇獲得45起投資,而湖北、四川、陜西、重慶、貴州等中西部地區總共只有14起投資。
  北京市人大教科文衛體辦公室副主任顏振軍表示,在“新36條”出臺的背景下,未來我國孵化器的發展趨勢應該是企業化投資和運營為主流模式,在政府引導下用政策優惠和扶持、民間資本推動、市場化運作的方式推動地方,尤其是經濟發展較慢地區的孵化器發展。
  三是提升投融資、創業導師、拓展產業鏈等專業能力。
  專家表示,在孵科技型中小企業大都屬于民營,原有資本非常有限。但把想法、創意轉化成技術成果和產品需要花費大量的資金,即使已經研發生產出產品,市場推廣也要經過一段時間,而且產品的進一步研發、中試、產業化、市場推廣等需要大量的資金,向銀行貸款可抵押的資產少或幾乎沒有,融資渠道困難。孵化器應著重幫助在孵企業克服資金的短缺瓶頸,為企業打開進一步生存發展的空間。
  河北博為電氣總經理劉清斌說,民營科技型中小企業創業者來源廣、知識層面差別大,經常遭遇經營管理落后、股權結構不優化、人才穩定性差、市場形勢誤判等的內部問題,需要相應的組織提供諸如戰略管理咨詢、MBA商業培訓等服務,助力企業突破自身發展瓶頸。目前,提供這類服務的機構一般是盈利或半盈利的民營公司,但大多集中在北京、上海、廣州等一線城市,二三線城市的孵化器企業迫切需要這些導師服務。
  記者走訪了解到,在北京中關村,有一批科技孵化器按照公司化方式運營,為企業提供辦公和生產場地、技術研發、市場推廣等專業化服務,同時參與對孵化器內企業的股權投資。
  匯龍森國際企業孵化(北京)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該孵化器總經理朱強介紹,除提供辦公和生產場地之外,匯龍森建設生物技術平臺、分析測試平臺和中試工藝研究平臺等平臺,為初創期企業提供專業服務。
  北京市長城企業戰略研究所所長王德祿說,要完成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新使命,孵化器原有的孵化服務水平、意識和責任都需要大幅提升,更專業、更深入地了解產業、企業和市場。不僅要求原有的政策、物業服務,更需要為在孵企業提供更多的市場、創業導師服務和金融服務,加大投入提升孵化服務能力。
  四是確定自身定位和差異化成長方向。
  多位專家和企業負責人均表示,美國、以色列的孵化器機制非常值得學習。美國孵化器協會原主席蒂娜·阿德金斯介紹,美國目前各類孵化器1200多家,在孵企業4萬多家,運行良好的孵化器的首要特征就是有非常明確的使命,明白為誰服務,為什么這樣做,如何這樣做,為此孵化器對客戶的選擇非常仔細。孵化器在上游幫助企業找到未來資金的提供方,在下游幫助企業找到未來客戶。
  據介紹,和中國的孵化器相比,美國孵化器在孵企業數量較少,大部分孵化器容納的在孵企業數量在70家以下。以色列工貿和勞動部首席科學家辦公室科技孵化器項目負責人約斯·斯摩格也表示,目前以色列平均每家孵化器只負責8個項目。因為創業導師咨詢服務是非常重要的,保證一個創業導師負責3至5家企業,是比較合適的比例。
  專家表示,相當一部分政府或企業開辦的孵化器仍具有強烈的公益性色彩,為企業提供房租極為低廉的辦公環境和設備,但是這還遠遠不夠。隨著經濟環境的變化,這部分非盈利化孵化器應具備公益化、市場化二者結合的模式,以本地區產業結構特點為依托,打造專業孵化器,為企業提供更加個性化、針對性的服務,提高孵化的效率和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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