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國家外匯管理局已于數月前成立外匯儲備委托貸款辦公室，其將肩負我國外儲多元化經營管理的使命。據悉，與之前外管局委托貸款通道主要依賴政策性銀行相比，此次成立的“委貸辦”運營方式將更加市場化，通過委托貸款競爭機制的設立，不僅可以相對提高外儲委托貸款的收益率，更可以減少由議價模式所導致的尋租空間。
但是，“委貸辦”的成立以及委托貸款運營的市場化，目前僅能視之為我國外儲管理市場化的探索，外儲管理整體市場化依然遙遠。
首先，盡管外管局設立“委貸辦”已近半年，可至今仍事實處于籌建狀態，不僅辦公人員較少、職能相對單一，而且將“委貸辦”設定為司局級行職機構，與市場化運營的獨立法人機構相距甚遠；此外，圍繞“委貸辦”市場化運營的授權體制、激勵機制、信息披露等，更是訊息甚少。而且，外管局雖然明確在委托貸款通道的選擇上，將施行市場化競爭機制，讓性質不一(政策性和商業性)、規模不一(五大行和股份制銀行)的銀行參與委托貸款招標競爭，但在企業借款方的選擇上，能否真正走出“重國輕民”的桎梏，給予“走出去”民企與國企同等貸款發放標準及同等貸款利率標準，顯然是考量“委貸辦”市場化運營徹底與否的關健。
其次，雖然自2007年成立中投公司以來，我國外儲投資管理改革貌似在加速，但是，在我國外儲年均增速高達35%左右(近十年)，雄居外儲第一大國已達7年之久的情況下，我國外儲投資管理改革進程事實上已滯后于外儲體量膨脹的增速，由此并已帶來我國貨幣被動增發難以有效沖銷的隱患。依此而論，我國近年來的外儲投資管理改革，并非是改革意識增強的主動選擇，而是客觀貨幣環境陷入困境的無奈之舉。
最后，我國當下民間境外直投仍受政策性限制，致使我國外儲投資管理仍以行政力量主導為主，而無法形成民間藏匯、民間用匯的社會環境，但我國民間資本直投境外，其審批程序及額度依然面臨諸多政策性限制。固然，去年3月國務院審批通過的溫州金改試點第四條，已明確表示在溫州先行啟動個人境外直接投資試點，但是，一來溫州金改僅為針對溫州一地之金融改革的先行先試，當下仍無法普及到全國各地；二來即便是溫州金改試點中的個人境外直投，仍僅限于個人而非民企，且投資領域和具體數額亦存在相對限制。基于此，我國普遍實行敞口更大的民間境外直投，如果這一瓶頸無法得到真正突破，即使人民幣匯率進入相對均衡區間，民間藏匯、民間用匯的意識和動力仍無法有效激發，從而由外儲增加所形成的人民幣被動增發的堰塞湖，仍然難以有效緩解。受此限制，外管局即使加大外儲投資管理改革力度，亦僅能局限于行政力量主導的框架之內，其外儲投資的運行效率及監管成本，仍無法與民間境外直投效果相提并論。
綜上，欲真正提高我國外儲投資效益、降低外儲投資管理的制度成本，必須加大外儲投資市場化改革的力度，通過對民間境外直投、外儲資源配置均衡(民企與國企)等在內的結構性破題，激發民間藏匯、民間用匯積極性，提高我國外儲支持民企“走出去”的額度占比，扭轉我國外儲歷年投資效率過低的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