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世界部分國家的發展歷程，后進國家迅速崛起與大國持續保持強盛，無一不是抓住了各自的戰略機遇，而國家從興盛轉向衰落則基本上都與錯失機遇或未能將挑戰轉化為機遇有關。
認清形勢順勢而為
歷史上大部分想成為世界強國的國家，都曾面臨國際體系由他國主導，新興大國難以融入的局面。如何變挑戰為機遇，成功者如英、美，失敗者有日、德、蘇。
一是審時度勢抓住機遇。現代大國的興起，無一不面臨“霸主”主導的不公正的權勢分配和國際規則。
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黃仁偉表示，美國在崛起過程中，沒有成為英國霸權及其殖民體系的直接挑戰者，卻在兩次大戰中成為英國的主要盟友。美國不是推翻英國的全球霸主地位，而是在英國霸權自然衰落的過程中逐步取而代之。
與之相反，德國和日本都是后起的資本主義強國，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一度成為歐洲和東亞最強大的國家。德國與美國不同，在它的經濟總量超過英國后，立刻向后者的世界領導權發起挑戰，謀求建立與英國艦隊規模相等的海軍，希望依靠強大的陸軍打破歐洲均勢，在全球范圍內同大英帝國展開爭奪，由此成為兩次世界大戰的策源地。而日本在占領中國大陸大片土地后，也迫不及待地轉向進攻東南亞國家和太平洋島嶼，走上與當時的“霸主”英美全面對抗的道路。毫無節制地挑戰現存霸權和國際體系，由戰爭起家又因戰爭衰落，構成這兩個國家崛起后又迅速失敗的主要軌跡。
二是謹慎妥善使用國力。哈佛大學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認為，在國際體系中經濟力量與軍事力量總是相互依存。無論國民經濟和科學技術發展到何種程度，在每個世紀都會有一場關于應將多少國家財富用于軍事目的的辯論。對于國力的正確把握，是一國能否保持興盛的關鍵所在。
蘇聯、美國都曾犯下濫用國力的錯誤。冷戰期間的蘇聯在改革自身體制方面畏手畏腳，沒有充分利用戰后國際經濟迅速增長的大環境，而是以一己之力與美國展開軍備競賽，最終積重難返，全面解體。冷戰結束后的美國憑借信息技術革命，在國力方面重新達到頂峰。但小布什政府卻錯誤地遵循新保守主義路線，發動全球“反恐戰爭”，使美國深陷泥潭，消耗大量國力，為當前仍在持續的金融危機爆發埋下伏筆。
三是敢于頂住外部壓力。在認清國際形勢的前提下順勢而為，并不意味著一國要犧牲自己的自主性，在必要時候要敢于抗壓，盡量發揮自身的競爭優勢，盡可能延長自身的發展機遇。
日本在這方面有慘痛教訓。二戰后，日本利用“冷戰”機遇迅速實現崛起，到上世紀90年代初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美國在感受到日本在經濟上的巨大威脅后，不斷逼迫日元升值以削弱日本商品的價格優勢，同時敦促日本在經濟上實行新自由主義，要求日本在投資與儲蓄、土地利用等方面進行改革，對美國資本和商品開放國內市場。面對來自美國的壓力，日本沒有認清上述要求可能帶來的惡果，做出了重大妥協。短期內日本陶醉于超級繁榮的局面，但經濟泡沫卻大量產生，其在制造業方面的競爭優勢也被逐步消解，國家陷入“失落的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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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傳統基金會和《華爾街日報》日前發表的聯合報告顯示，香港連續第19年位列“全球最自由經濟體”榜首。圖為從高空俯瞰維港兩岸。記者李鵬/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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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調整應對挑戰
縱觀歷史上的世界強國，要實現崛起及維持自身地位，關鍵在于面對挑戰和挫折時，能夠不斷自我調整，及時進行改革。
一是主動調整適應變化。冷戰時期，美國在蘇聯的壓力下，通過調整國民經濟地理布局、加快基礎設施建設、進行軍工研發、開發國內消費市場，變挑戰為機遇，實現了國民經濟的跨越式發展。越戰受挫后，美國抓住信息技術發展機遇，依托國內變革，加強研發與體制創新，以信息化獲得了超越他國的巨大競爭優勢。在當前金融危機下，美國再次期望憑借巨大的科技優勢和在信息技術領域內的壟斷地位，同時通過“頁巖氣革命”實現能源獨立，并推行“再工業化”調整發展模式，逐步擺脫困境。
新加坡是靈活調整發展模式的另一典型。新加坡以彈丸之地成為經濟強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經濟十年一轉型”的戰略安排。新加坡立國方針以貿易為本，從上世紀60年代以來，新加坡以精英治理的政府為主導，大約每十年經歷一次轉型，從最初的勞動密集型，轉為資本密集型，發展到現在知識密集型。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說，新加坡模式的本質在于有一種持續調整以適應國際形勢變化的能力。
二是回應訴求化解矛盾。上世紀60年代中后期，法國在戴高樂執政下經濟持續繁榮發展，經濟年增長率在西方世界僅低于日本，但貧富分化嚴重，中間階層亦受損害。1968年，法國發生“五月風暴”，社會抗議浪潮蔓延全國，國家陷入癱瘓，戴高樂也因此辭職。蓬皮杜繼任后，把經濟繁榮、社會福利作為任期內優先目標，確定了工業高速而合理的增長原則，避免經濟停滯或過快增長引發社會動亂，繼而延續了法國戰后復興的“光輝30年”。
上世紀70年代的韓國，長期的政治高壓、強迫積累和西方思潮的持續滲透，給社會帶來了越來越尖銳的矛盾，全國各地的罷工罷課活動此起彼伏。針對惡劣的國內外環境，靠兵變起家的全斗煥采取了軟硬兩手：政治上延續高壓政策，經濟上繼續扶持大型企業集團，對外交往上剛柔并濟，在緩解社會情緒方面則通過文化、體育等方式凝聚民心。特別是韓國先后成功舉辦亞運會和奧運會，使韓國人心中郁結的內部仇恨逐漸化為民族自豪感。此后，韓國又迎來了“低油價、低匯率、低利率”的大好時代，韓國經濟持續發展，國內的社會民主運動也漸漸平息下來。
遠見魄力不可忽視
縱覽二戰后各主要國家的發展歷程，一個國家特別是大國能否抓住歷史機遇，在相當程度上取決于領導人的眼光和氣魄，領導人在一定歷史階段對國家發展所起到的作用不可低估。
一是具備謀劃戰略的遠見。在一國興起過程中，明確和堅持長期戰略對于認識和把握機遇意義重大。二戰后，法國失去了戰前的國際地位，戴高樂在首次執政時便確定了法國重返“世界大國”的戰略目標，提出法國的首要任務是“維護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獨立，恢復法國的強大實力、大國地位和世界使命”。按照戴高樂的治國理念和戰略部署，法國積極推動經濟發展，堅持自身獨立性，注重發展軍事工業特別是核武器研發，通過歐洲聯合把聯邦德國納入一體化進程，最終在戰后30年重新躋身世界大國之列。
二是具備勇于開拓的氣魄。普京和盧拉是大國領導者中堅持推行改革的代表。普京1999年主政后以鐵腕治國。他對葉利欽時期的內政外交政策作出了大幅調整，主張俄羅斯必須集中權力、嚴肅法紀、對外示強，否則必然受他國欺凌。在其主政10年間，俄羅斯充分利用國際油氣價格上漲機會。到2012年，俄羅斯實現了2002年提出的GDP10年翻番的目標，職工月薪在8年間增長了8倍。
巴西前總統盧拉也是堅定的改革派。他上臺后堅決放棄了過去實行的新自由主義模式，實施以消除貧困為主要目標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2007年，巴西政府提出以提高綜合國力為主要目標的“加速增長計劃(PAC)”。2003—2010年，巴西年平均經濟增長率為4.0%，經濟規模擴張了50%左右。到2011年，巴西名義GDP排名已超過英國，位居第6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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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紐約華爾街，華盛頓雕像的手臂指向晨光中的紐約證券交易所。記者 申宏/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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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回聲報》不久前發表卡爾·德梅耶爾撰寫的文章稱：美國進入再工業化階段。
文章說，荷蘭國際集團的分析師們發表了一篇研究文章，標題讓人眼前一亮——《再工業化革命》。這份研究指出，自最近這次經濟衰退以來，“美國的經濟增長主要是靠生產資料來拉動的，而且在勞動力市場上，工業崗位的增長前所未見。這和我們在以往的經濟周期中所見的截然相反。”在當前的經濟周期中，“服務業對增長的貢獻其實很小，而建筑業則略有一點拖后腿的角色。”
文章認為，有幾個原因可以解釋美國工業的恢復。首先是奧巴馬政府為刺激出口所做的一系列努力。美國的出口額在國內生產總值所占的比例從1995年的9%增長到如今的13.5%。其次，荷蘭國際集團的研究人員堅持認為，這得益于美國工業廉價的能源優勢，尤其是頁巖氣。在工業領域，德國和美國是競爭對手關系。維護德國工業利益的德國工業聯合會經常讓柏林注意這個重要的競爭力因素。在德國放棄核能之后，本來在出口上領先的德國中小企業電力成本升高了。最后一點，曾經向勞動力成本低的國家轉移的就業崗位現在正重歸美國。美國新聞界講著大大小小的企業故事，這些企業將生產單位遷回國內，因為實在是對緩慢的貨運、海上運費的增加以及發貨出錯的概率失望透頂。
文章分析說，勞動密集型產業，比如紡織業和電子業這種需要進行很多組裝的行業不太會選擇美國。而大型機械的制造商則相反，因為他們要做的工作只是保證自動裝配線正常運行就可以了，而不用把各部分零件組裝起來。越來越多做這行的企業選擇在美國投資，比如通用電氣公司或卡特彼勒公司。它們在美國可以找到熟練工人，也離通常要求短期交貨的客源更近。
另外，正如通用電氣公司的總裁杰弗里·伊梅爾特不久前所解釋的那樣：“現在我們工廠生產中應用的技術含量使勞動力成本成了一個影響相對較小的因素，這和10年前是不一樣的。”也就是說，這次再工業化進程并不足以讓失業率有明顯的下降。更何況還有其他問題威脅美國的就業———白宮密切關注歐元區危機，這場危機使歐洲的需求一蹶不振。
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副總裁布魯斯·卡茨日前則表示，制造業對于維持美國的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力至關重要，美國政府應當加大對制造業的扶持力度，但美國制造業的復蘇道路將是漫長而曲折的。卡茨強調，美國聯邦政府尚未形成扶持制造業振興的全面戰略，聯邦政府對于制造業的資金支持力度不夠，執行和制造業有關政策的是商務部、勞工部、能源部等多個政府部門，從而造成政出多門的局面，美國聯邦政府應當制定關于扶持制造業振興的系統化戰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