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7日，受安徽某市有關部門所托，剛剛幫助其開設了個人住房信息系統科研課題的一位大學教授表示，個人住房信息系統的錄入工作是個“高危”工種，有關部門“政治覺悟”較高的官員都不愿意接這個燙手的“山芋”。
對于一個把數據、文字和圖片信息錄入到電腦的簡單任務，為什么會不接呢？該教授沒有直接回答，而是委婉地說：“所以最優化的解決方案就是委托高校幫忙做個課題報上去，撥點經費下來，找些勤工儉學的學生去干活。這樣一來，又有科研成果，又有工作成果，自己也不用擔泄密的風險了。”
2012年12月25日，從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年度工作會上傳出消息，經國務院同意，住建部即將下發《關于進一步加強城市個人住房信息系統建設管理的通知》。2013年，住建部將繼續推進城鎮個人住房信息系統建設、編制和實施好住房發展和建設規劃，并開始考慮逐步擴大個人住房信息聯網的覆蓋范圍，最終將聯網覆蓋到約500個內地地級城市。
個人住房信息系統是指住房建設一直在推進的一個住房信息聯網工程，通過這一系統，可以查詢到公民名下擁有的住房數量、地址、面積等信息。但實際上，這個系統早在紀檢工作方面被推廣，只不過對象是有級別的官員。
與此同時，從去年底開始，各地出現了大規模的房產拋售現象。如北京某房產中介發布的二手房掛牌信息中，位于北京海淀五棵松附近某小區的8套單價近7萬元/平方米的豪宅一起掛牌出售，每套售價達1000多萬元，房源標題為“8套市場難尋單位，戶主統一放盤，政府優質資源”。該經紀人同時表示，這批房源的裝修特別豪華，業主單位是附近某政府機關，由于某些原因不愿意公布房源裝修情況的具體照片。
一位中介機構負責人表示，從去年11月開始，各地官員急于拋售房產的現象增多，這些房產往往是豪宅，一些一線城市的房產市價動輒千萬。中介手中的房源僅僅是一部分，出于各種原因，一些房源還會委托給國有機構或者有熟人認識的機構，甚至委托專業代理人來全盤操作，自己自始至終都不會出面。
北京住建委網站的網簽數據統計，2013年1月上半月，北京二手住宅網簽總量為7940套，與去年1月同期的網簽量相比大幅上漲了360%。據鏈家地產市場研究部統計，2013年1月份，北京二手房市場新增房源與2012年12月平均水平相比，上漲11%，其中成交單價在3.5萬元/平方米以上的住宅占比達到了31%。
拋售
有消息稱，不久前，中紀委向中央通報“反腐敗斗爭工作的新動向”。并稱去年11 月中旬以來，大陸45個大中城市出現一股拋售豪華住宅、別墅等新動向，12月以來，拋售豪華住宅、別墅等情況繼續擴大，更改物業業主情況數以百倍上升，狀況空前，且部分業主為國家公職人員和國有企業高層。
這一說法得到接近中紀委人士證實，該人士直言，中紀委是向中央通報了中國的腐敗局勢，并根據中央部署進行來年的工作計劃。
根據通報顯示，據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監察部統計，在拋售豪華住宅、別墅新動向中，出現若干極不正常情況：拋售住宅業主中60%持匿名、假名或以公司掛名；業主物業大多數空置或出租給親屬、朋友，沒有租住合約；業主物業出售都要求出現現金交易，不經金融機構；業主物業出手都委托律師全權處理，業務在交易過程中不露面。
根據出售物業情況，匿名、假名物業業主均要求以現金交易及隱瞞其真實身份。經核查當年原始記錄、賬戶資金往來、住宅地點等，出售物業的業主有一部分屬于國家公職人員、國有企業高級管理層。
此外，通報還列出北京、天津、江蘇、山東、上海、浙江、廣東、福建、湖北9個省、直轄市黨政、國家機關、部門高中級公職人員及家屬提取外幣的情況。其中最高為廣東17.92億元，最低為3.7億元。
而在本報記者獲取的部分通報顯示，全國有11個地市拋售最嚴重，分別為南京、上海、杭州天津、沈陽、廈門、南京、福州、濟南、廣州、深圳、成都，其中官員拋售豪華住宅最厲害的是廣州和上海，分別為4880套和4755套，福州和濟南以1240套和1210套居末位。而別墅則以杭州412棟居首，天津112棟墊底。
而就上述通報，本報記者專門發函向中紀委方面求證，中紀委辦公廳相關人士對此表示不予置評。他透露，1月19日召開第十八屆中央紀律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該會議將總結2012年的中紀委工作以及安排2013年的反腐工作。
聯網
為什么各大城市會同時突然出現房產拋售的情況呢？
就在幾個月前，廣州“房叔”擁有21處房產的消息在網上瘋傳。事件主角廣州番禺區紀委番禺分局政委蔡彬為正處級官員，月薪1萬元，其與家人名下擁有21處房產，估值約4000萬(經廣州市紀委查實實際是22處)。“房叔”房產信息的泄露，導致具體經辦住房信息系統登記查詢業務的有關部門如坐針氈。廣州房地產檔案館隨后即稱，“房叔”事件中泄露房產信息責任人已被撤離崗位并給予行政記過。
根據廣州市紀委調查，信息是廣州番禺區房地產交易登記中心的一名編外人員“受人所托，沒有經過任何審批，違規查詢房產信息，最后被別有用心的人在網絡上發布”。
事件發生后，廣州市房地產檔案館立即對系統及現行查詢制度、流程進行分析，從加強人員管理教育、提升技術防控手段兩方面入手進行整改，開展了警示教育和相關保密培訓，且對個人住房信息系統進行升級改造，設置了嚴密的技術路徑，只有在系統讀取到權利人身份證信息后、或者由不同權限的復核人員在系統中逐級審批后才能啟動個人住房信息查詢。
住建部推進40個城市個人住房信息系統建立已有數年，該系統的設立初衷是聯網后住建部可以對各城市的房地產交易、個人住房產權信息變更等進行實時監控，系統實時更新數據，同時在市場出現異動的情況下能夠為制定和出臺相應的宏觀調控政策提供依據。
然而，該系統的聯網時間從2011年底改到2012年6月底，至今住建部仍未公布40座聯網城市名單。記者了解到，目前仍有部分城市未全面完成住房信息歷史檔案數據的補錄工作。
之所以進展緩慢，除了數據錄入工作繁雜之外，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在此期間遭遇了各地的無形阻力。在當時，公眾關于系統反腐的呼聲就不絕于耳。為了保障工作的順利推進，上級政府不斷向下級政府做各種許愿承諾。如廣東承諾，住房信息數據只做數據統計、分析和匯總，并嚴格按照有關規定設置查詢服務權限，要求各地“消除顧慮，積極主動按要求完成數據集中”。
而住建部部長姜偉新更曾向各地長官發愿，“只有市委書記、市長和住建部門負責人都同意，同時輸入，才能把某一個人的住房信息調出來”；副部長齊驥曾提出，“部、省(區)集中的信息數據只做數據統計、分析和匯總，不提供查詢服務，查詢服務仍按現有的規定實行屬地查詢。各市縣主管部門要消除顧慮，積極主動按要求上報數據。”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房地產市場監管司副司長姜萬榮也曾表示個人住房信息系統數據采集要“堅持安全第一”，要建立健全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實行信息系統使用、運行維護和管理人員實名制度，加強工作人員信息安全、保密責任的培訓，加強信息系統用戶身份認證和權限控制管理制度，要通過一系列的制度建設確保信息安全。
盡管如此，仍無法消除各地地方政府官員的焦慮，住建部官員被他們頻繁問到“這個系統到底是用來干什么的”這樣的問題。
據了解，目前該信息系統早已實現從住建部查詢各地已聯網城市住房信息情況，但原則上只能由上級政府查詢下級政府轄區信息，且不允許跨區查詢。
觸雷
聯網城市的不斷擴大無疑給各地官員造成了一定的恐慌情緒，致使各地拋售房產的現象持續出現。“拋售說明了什么？他們聽到了風聲和信號。”接近中紀委人士直言，財產公示也是當下中央高層考慮的一個方案，在現階段社會矛盾激烈尖銳的情況下，此方案可以適當緩和社會的不滿。
而接受本報采訪的多名地方紀委干部表示，上述住房信息系統全國聯網這塊，早在紀檢工作方面已經鋪開，國家紀檢機關針對副省級干部住房、財產方面早就有全套聯網資料，只是并沒有對外公布，且在紀檢系統內部還曾就此問題進行過探討，后因涉及面甚廣作罷。
北京市紀檢監察學會人士表示，中紀委除北京外，其余地市均是對于副省級干部進行監督，此次住建系統全國聯網后，也將進一步推動官員財產公示的步伐。
中央黨校教授王貴秀表示，能真正做到公示的力度是值得支持的，但這其中也要注意保護社會群眾的信息資料安全，不能外泄，也可以震懾那些腐敗的官員。
事實上，早在2010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中辦發
[2010]16號)《關于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的通知，《規定》針對當前領導干部廉潔自律方面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進一步規范了對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制度。
接近中紀委人士表示，雖然在2000年時，中紀委辦公廳曾就省部領導和地廳級干部子女、配偶從業問題下過中紀發[2000]4號文件和中紀發
[2000]14號文件進行摸底和清理，但效果甚微。“國家三令五申不允許領導子女、配偶經商和企業任職，但中國的事情都是存在變通的。”上述人士坦言，兩份文件雖然對省部、地廳干部的子女、配偶在經商和外企就業等情況進行約束，但實際上假名、匿名的情況仍屢禁不絕。
此外，該人士還透露，僅2012年中秋和十一期間出境的公職人員有1100多人沒有按時返回，其中714人確定為外逃。
長期以來，在中共的內部，只有官居副省級后，才能算為黨內的高級干部，列為優秀候補人才序列。而國家監察部和中紀委以及中組部等對于副省級干部一直都有著完整資料和長期監督。
接近國家預防和腐敗局人士稱，每年1月31日，都要求省部、地廳干部根據規定對其家庭狀況、身體狀況、子女配偶從業收入等方面進行嚴格申報，并有相關部門進行核實。即便是辭職或卸任都還是要按要求進行申報。
“中央管的向中組部匯報，地方管的有地方人事組織部門進行審簽轉交。紀檢機關和組織部門在干部監督和任用上，按干部管理權限，經一把手批準后才能調閱這個資料。”上述人士透露。
爭論
在中紀委內部存有兩種爭論，進行政改路線反腐還是推動官員財產公示。較前者而言，改革面太大，且容易影響穩定。而后者又牽涉利益面太廣，牽一發而動全身，所以一直爭論不休。
“中國制度反腐能否成功，關鍵取決于權力結構改革的成功與否。”中紀委監察學院副院長李永忠此前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國現在處于懲防結合的制度反腐逐步探索階段，必須要走政改特區路線，否則30多年的成果將功虧一簣。
“都是摸著石頭過河，為何不選一個比較適中的方案。”一位中紀委人士表示，相對比較尖銳的政改特區，內部還是傾向于官員財產公示，這樣接受的范圍和程度面都大。
一位全國人大官員表示，在人大內部也曾經討論過相關議題，但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他還證實，中紀委、中辦、中組部至12月中已經召見120多名現任高官打招呼，對話內容均為要求其家屬停止拋售住宅、注銷假名、匿名賬號等。
據悉，中辦和國辦也曾就此下發過文件清理，國辦發〔2012〕37號《國務院關于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切實防范金融風險的決定》，要求即封存假名、匿名、假冒公司企業賬戶，待有關部門驗查。立即關閉、停業金融機構隸屬的各類“地下錢莊”經營活動。
經濟學者王小魯、商務部研究院對外貿易研究部副主任金柏松則認為高房價與“灰色收入”關系甚大。王小魯此前發表的調查報告《灰色收入與國民收入分配》稱，2008年全國“灰色收入”有5.4萬億元，而“其中2/3集中在10%的城鎮最富裕家庭”。
此外，中紀委、監察部12月14日也下達通知：嚴令各地紀委、監察部、印監委及公安部門要按規定政策把好關，嚴懲以假名、匿名、假公司、企業進行非法、違法物業轉售、出售等。嚴懲違規、違法提取各種貨幣、套匯及洗錢外流等活動。
上述中紀委的通報稱，據不完全統計，2010年大陸非法資金外流是4120億美元，2011年達到6000億美元，2012年估計已突破10000億美元。2013年的非法資金外流規模將達到15000億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