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參考報》記者在京、津、冀、蘇等地調研了解到，我國正處于轉變發展方式的關鍵期，經濟發展動力進入深刻調整期，各地傾斜資源努力培育創新型經濟，創新環境明顯改善。然而，科技型企業發展壯大所必須的“團隊、技術、資金、政策、市場”等要素，依然存在不匹配現象，其深層次矛盾有待破解。
政策引導：重審批輕服務，優惠政策操作難
記者采訪四個省市的60多家科技型企業，聽不少企業反映，當前對企業科技創新的優惠政策存在三種現象：一是“毛面玻璃”現象，看得到、夠不到；二是“最后一公里”現象，優惠政策操作難，有許多企業對于本行業的優惠政策幾乎不了解；三是冷熱不均，大企業頻受照顧，小企業難享陽光。
一些企業反映，科技、產業、金融等部門出臺的服務科技型企業的政策很多，但是能夠“直達”企業的服務不多。許多企業對于本行業的優惠政策知之甚少，也不知道從什么渠道了解。還有的優惠政策操作性不強。北京市人大教科文辦公室副主任顏振軍表示，國家有研發費用稅前加計扣除150%的政策，但企業實際申請中不知如何操作，成功的案例屈指可數。
有的企業反映，硅谷的公司沒有哪家是靠兩三個人做大的，都是靠并購重組，包括蘋果公司也如此，因此國外鼓勵科技小企業并購。而我國的稅收政策不利于并購，只要涉及資產增值，先交所得稅，這嚴重阻礙了高科技公司做大做強。
“重審批、輕服務也是政策執行中的一個突出問題”。長城企業戰略研究所董事長王德祿介紹，10多年前互聯網剛剛起步時，沒有部門管，而現在，企業要辦一家網站，要經過10幾個部門審批。一些企業反映，有的政府部門認為出了政策就是出了政績，再沒有動力出實施細則。而各個部門之間有“涇渭分明”的部門利益，互相爭利益，難以形成合力。不少創新政策受行政體制限制存在突破難，部門權力分割現象突出，一些部門受制于管理體制掣肘難以創新，缺乏總牽頭人，難以形成合力。
企業還反映，尤其涉及到資金的政策，容易出現尋租、商業賄賂問題，讓一些沒有人脈關系的企業看得見、夠不到。
資金支持：創業成本畸高，資金渠道不暢
不少企業人士反映，科技型企業創辦成本近年來增長很快，創業門檻不斷提高。而支持科技型企業發展的天使基金、風險投資、金融信貸、社會資本等與創新企業的需求“對接不暢”，成為影響創新創業的突出瓶頸。
保定高新區管委會原主任、“中國電谷網”負責人馬學祿說，上世紀90年代創業，只要方向對、思路對，有技術、有一定管理能力，有5萬元就可以跟著行業成長起來；2000年，有幾十萬、百八十萬也能干成相當規模；現在，沒有500萬至1000萬，基本什么事都做不了。資本已經發展到高度壟斷階段，創業難度非常大。
在資金成本方面，大企業資金成本低、中小科技企業成本最高。據知名財經專家葉檀介紹，銀行信貸資金主要扶持大型企業。比如光伏領域，根據已披露的企業年報，江西賽維2011年末負債高達60億美元，負債率為87.7%；天合光能負債總額17.3億美元，負債率60%；英利新能源負債總額為32.4億美元，負債率74.3%。尚德的銀行貸款從2005年末的0.56億美元攀升至2011年底的17億美元，不到7年暴增近30倍。而國有銀行為這些光伏企業提供大額貸款的現象比比皆是。與大企業相比，民營科技型中小企業風險高、缺乏抵押物的特點，與銀行穩健經營的要求形成“天然對立”，導致資金“價格”高、時間成本也高。
中關村、江蘇省科技廳等反應，科技型企業在種子期最需要資金支持，但國內風險投資、天使基金、私募基金等存在“二八現象”，即20%的資金投資于種子期企業，80%投資于即將上市或快速成長期的企業。
技術創新：缺乏可持續性，研發與產業不對接
《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了解到，國內創業環境、市場環境與發達國家相比仍存在差距，對國際一流人才吸引能力有限，不少創業者憑借一兩項技術或創意辦企業，持續創新能力嚴重不足。 歸國博士、江蘇蘇晶公司董事長范嘉蘇說，頂尖人才是各國爭奪的重要資源，跨國公司往往會以豐厚的待遇留人。另一方面，國內的市場經濟環境仍然不完善，與發達國家市場環境相比存在諸多差距。比如，市場壟斷、知識產權保護不力等。這些因素的存在，導致國際頂尖的技術、營銷、管理人才回國創業的數量有限，國內一流的創新型企業數量還很少。
常州市委副書記戴源介紹，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強弱與否，決定著能否持續發展。不少民營科技型企業是憑一兩項技術或者一兩個創意來辦企業，可能獲得短期快速發展，但長期持續研發能力嚴重不足。這就會出現“小老頭”現象，有的企業10年前產值2000萬，10年后還是這么多。
新奧集團首席技術官甘中學介紹，盡管近年來高校和科研院所加大了科技成果轉化力度，但是體制機制中存在的阻礙因素沒有完全打破，國家技術成果還是多數在學校和科研院所內，科技成果和科技資源不能完全與市場共享，民間資本獲得科技資源難度依然很大。這種科技研發鏈條與產業鏈條的“不對接”現象，造成我國的高校和科研院所雖然科研成果豐富，但轉化率低，尤其是具有行業分水嶺意義、能形成巨大市場的重大創新產品太少。
團隊建設：經營管理人才匱乏，員工流失率高
北京市經信委副書記梁勝介紹，各地近年來為吸引領軍型人才、創新型人才出臺了許多優惠政策，也吸引了大批人才創業。但是從人才結構上看，目前的創業人才主要是技術型人才，以海歸、大學教授和研究機構研究員創業為主。懂市場、擅管理的人才匱乏，嚴重影響到創業效果。
“我們這幾年在為海歸創業者提供人才服務的過程中，發現很多好的項目因為經營管理跟不上，難以投產。即便是已經投產的企業，也有的因為企業架構、管理機制無法理順，處于‘一團亂麻’的狀態，生產效率低下”。無錫“意派管理”公司總經理魯嵐說。
“很多小企業不是餓死的，而是撐死的”。顏振軍表示，由于科技型企業的創業者多半是科技工作者，同時又要從事管理和經營，當企業進入快速發展期后，就會暴露出管理能力的不足。技術人才多數不擅長市場營銷，造成企業夭折或發展停滯。
“另一個人才瓶頸是員工流失率高。”魯嵐介紹，目前企業員工“85后”、“90后”比例越來越高，而這些“新生代”打工群體流動性越來越大。根據企業調查，企業三個月內的離職率居高不下，有的企業甚至達到50%。
深圳一家企業的高管張勇說，現在企業最頭疼的事就是招不到人、留不住人。幾乎每個月，張勇都要去人力資源市場招人，幾乎每隔一兩個月就會流失一批員工。
《經濟參考報》記者日前在京、津、冀、蘇等省市走訪了數家科技企業和與之相關的投資企業負責人，多位負責人反映目前市場環境浮躁，民間資本不愿投入科技企業，創業企業轉型阻力大，記者在此選取三位企業家典型心態。
堅守難——民間資本投向科技領域渠道不暢
“我想把投資科技型中小企業作為一項事業長期堅持下去，但沒有渠道，很多民資圍著政治資源轉，想方設法撈快錢，沒人踏實做事，這個問題已相當嚴重”。云峰基金發起人汪建國告訴記者。
汪建國曾創辦五星電器連鎖超市，由于家電業利潤太薄，幾年前將五星電器賣給美國家電連鎖超市“百思買”，之后與馬云、史玉柱、虞眾等企業家發起成立了“云峰基金”。
汪建國說，“很多民間資本擁有人希望效仿美國模式，長期投資高科技產業并得到收益。但現在我們苦于找不到好項目，因為政府沒有搭建一個有效的信息平臺。雖然各地都在搞資本和項目對接會，但是形式大于內容的多。可以投資的企業，信息并不公開。”
“這幾年，國內投資基金開始起步，私募基金、天使基金和風險投資等數量增加很快，但是這個領域還缺少健全的規則”，汪建國說，一是法律法規不太健全。二是政府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政府投資效率不高。三是沒有合理的稅收制度。比如，對天使投資和私募基金的稅收應該差別化，而現在并沒有區別，導致沒人愿意當“天使”。
“民營企業不是要特殊政策，而是一個市場上公平的待遇就行。但是這個做不到，資源在政府手上，如果有自己的公司，肯定給自己的公司了。”汪建國說，另一個問題是，政府過度關注大型民營企業，而不是中小民企。
轉型難——科技企業沖破慣性阻力大
“在中國的企業里，從員工到投資者，都已經習慣了高投入、高增長的模式，一旦企業想放慢腳步談轉型、上管理，很多人腦子轉不過彎兒，超出了他們的承受能力。轉型過程中不虧損談何容易？但我們必須著眼長遠。”金和軟件董事長欒潤峰說。
北京金和軟件股份有限公司是國內最大的協同管理軟件服務商。因為其高成長性，金和軟件曾連續兩年榮登《福布斯》中國潛力企業榜，是協同管理軟件行業唯一上榜企業。然而，就是這樣一家業內知名企業，在轉型道路上卻備受煎熬。
“國內軟件行業近年來雖然發展很快，但多是基于軟件產品，很少有提及軟件服務這個層面。從2009年開始，我們提出了向服務轉型的口號”。欒潤峰說。
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轉型給企業帶來的震蕩引起了方方面面的不滿。
欒潤峰還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因為在改變業務模式和研發等方面加大投入，公司2011年第一次出現了虧損。而這次虧損引來的質疑聲更大。“2011年，我經歷了公司歷史上最大的困難期。有的員工懷疑，公司經營是不是不行了。還有來自客戶的質問，公司究竟還有沒有能力為他們提供產品和服務。”
“轉型對大多數人來說，就如同黑夜里爬山，你無法預知什么時候到達頂峰，下一步會怎樣。所以在轉型的時候，股東不理解你，員工不理解你，客戶也不理解你，只能靠企業家本人在撐著。如果企業頂不住壓力放棄轉型，回到原來的老路子上，就不可能有新的突破。”欒潤峰說。
轉型付出的成本是值得的。2012年上半年，金和軟件的收入情況明顯改善，并重新盈利。對于轉型路上遇到的種種挫折，欒潤峰依然覺得“不堪回首”。
“你頂一天還行，可是要頂一個漫長的時間，太難了！我們是轉過來了，但還不能說順利。轉型過程中不虧損談何容易？實際上，在所有人里面，往往只有企業老板想轉型。老板為什么想變？他是從長遠利益考慮。但如果決策者都頂不住壓力，其他人干嘛要變呢？我覺得，這是轉型難的重要原因。”
創業難——企業家找不到創業興奮點
“改革開放以來，各行各業的發展、分布已經達到一定規模，要想從零發展就難了，現在的創業門檻可以說越來越高，很多想創業的人心有余力不足。”河北保定市高新區創辦者之一、高新區管委會原主任、“中國電谷網”負責人馬學祿說。
馬學祿說，“特別是在高新技術領域，創業難不僅僅是錢的問題。近30年，全球新產業、新產品升級越來越快，往往一個產品就可以絕殺一個行業，如蘋果公司，顛覆了手機、電腦、電視的概念，將高精尖科技、商業模式、文化傳播模式都凝聚在一款產品上。”
馬學祿任保定高新區管委會主任以及退休后，接觸過形形色色、大大小小、或成或敗的企業家，“我現在明顯感覺到，民營企業家做企業的信心不是很亢奮、很激動、很激情。很多人找不到創業的興奮點，其中不少人正在考慮賣企業，不干了。”他說，“之所以出現這個局面是由于綜合性的社會問題導致的。其中，一方面有企業家浮躁的問題，總以為一個企業三天兩早晨就能做起來，總把奇跡、特殊當成一般，總把偶然事件堪稱必然事件；還有一方面是政策環境、地方政府導向問題。
馬學祿說，“國企在部分行業的壟斷將民營企業擠壓得太厲害，壓制了民間創新。很多機構、部門、政策都應該整合，國家宏觀調控重點應該調控條塊分割，增強各種要素的集成度，而政府恰恰沒在這方面下功夫。還有，有些地方政府的領導下企業調研都去好企業、大企業，很少光顧中小企業。其實，大企業也是從小企業發展起來的，而且60%以上的就業在中小企業，因此中小企業沒有創新活力是非常危險的。”
馬學祿感嘆道，“我認為，今天的創業激情已經跌到20年來的谷底，現在的關鍵是如何恢復創業激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