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縱觀世界部分國家的發展歷程，后進國家迅速崛起與大國持續保持強盛，無一不是抓住了各自的戰略機遇，而國家從興盛轉向衰落則基本上都與錯失機遇或未能將挑戰轉化為機遇有關。英國、法國、德國、日本、印度等國的發展歷程可資我國借鑒。
二戰后，遭受沉重打擊的英國沒有擺脫之前老大帝國的心態，內外政策顧此失彼，其國力也隨之跌入低谷，國內生產總值(GDP)先后被法國、意大利超過。此后，英國對自身的戰略定位趨于明確，放棄了殖民大國地位和數百年不與歐陸強國結盟的傳統，將加入歐洲一體化作為戰略機遇，同時注重保持自身的獨立性，保持與美國的特殊關系。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英國借英阿馬島戰爭勝利，開始全面扭轉衰落勢頭。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的到來，令英國再次面臨重大的戰略挑戰。
二戰后前30年頹勢盡顯
英國憑借工業革命與殖民擴張在19世紀成為世界權力中心，至20世紀初，英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國。在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打擊后，英國開始全面衰落但仍自視甚高，國家實力與自身定位出現巨大錯位，而上述錯位令英國在此后30多年內外政策顧此失彼，國家一直處于衰落之中。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不愿放棄殖民地，以致尾大不掉掣肘國內發展。隨著英國國勢的衰微，其殖民帝國的維持也愈加艱難。但英國并不愿輕易放棄與殖民地的政治和經貿關系，時任首相丘吉爾在二戰時仍強硬地宣稱英國永遠不會放棄在殖民地的利益。盡管在二戰后風起云涌的民族獨立浪潮下，艾德禮政府和丘吉爾政府不得不順應形勢接受了印度、巴基斯坦、蘇丹等前殖民地的獨立，但英國仍在新加坡、塞浦路斯、馬耳他、亞丁等戰略要地保持駐軍，并且不放棄在非洲南部的大片殖民地。這耗費了其大量軍費和政治精力，國內發展受到阻礙。
二是對歐洲一體化心存疑慮，喪失發展良機。英國出于歷史上對歐洲大陸的拒斥心態，以及與美國和英聯邦的親近感，在二戰后十幾年里一直對以法德兩國為核心的歐洲經濟共同體(1967年與歐洲煤鋼聯營、歐洲原子能共同體合并成為歐洲共同體，簡稱歐共體)保持戒心。為爭奪其在歐洲的影響力，英國1960年5月與奧地利、丹麥、瑞典等國建立了歐洲自由貿易區與之分庭抗禮，事實上造成了歐洲經濟貿易格局的分裂。這使得同期英國沒有趕上歐洲大陸國家經濟繁榮帶給自身的機遇，經濟增長大大慢于法國、德國等歐洲國家，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三是對傳統產業改造不力，致使國家競爭力持續衰退。二戰后英國賴以支撐經濟的傳統制造業延續了自20世紀初的頹勢，競爭力繼續大幅衰退。采煤、汽車、造船、鋼鐵、紡織等行業不僅競爭不過規模更大的美國，同時也被新興發達國家日本甩在身后。由于產業競爭力差，英國的貿易逆差也日趨嚴重。在1945年至1973年的西方國家戰后黃金發展期中，英國經濟年均增長率僅為2.9%，列主要發達國家末尾。這一增速緩慢的現象也極稱之為“英國病”。
英國并非沒有看到制造業競爭力低下的諸多原因，但由于諸多掣肘，使其無法順利推行改革措施。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陳曉律認為，19世紀工業革命中的世界工廠地位給英國留下的是陳舊的工業設備和抵制革新的龐大既得利益階層，兼并重組阻力巨大，企業難以實現規模經營。在資本和技術層面，英國海外投資過大而國內制造業投資不足，基礎科學發達而應用技術匱乏。在企業管理層面，英國貴族等級制的歷史傳統使得勞資關系難以融洽。此外，相比法德兩國，英國職工參與工會比例更高，而且以行業劃分工會，人為增加了行業間的齟齬，不利于行業間生產組織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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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14日，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舉行的歐盟峰會第二天會議上，英國首相卡梅倫(左)與德國總理默克爾交談。新華社記者
高靜/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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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準機遇擺正定位實現快速發展
至20世紀70年代末，英國GDP在早已被法國超過后，還被意大利超過，幾乎成為二流國家。面對國內外一系列政治、經濟挑戰，經過對自身優劣勢的審慎分析后，英國逐漸明確了在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中的定位和出路：做地區強國而非全球性大國；是歐洲國家而非僅僅是英聯邦國家；與美國保持緊密同盟關系；利用自身科研文化優勢發展新興優勢產業，提升自身競爭力。這些定位與英國國力水平較為契合，自此英國的發展邁進了快車道。
一是在正視自身衰落同時極力維護自身利益。1956年蘇伊士運河戰爭的慘敗成為英國對殖民地態度的轉折點。而老牌殖民帝國法國此后在前殖民地印度支那和阿爾及利亞的慘敗也給英國敲響了警鐘，英國人意識到鎮壓政策只會使殖民地更加動蕩，并更加損耗本國國力。1957年，麥克米倫政府開始對非洲殖民政策做出重大調整，對英國在非洲的殖民地逐漸采取抽身戰略。到20世紀70年代，英國基本撤出了所有在南部非洲、東南亞的殖民地，減輕了經濟發展的包袱。
與此同時，英國開始利用英聯邦這一松散的地區組織攏合前殖民地國家。雖然英國與前殖民地國家之間的帝國特惠制和英鎊區逐步削弱甚至消失，但英聯邦仍在一定程度上保住了英國的國際地位和對前殖民地國家盼影響力，體現了一定的政治智慧。
在海外殖民地問題上，盡管英國一再退讓，但在關系到自身核心利益的問題上，英國仍敢于亮劍。1982年4月，阿根廷奪取了英占馬爾維納斯群島，時任首相撒切爾夫人為此不顧國力衰退，力排眾議，萬里遠征馬島并取得了最終勝利。此次勝利將原本的戰略挑戰轉化成促進發展的戰略機遇，極大鼓舞了英國上下因衰退而消沉已久的士氣，鞏固撒切爾政府的執政基礎，為其繼續推行經濟緊縮及私有化政策掃平了道路，英國經濟也正是從此開始逐漸有了起色。
二是積極融入歐洲，同時保持獨立性。英國逐步意識到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是大勢所趨，1961年7月和1967年5月曾先后兩次提出加入，但均被當時法國的戴高樂政府拒絕，直到戴高樂下臺后，英國第三次提出加入歐共體才終于成功。1973年1月，英國正式加入歐共體，并成為之后歐盟內部與法德并駕齊驅的三駕馬車之一。盡管英國加入歐共體后不久就遇到了經濟危機，其對經濟貿易的拉動作用并沒有立即顯現，但之后的事實證明，英國加入歐共體，極大地擴展了自身的貿易和投資市場，使經濟潛力得到釋放，同時借助歐洲一體化提升了自身政治地位和國際舞臺的影響力。盡管英國民眾對歐盟的好感度一直較低，國內退出歐盟的聲浪也二度較強，但加入歐盟對英國總體上仍是利大于弊。
在積極融入歐洲的同時，英國在許多問題上仍刻意保持自身的獨立性。1999年，歐元區成立后英國并未加入，目的就是保持在貨幣政策上的靈活度。事實證明，在歐債危機愈演愈烈的今天，英國的審慎與獨立性為其經濟構筑了一道重要的“防火墻”。同時，英國在戰略止進一步加強所謂英美“特殊關系”，加強了與美國在一系列戰略問題上的協調，有效地維護了美國在歐洲地區的戰略利益，同時提高了自身的國際政治地位。
三是發展自身比較優勢，實現經濟復興。20世紀80年代以來，英國抓住新技術革命機遇，根據自身在教育科研等方面的比較優勢，逐步調整產業政策，在高端制造業的研發設計、高端服務業等領域發展迅猛，同時在金融、文化創意、軟件電子、航空航天與軍工、生物制藥等領域積累了較為突出的產業優勢，國際競爭力大幅增強。
在金融業方面，英國憑借深厚的貿易淵源、一流的金融人才、英語語言優勢、高質量的配套服務與完善的法律法規，借助20世紀80年代全球金融自由化的趨勢，使倫敦一直位居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列，其中證券和外匯交易額、跨境銀行間拆借額、衍生品業務柜臺交易額、海事與航空保費收入等方面長時間占據世界第一。
在創意產業方面，1997年英國政府成立創意產業特別工作小組，借助英國高等教育發達、歷史文化資源富集、文化時尚消費層次高等優勢，大力扶持文化出版、電影電視、廣告與數字媒體、電子游戲、音樂唱片、時尚設計、藝術古玩、軟件計算機服務等創意產業發展。至今創意產業已成為英國僅次于金融服務業的第二大行業，就業人數達190萬。2010年英國的電視節目時數輸出占全球的53%，并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出版產業出口國。
在軟件電子行業，英國借助發達的金融服務業、劍橋等大學強大的研發隊伍和良好的軟件電子開發環境，迅速成為世界領先的軟件開發與電子工業國。在航空航天領域，英國占全球市場份額13%，僅次于美國，其在航電設備、飛機發動機、民用航空等領域具備較強技術優勢。而在生物制藥領域，英國在處方藥研制、細胞工程、生物催化應用等領域的研究也處于世界領先水平。
在20世紀80年代至2010年，英國在約30年內通過對具備比較優勢的產業進行財稅、金融等方面的扶持，利用自身深厚的文化傳統和強大的基礎科研實力，年均經濟增長率達到3%，高出發達國家平均增長率一倍以上，人均GDP相繼超過法意等國。
2008年至今的國際金融危機以及歐債危機給主要發達國家造成了巨大損失，英國也未能幸免。2009年英國GDP下降6.4%，為二戰后最嚴重的經濟衰退。2010年5月，卡梅倫政府上臺后實施了嚴厲的財政緊縮政策，實際效果并不樂觀，在經濟快速增長30年后，英國重又面臨新的戰略抉擇。
兩年來，受歐元區債務危機的影響，英國經濟幾乎一直原地踏步，有幾個季度甚至出現衰退。在新的一年中，抵抗外部風險被認為是英國經濟面臨的最大挑戰。
在歐洲經濟一體化的格局下，英國再也不是孤懸海外的島嶼，窄窄的英吉利海峽難以抵御來自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的侵襲。雖然英鎊本身鑄就了一道防火墻，但這并不足以避免第一大貿易伙伴歐元區城門失火，英國經濟遭池魚之殃。歐元區的經濟狀況仍是英國經濟未來一年面臨的最大風險。
在經濟層面，法國、德國和英國關于歐盟財政和預算的分歧日益加大，雖然“英國出列”的情況并不會發生，但在英國，根深蒂固的歐洲懷疑派卻占了上風。英國首相卡梅倫甚至直接對歐元區隔空喊話，稱歐洲要么有一個強勁、穩定、成功的歐元區，具備有效的防火墻，資金充裕、監管得當的銀行以及覆蓋整個歐元區的財政分擔體系和支持性的貨幣政策，“要么將以給每個人帶來巨大風險的方式讓我們進入未知領域”。
對于英國來說，或許來自歐洲僅有的亮點就是歐洲央行購買危機國家債務的直接貨幣交易計劃了。這項幫助改善金融環境的政策如果可持續，會在2013年對英國經濟提供一些支持。
除了歐債危機，英國經濟還面臨其他外部風險。新興市場也出現了經濟增速下滑的勢頭。據英國社會經濟研究所估計，明年出口很難為英國經濟增長做什么貢獻。
在危機的泥潭中，一個穩固的歐洲財政聯合體看上去像是一塊脫困的堅強柱石。但是在更加務實的政治家眼中，共同財政已越來越多地被抹上了悲觀主義色彩。
僵化的共同財政已成為不少成員國的負擔，起碼對英國來說，在一定程度上對經濟增長帶來了負面影響。社會經濟研究所稱，過去兩年英國經濟不振，部分就是受到共同財政的束縛。正因如此，在11月底歐盟召開的2014年至2020年中期預算會議上，面對普遍支持增加預算的呼聲，卡梅倫為了本國經濟利益而堅持“唱反調”。他堅稱，當各成員國本身都在削減支出的時候，歐盟不應該增加支出。
雖然歐洲大陸的國家認為，若歐元區經濟好轉，英國將從中受益。但英國的邏輯是，只有本國經濟先好轉，才會帶動歐洲變好，而且在前一個過程中，歐元區最好不要成為障礙。
值得思考的是，英國皇家國際問題研究所新近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56%的英國人希望脫離歐盟這一“障礙”。雖然從政治經濟角度考慮，這種“英歐離異”的情況肯定不會在2013年發生，但過半的統計數字卻足以成為重新審視英歐關系的一個注腳。（王亞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