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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1-07   作者:記者田建軍 浦超 齊海山 甘泉/采寫  來源:經濟參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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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企業跑馬“圈林” 2.部分林地一賣了之 “三過”問題突出 3.警惕林權集中潛藏改革風險 4.相關鏈接 

  近年來,隨著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在全國范圍內鋪開,昔日沉睡的農村集體林地迅速升值,吸引大量民營資本前來投資,各地涌現了一股“資本入林”熱,使林業經濟獲得空前大發展。
  但是,《經濟參考報》記者調查發現,伴隨著大張旗鼓的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全國各地也不同程度地刮起了一股“圈林”風,一些工商企業利用林改之機,低價大量圈占林地,致使大量農民失林失地,出現了一種“資本上山、農民下山”現象。

  政府招商引資 企業跑馬“圈林”

  記者在湖北、云南、江西、吉林等地采訪發現,“圈林”風的出現,與地方政府發展經濟,大力招商引資密不可分。
  武漢凱迪公司是近年來國內“圈林”風頭最勁的大型企業之一,2008年以來,已在湖北、湖南、江西、四川、云南等16個省的150個縣市,通過林地流轉,以建立“生物質能源基地”名義,“圈林”800多萬畝。其中僅湖北丹江口、谷城、隨縣等11個縣市就“圈林”220萬畝。根據規劃,“十二五”期間,該公司計劃在全國20個省的320個縣市,“圈林”5000萬畝建立生物質能源基地。
  武漢凱迪公司對外宣稱,建立“生物質能源基地”是為了給規劃的250個生物質電廠和20個區域生物質燃油燃氣廠提供充足原料。由于打著“新能源”旗號,又配套建立生物質熱電廠,既發展了新興產業,又可完成招商引資指標,武漢凱迪公司所到之處,受到了地方政府和林業部門的熱烈歡迎。目前,公司已與國內266個縣市簽訂了生物質熱電廠投資建設協議,已建成16家,投產13家。
  然而,記者調查發現,事實情況并非如此:在湖北谷城縣,武漢凱迪公司正在建設一家生物質發電廠,計劃今年底投產。為此,在當地政府部門的支持下,該公司共“圈林”14萬畝,2008年至今僅造林5000畝,絕大部分林地處于閑置狀態。
  在建設中的谷城生物質發電廠,記者看到,這里的原料車間堆滿了從附近村民手里收購來發電的棉稈、稻殼、樹皮等。谷城凱迪綠色能源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郝江華告訴記者,目前,公司基地造的主要是油茶、烏桕等經濟林,為未來建生物質煉油廠做準備;下一步,公司還準備通過低產林改造,再種植三四萬畝刺槐、濕地松、楊樹等,發展高效經濟林。用作發電廠的原料只是現有林地上砍下來的雜灌木等。
  在江西省,武漢凱迪近年來也通過林地流轉,先后買了120多萬畝林地,結果只造1萬畝林子。“不管是轉賣還是租賃往往不造林,荒在那兒,造成很大的生態影響。”省林業廳林業改革發展處處長楊杰芳說,“他是上市公司,搞的是資本運作,名義上是投資,對外公布的資產迅速膨脹,實際上是做給股東看的。”
  山東晨鳴公司近年來在全國也利用林改圈了不少林子,打的也是建設“原料林基地”,實施林紙漿一體化項目建設的招牌,因而頻頻成為一些地方政府招商引資的“座上賓”。
  據了解,在湖北,咸寧和黃岡兩市政府2008年分別與山東晨鳴簽訂框架合作協議,為其提供350萬畝和100萬畝原料林基地,建設林漿紙一體化項目。其中黃岡晨鳴林業2009年至2011年造林不到10萬畝,僅占已流轉面積的1/10;咸寧晨鳴林業則在成立僅3年后,于2011年11月被整體資產出售。

  部分林地一賣了之 “三過”問題突出

  在工商企業大肆“圈林”過程中,一些林地往往被一賣了之,大量低價流轉到企業手中,不少農民失去了祖祖輩輩留下來的山場、林地,各地因林改產生了一個新的社會群體——“失林農民”。
  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南澗彝族自治縣,云南鳳凰木業開發有限責任公司是2009年被當地政府招商引資來的,在林業部門的支持下,計劃流轉林地10萬畝,目前已經流轉4萬畝。該公司經理茶紹祥說,流轉的4萬畝林地中,經過農戶手中流轉過來的只5%,絕大部分是以一次性買斷方式,從村里將集體林地直接流轉過來并辦理林權證的。
  大理白族自治州祥云縣的懷寶經貿有限責任公司近年來流轉了1.5萬畝林地,1萬畝是直接將1996年與村集體簽訂的經營合同換成了林權證;另外5000畝也是以一次性買斷方式從農民手中流轉過來的。
  國家林業局農村林業改革發展司司長張蕾坦言:“改革充滿利益的博弈,有錢人盯上林地的大有人在,一些地方‘以賣代改’、‘以股代改’,出現資本‘炒山’、‘圈林’行為,尤其是‘三過’問題比較嚴重,助推了‘失林農民’的增多。”
  《經濟參考報》記者了解到,“三過”是指林地流轉“面積過大、價格過低和時間過長”,是企業“圈林”風的一個顯著特征,也是當前林改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
  湖北谷城縣經濟開發區流轉了6個村1300畝林地給武漢凱迪公司,“三過”問題明顯。據劉家溝村五組劉春江等村民反映,這些林地租金為70年,前5年每年租金22.5元/畝,5年后每5年租金遞增5%。
  縣繡綠造林公司經理陳必華說,武漢凱迪公司在當地的林地租價按照不同等級,分別為每年8元/畝、12元/畝、14元/畝,其中坡耕地最高價為24元/畝。目前,該縣286萬畝林地中,120萬畝被流轉,占總面積的四成。
  十堰市林業局副局長勾開敏說,該市多數地方林地流轉存在“三過”問題,流轉年限一般在30年以上,最高達70年,年均流轉金額最高不到10元/畝。其中竹山縣流轉價格最低的一處荒山,年均流轉金額僅為0.47元/畝。

  警惕林權集中潛藏改革風險

  企業低價圈林,尤其是大型林企跑馬圈林,致使各地普遍出現林權集中現象,加劇了改革風險。
  一是侵占了改革成果,將政府的減稅讓利收益最大限度地據為己有。如目前各地實施的生態公益林補償金、低產林改造補貼、林業“兩金”(育林基金和維持簡單再生產費用)減免等,大部分隨著林地流轉落入了企業的腰包。
  “中國林改第一人”、福建省林業廳原廳長黃建興說,這種讓改革成果由少數人享受不是改革設計的目標,必須通過繼續深化改革解決,具體辦法是實施真正的股份制改造,引導農民建立專業合作組織與企業對接,解決一家一戶闖市場問題。
  二是侵害了農民利益,剝奪了農民改革初始分配權和林地升值收益。張蕾說,林權流轉不規范,一些村干部暗箱操作,一夜之間就決定把林地賣了,有的村民連林權證都沒看到一眼,這實質上是剝奪了農民改革初始分配權。
  另外,林權集中導致的林地未來升值收益被剝奪現象,開始引起了一些基層干部群眾的警覺。湖北隨縣環潭鎮副鎮長雷斌說,3年前,武漢凱迪來我們這里流轉土地,結果沒有談成,原因一是價格太低;二是村民不愿一次性賣斷;三是沒有村民安置方案。
  南方林權交易所總裁諶曉輝認為,解決“三過”問題,除了出臺森林流轉條例,規范林權流轉外,最重要的一條是建立林產權交易中心,變林權流轉地下交易為公開交易,接受社會監督,遏制頻繁進出的“炒林”等投機行為;同時,林權交易中心作為價格的發現者,可以真實地體現林地的價值,讓農民享受升值收益。
  三是影響了社會公平和農村穩定。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教授賀東航認為,林權集中講究的是集約利用、效率優先,對發展林業經濟有積極影響,但不可避免地會造成林農失山失地,破壞社會公平,背離了改革初衷,甚至有可能危及農村穩定和整個林改成敗。

  鏈接一:低效林改造需防“純林化”傾向

  近年來,隨著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推行,各地發展林業經濟的熱情高漲,一項旨在加快林業建設,提高林地產出率的“低效林改造”工程在一些省市悄悄興起,受到企業青睞。然而,在經濟利益驅動下,這項以建設高效經濟林、速生林基地為主的工程在實施中,不同程度地出現種植單一樹種傾向,可能導致新一輪“純林化”,風險不容忽視。
  云南是全國四大重點林區之一,其林地面積、森林覆蓋率、活立木蓄積量等均居全國前列,但全省有7470萬畝的低效林,約占林地總面積20%。該省于2009年開始試點低效林改造工作,2010年全面啟動,計劃10年改造低效林6000萬畝。幾年來,該省采取森林撫育、采伐更新、樹種更替和林木復壯等方式,大力發展核桃、油茶、西南樺、桉樹等高效經濟林、速生林,全省參與低效林改造企業超過1000家。
  《經濟參考報》記者在云南、湖北、江西等地調查了解,低效林不同于荒山,它屬于有林地,國家林業局相關文件對此專門作了規定,目前各地基本上也是按照這一規定標準執行的。
  根據國家林業局《低效林改造技術規程》通用標準,低效林一般是指林相殘敗、功能低下、具有自然繁育能力的優良林木個體數量低于30株/hm2的林分,生長量或生物量較同類立地條件平均水平低30%以上的林分,郁閉度小于0.3的中齡以上的林分,以及遭受嚴重自然災害,受害死亡木比重占單位面積株數20%以上的林分等。
  湖北實施低效林改造的時間較早,2007年已經開始,2008年出臺了《湖北省低產林改造工程建設管理辦法》,將“低效林”改成了“低產林”。為鼓勵企業和林業大戶投身低產林改造,湖北還出臺獎勵政策,對項目建設實行“財政投入、部門配套、業主自籌”投入機制,每畝低產林按照300元標準進行改造,其中省級財政每畝投入100元。
  記者了解到,在近年來掀起的一股低效林改造熱中,企業和造林大戶是主體,尤其是一些大型林企的加入,常常使一些低效林改造工程過度追求經濟效益,忽視生態效益,實施單一種植,出現了令人擔憂的新一輪“純林化”傾向。
  湖北谷城縣是全國100個油茶發展試點縣,近年來將油茶作為低產林改造的主要樹種,大力發展油茶產業。到2012年,全縣累計新建油茶基地4.6萬畝,目前新老油茶基地總面積為11.6萬畝。
  在谷城縣石花鎮巖灣村,環水庫周邊的低丘崗地種了一大片油茶樹,樹已經掛果,進入盛產期。幾位村民正在將采摘下來的茶果,一包包往貨車上搬,準備運到外面去賣。一組村民劉金元說,這是一片1000多畝的老油茶基地,以前由于松樹和油茶混交,低產低效;后來經過改造,將松樹和其它一些灌木雜樹清理掉,經濟效益立馬提高了。
  在谷城經濟開發區劉家溝村附近新建的1300多畝油茶基地上,記者看到,這里漫山遍野除了栽種不久的茶樹苗,空蕩蕩的,一棵雜樹也沒有,地上全是裸露的泥土。村主任劉興久說,以前這是一片桃園,桃樹老化,效益低下,武漢凱迪公司來后,將這塊林地流轉過去種油茶,被列入了林業部門低產林改造項目,每畝林地還享受了200元的財政補貼。
  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核桃是當地重點發展的經濟林,也是低效林改造的主要樹種。到2011年底,全州完成核桃種植916萬畝,產值48億元,農民人均核桃純收入1570元,占總收入的40%。在該自治州祥云縣米甸鎮小里坡村懷寶經貿有限公司一處新建的核桃基地,記者看到,這里的核桃已經掛果,進入了收獲期,但同樣的情形是,從山上到山下,除了核桃和套種的苞谷,沒有看到其他樹種。
  除了高效經濟林樹種,在楊樹、松樹、桉樹等速生用材林樹種的規模化種植上,純林化表現更為明顯,動輒上萬畝。如在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速生樹種日本落葉松引進較早,是近年來低產林改造發展的主要樹種。而記者在采訪中發現,云南的桉樹、江西的楊樹、湖北的濕地松等速生樹種的大規模種植,引起了專家的重點關注。江西省林業科學院院長黃小春說,過去,我們追求森林覆蓋率,大面積飛播造林,形成了“南演杉家浜,北唱楊家將”的人工純林一統天下格局。現在,為了建商品性木材基地,大面積經營經濟林,種植單一品種,雖然經濟效益好,但不利于森林生物多樣性。
  有關專家提醒,考慮到林產品的特殊屬性,林業經營應遵循生態優先原則,兼顧經濟和社會效益,嚴防“低產林改造”人為帶來的新一輪“純林化”危害。
  一是防止產生自然災害。2008年的雪災,給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海拔1300米的富爾山林場帶來一場滅頂之災,上萬畝林木被大面積壓斷、劈裂、倒伏,一個重要原因是部分林地全部種植日本落葉松,純林化嚴重,抗御自然災害能力弱。
  二是防止出現火災和病蟲害。湖北省林業科學院研究員湯景明博士認為,純林化導致林地林分單一,相互缺少生態屏障阻斷,極易導致火災和病蟲害大面積發生,經濟和生態風險高。
  三是防止破壞生物多樣性。專家認為,樹種結構單一,缺乏多層次,生物多樣性大規模減少,常常造成森林生態系統失衡,自控和修復能力減弱。“把森林培育起來,遠看青山在,近看無木材。”黃小春說,“森林必須上有喬木,中有小喬木,下有灌木,地上才有動物在里面藏身。”
  常綠闊葉林是我國南方亞熱帶的地帶性植被,對水土保持、水源涵養和保護生物多樣性具有特殊意義,卻長期被稱為低價的“雜木林”。“林地經營必須要保留本土樹種,特別要保留闊葉樹種。將林地其他樹種全部砍光,只留下經濟效益較強的單一樹種,特別是竹林的經營,極易出現大面積純林化現象,這肯定不利于生態保護。”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教授賀東航說。
  專家建議,防止“純林化”必須堅持科學植樹造林:一是嚴格林地樹種選擇,盡量多種鄉土樹種,以鄉土樹種為主,外來樹種為輔,即使種植同一樹種,也要豐富品系,增加多樣性;二是講究科學種植,針、闊葉搭配,喬、灌、草混交,堅持“適地適樹”;三是提高林木蓄積量,植樹造林不僅要提高森林覆蓋率,更要提高森林質量,發揮林地綜合效益。

  鏈接二:私營“林主”:林地很搶手 不想錯過機會

  “現在林地很搶手,流轉越來越難,尤其是一次性買斷更難,我不想錯過機會。”已從投資林業嘗到甜頭的江西省遂川縣五斗江鄉村民李鈞高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說。
  48歲的李鈞高已做了10多年木材生意,林改后,他從其他村民手里流轉了1000多畝的林地經營權,生意越做越大,木材銷到了外省浙江、安徽等地。2012年9月,因為想要新流轉一塊350畝的林地,短時間里資金周轉不開。“我就用80畝林木做抵押,貸了8萬塊錢,買下了這塊地。”
  位于南方集體林區的江西遂川縣,2004年9月開始進行林改試點,由于全面落實了“明晰產權、減輕稅費、放活經營、規范流轉”政策,林業市場全面放開,極大地激發了廣大林農及林業經營者的投資熱情,近年來涌現了不少象李鈞高這樣的新私營“林主”。
  記者調查了解,不同于此前承包林地的經營大戶,以工商業主和個體經營戶為對象的新私營“林主”,其典型特征是除了林地經營權,還擁有林木林地產權(所有權或使用權),產權可以流轉和交易,是真正意義上的物權,這大大超越農村耕地家庭承包責任制改革,實現了我國農村革命的一次突破。
  民營林場是近年來新私營“林主”資本入林的一種活躍的林業經營組織。據遂川縣林業局副局長羅竟林介紹,近8年來,該縣每年林地流轉規模在兩三萬畝,共實現林權過戶18萬畝,交易金額4億多元,平均每天都有一起林權過戶,涌現了聯戶林場、民營林場、林業經營合作社等一批新的民營性質的林業經營組織。
  浙江安吉客商方欣洪2003年來到遂川縣興辦毛竹加工廠,2004年遂川啟動林改試點后,他迅速籌資162萬元,租賃毛竹林5300多畝,組建成立“長青毛竹開發林場”,至今林場規模已擴大到1萬多畝。目前,該縣僅專門經營毛竹的民營林場就達10余家。
  在東北林區,民營林場發展也十分迅速。在吉林通化市,記者發現,這里的“私有林場”主要是指私人擁有林木所有權和林地使用權,以區別于此前承包林地經營性質的“私營林場”,以及封建社會私有制基礎上的“私人林場”。
  通化市林業局產業辦肖祝光科長說:“私有林場能夠享受到國有林場同樣待遇,采伐指標單列,在造林、采伐、管護等方面管理更加規范。有些造林大戶本身就是私有林場,不再以砍伐為主,而是通過私有林場,發展中草藥種植等林下經濟。”
  記者了解到,民營資本的進入,盤活了林地資產,使昔日的“窮山惡水”變成了金山銀山,林地迅速升值,林業蓬勃發展,不少地方出現了企業得利、農民增收、地方發展的多贏局面。
  在湖北谷城縣五山鎮鄧家坪村,記者參觀了該村近年來依托林地發展起來的食用菌基地,現場有幾位村民正在篩選鮮菇。“這是一批準備銷往青島的鮮菇。”村支書張建榮說,“目前全村一年要發展200多萬袋這樣的食用菌,年產值1200多萬元,村民人均年收入由林改前的不到2000元,增長到現在的5700元,找到了一條既增加農民收入,又保護生態,適合山區發展致富的路子。”
  由于父親長期患病,家庭負擔重,一組村民劉再春是村里有名的困難戶。他說,“以前,家庭年收入只有幾千元,林改后,分了140多畝山場,通過做食用菌,現在家庭年收入達兩三萬元,不僅日子好過了,還蓋上了小洋樓。”
  云南省通海縣林地面積少,人均只有2畝多,2007年林改后,商品林地八成以上分山到戶。這里的林地大多種植云南松,林下盛產野生菌,收入不菲,相對于林木,村民更看重林下,不愿意砍樹。
  四街鎮四寨村二組村民普傳林說:“以前林地沒有分山到戶,林子不是自己的,不好管,林下菌也不好采;林改分給我20畝地后,我種了1000多棵云南松和旱冬瓜,樹長好了,野生菌就多了,光這一年可以收入四五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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