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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大報告提出“把推動發展的立足點轉到提高質量和效益上來”。對此，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白重恩認為，依靠提高投資率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已無法持續，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在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而關鍵在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和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主要途徑包括拓寬居民投資渠道，增加企業分紅，用國企分紅補充養老保險。
　　《經濟參考報》：您認為，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是什么？
　　白重恩：我認為十八大報告提出這個戰略抉擇非常必要。經濟增長動力是什么？增加要素投入還是改善效率對經濟發展意義完全不同。
　　我們來觀察一下以前經濟增長的動力。經濟增長可分解成幾個不同來源，包括人力資本的增長，資本產出比的增加，還有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也就是勞動力、資本和效率。
　　我們把時間分成兩段，2007年之前和2008年至今。通過數據分析會發現，2007年以前，中國經濟以年均9.8%的速度增長，其中2.7%的增長來自于人力資源增長帶來的貢獻。在這段時間，我們享受了人口紅利帶來的好處，同時教育投入也有巨大改善。
　　正常情況下，資本產出比應該維持在穩定的狀態，每一元GDP所需要的資本應該保持在相對穩定的狀態，2007年之前的情況基本如此，每年以0.2%的速度增加。
　　在這段時間，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來源在于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年均增速達3.8%。效率的增長帶動了投資等各種因素的增加，中國經濟增長基本上來自人力資源的改善和效率的提高。
　　2008年之后，情況發生了變化。首先，隨著人口紅利逐漸消失，人力資源的增速逐漸減緩。資本產出比以每年5%的速度增加，而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卻出現大幅度下降，為每年2.2%。可以認為，在這段時間，經濟增長很大一部分來自資本產出比的增加。
　　過去30多年，相當長的時間經濟增長比較健康，但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最近幾年的增長有些問題，更加依賴投資拉動，效率改善大大減速。
　　對比1979年至今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化，波動很大。1981年以后出現過三次低谷：第一次是1989年、1990年，第二次是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的1998年、1999年，還有一次就是2008年到現在，平均是2%左右。
　　看不同時期、不同的來源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可以發現，1995年之前，資本的增長沒有趕上GDP的增長，資本產出比是負增長，也就是說那段時間除了1989年和1990年以外，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非常大。1995年以后，資本產出比變為正增長。2008年以后，全要素生產率增長變慢，經濟結構調整速度也放緩了。
　　提高投資率并不能帶來經濟持續穩定增長。今年提高一個百分點的投資率，可能GDP增速會增加，但如果明年不繼續提高投資率，GDP的增速又會回落。基于這些考慮，我認為不宜進一步增加投資率，更重要的是改善投資效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經濟參考報》：您認為，如何才能不讓投資率進一步提高？
　　白重恩：我認為有兩點特別重要：第一，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第二，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
　　上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我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大幅下降，導致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大幅下降，從而造成經濟增長過多依賴投資拉動。因此，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對于優化經濟結構極為重要。
　　為什么收入在居民、企業和政府之間的分配比例會影響效率呢？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少，企業和政府的可支配收入比例就相應提高。如果企業可支配收入比較多，那么繼續擴大投資就主要依賴自有資金，受市場約束相對較小，提高效率的壓力就不那么大。
　　同樣，當政府的可支配收入比較多，將一部分用于投資，那么投資率就會居高不下。
　　因此，需要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加大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這樣既可以促進居民消費，還可以影響企業和政府改善投資效率。
　　《經濟參考報》：您認為，再分配過程中最主要的問題是什么？
　　白重恩：居民收入一個主要成分是勞動者報酬。影響勞動者報酬占比變化主要因素有三個：農業向非農業的轉型；國有企業的改制；市場壟斷程度的變化。
　　農業部門的減小以及相應的工業和服務業部門的增大，造成勞動者報酬占比下降。因為農業中勞動者報酬占比在85%以上，而在工業和服務業中勞動者報酬占比只有50%左右。這種趨勢是經濟發展中不可避免的，如果人為干預這個進程，對經濟的發展并沒有好處。
　　通過提高最低工資來增加勞動者報酬又會造成就業增長速度減慢。研究發現，工資增長的速度高于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一個百分點，就業就會下降一個百分點。
　　在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過程中，一定注意不要影響市場的有效運行。國有企業改革對于提高效率十分重要，不能因為這會影響勞動者報酬占比就停止或逆轉。降低壟斷程度既可提高效率，也可改善分配，增加勞動者報酬占比，但這對勞動者報酬占比的影響幅度較小。政策對要素分配的影響較小，不能在這上面做太多文章。
　　能做文章的，除了要素分配以外，更應該調整資本收入在居民、企業和政府之間的分配。一個方法是通過存款利率市場化并拓寬居民投資渠道來增加居民的財產性收入。再有就是增加企業分紅，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研究，我國上市公司平均分紅率18%左右，但國際平均27%左右。
　　再分配過程中，我覺得最主要的問題是社會保障。現在，社會保障對企業和員工的負擔非常重，五險加起來是基本工資的40%左右。社保費率居高不下也是百姓不認可社保資金存在巨額缺口、不愿延長退休年齡和推遲領取養老金的原因。
　　社保資金不夠怎么辦？如果我們降低社保繳費率，并用國企分紅補充養老保險，就可以在不影響社保待遇的情況下減輕居民負擔。這一措施可以在縮小收入差距、促進就業、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養老保險覆蓋率、改善投資效率、贏得對延長退休年齡等社保改革的社會支持等多個方面產生影響，具有一舉多得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