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士丹利前亞洲區總裁、耶魯大學研究員斯蒂芬·羅奇在接受專訪時表示，城鎮化是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重大戰略機遇。未來10-20年，世界經濟總體上將維持疲軟局面。在這一背景下，中國需要繼續進行內部經濟改革，通過發展服務業，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加快國企改革來推進經濟轉型。
城鎮化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
羅奇看好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景。他表示，中國經濟將依然維持較高的增長速度，即使放緩到6%到7%，也依然遠高于西方國家。中國“十二五”規劃質量很高，只要中國繼續解決好經濟增長數量和質量的關系問題，中國就會保持良好發展。雖然目前中國經濟增長放緩，但這是調控下的、有意的放緩。除非再次發生外部危機，中國經濟增速有望在2013年回到7.5%到8.5%。
羅奇特別提出，“有人擔心房地產市場降溫、固定資產投資占GDP比重過高，都會增加中國經濟的不穩定性，加劇‘硬著陸’風險，我認為這種擔憂言過其實，他們忽略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中國的城市化進程”。
羅奇表示，城市化是中國經濟平衡中的重要政策之一，也是中國戰略轉型中的重要一環，目前已經取得很大成績。2011年，中國城鎮人口比例首次超過50%，1980年這一比例僅為20%。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估計，到2030年，中國城鎮人口數量將再增加3億人，與當前美國總人口數量相當。
羅奇認為，城鎮化對中國經濟拉動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可創造大量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需求。城市化再輔以創造就業的措施，將極大刺激內部消費。因為在中國，城市人口的人均收入大約是農村人口的3.5倍，城市化進程將因此大幅提高全國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費者總體購買力。
二是為中國經濟提供了周期性以及結構性政策調整的空間。不管是外部需求還是內部需求減少，中國都可以在城市化相關的投資需求方面做相應調整，如果外貿盈余增多且財政赤字低于GDP的2%，就可以增大投資。在貨幣政策方面，中國人民銀行比西方國家央行擁有更多的政策空間，“彈藥”非常充足。
未來世界經濟長期疲軟將拖累中國
羅奇表示，目前歐債危機依然不見好轉，美國和日本等國家的債務也在不斷增長。未來歐美債務問題將繼續存在并危及經濟增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2012年世界貿易增幅為3.2%，遠低于1994年到2011年期間6.4%的平均增幅。接下來10年到20年內，世界經濟的疲軟狀況將很難得到改善。
在這一背景下，中國經濟勢必受到不利影響。羅奇認為，中國作為出口導向型經濟體，歐美經濟放緩必然會給中國帶來挑戰。而這種情況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就曾發生過。2009年，受金融危機影響，全球經濟大幅放緩，西方國家陷入衰退，世界貿易全年降幅創下10.5%的歷史紀錄，中國出口遭受重創，進而導致經濟增速下降，由此導致一系列經濟失衡現象，觸發“硬著陸”的擔憂。
此外，世界經濟疲軟帶來的需求減少，使得全球范圍內的貿易戰加劇。羅奇表示，“我們經常能從報紙上看到針對中國的反傾銷調查案例，貿易保護主義勢頭正在增強，這自然會沖擊中國出口，并進一步沖擊經濟增長”。
中國經濟改革可注重三方面內容
羅奇認為，外部環境的持續改變，促使中國需要從內部著手，實現結構轉型，可著重從以下三個方面入手：
一是著力發展服務業。中國服務業僅占GDP的43%，低于全球55%一60%的平均水平，仍有很大增長空間。服務業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可以吸納大量勞動力。在中國，服務業貢獻的每單位GDP比制造業和建筑業要多創造35%的就業機會。這意味著如果中國經濟越來越依靠服務業，即便經濟增速放緩到6%到7%的水平，也仍然可以創造出同樣多的就業機會。另外，服務業是資源節約和環保型產業，利于節約資源和能源、保護環境，恰恰也是中國下一階段發展所需要的。
二是擴大社會保障體系。中國居民的儲蓄水平很高，但消費意愿不強，個人消費只占中國GDP的37%左右，在當今全球主要經濟體中排名較低。居民之所以不愿消費，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缺乏安全感。只有健全社會保障體系，使民眾解除后顧之憂，民眾才會開始增加消費支出，進而推動中國經濟從依賴出口向拉動內需轉變。
三是實施新一輪國企改革。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推行的國企改革主要出于三個原因：提高效率、加強市場化和改變所有制模式。如今這三個方面的需求依然存在。“國有制不利于中國經濟轉型，尤其不利于中國向以服務業為主導的消費型經濟體轉變。這一改革宜及早啟動，2013年3月是提出新一輪國企改革的最佳時機”。
在談及中美經貿關系的未來時，羅奇認為，奧巴馬連任后中美經貿關系不會出現重大變化。除非美國失業率意外大幅上升，否則美國國內貿易保護和貿易制裁的政治壓力會趨于平緩。白宮還將繼續維持原本的立場，即嚴格執行貿易法，嚴格遵守世貿組織的爭端解決機制等。
羅奇表示，國會可能是中美經貿中的不確定因素。近年來，雖然美國國會針對中國匯率的立法最終都擱淺，但認同或支持類似法案的議員卻越來越多。“但只要中國繼續有步驟地讓人民幣升值、中國經常賬戶盈余占GDP的比例低于10%以下，中美之間的貿易關系就不會過于緊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