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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人口紅利正在逐漸減少，老齡化越來越嚴重，中國遇到了“未富先老”新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認為，原有優勢消失了，我們必須尋找新的增長源泉。這源泉主要來自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而勞動力的流動構成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主要部分。因此，他建議改革戶籍制度，使農民變成市民，改變勞動供給。
　　《經濟參考報》：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能保持連續高速增長，人口紅利功不可沒。但是，近年來人口紅利正在逐漸減小，老齡化越來越嚴重，您在多個場合談到中國遇到了“未富先老”新問題。那么，“未富先老”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將產生哪些影響？
　　蔡昉： “未富先老”是指在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尚低的情況下，就迎來了較高的老齡化程度，以致形成經濟增長減速、養老保障體系不健全和資金不足等挑戰。一般而言，勞動年齡人口增量減少伴隨高速經濟增長，會共同導致普通勞動力的短缺從而導致工資上漲，也就是常說的“劉易斯拐點”。勞動力成本提高，原先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上的比較優勢就必然會相對弱化，這意味著產業結構要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升級。就中國的國情來說，人均收入剛剛跨入中等偏上水平的發展階段，物質資本積累上尚不具有明顯的優勢，在勞動力素質和科學技術水平上與發達國家仍有著巨大差距，因而無論是在資本還是技術密集型產業上，中國都不具有比較優勢。這也就意味著“未富先老”的中國失去人口紅利之后，經濟發展可能逐漸失去原有的比較優勢，在短期內卻不能獲得新的比較優勢，從而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險。從這個角度講“未富先老”是中國經濟在“十二五”時期所面對的特殊挑戰。最大的挑戰就是人口的機會之窗過早關閉的情況下，全要素生產率無法提高，經濟的強勁增長難以保持。
　　《經濟參考報》：那么，如何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蔡昉：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式是資本加上勞動力投入。但是如果我們喪失了人口紅利，這些條件都不再具備，我們就必須尋找新的增長源泉。新的經濟增長源泉從哪來？來自于生產率的提高，特別是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迅速增長，全要素生產率表現是不錯的。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很大程度上還是得益于資源重新配置。勞動力的流動，實際上是構成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主要部分。僅僅是勞動力從農業轉移到非農產業，對1978年至1998年期間GDP增長率的貢獻份額就達到21%。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減少從而轉移速度的減慢，勞動力重新配置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逐漸淡化。今后要保持經濟持續、平穩發展應重點推行戶籍制度改革。戶籍制度改革可以保證穩定的勞動供給、提高勞動參與率。實際上它是一石三鳥，立竿見影。
　　首先戶籍制度改革使農民變成市民，這部分人就變成了穩定的勞動力，直接改變了勞動供給。其次，戶籍制度改革讓政府在制度上激勵農村人口進入城市，提高人口轉移的力度。再次，農民工變成市民后，享受各種社會保障，解除了后顧之憂，能夠像市民一樣消費、生活，這可以改善內需中的消費需求，使經濟增長更加協調、可持續。
　　目前經濟保持高增長率的主要因素是資本的投入，其實全要素生產率對這一段時間經濟增長的貢獻是下降的。所以，今后，要想保持經濟增長速度，必須在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方面下工夫。深化體制改革，提高企業管理水平，加強技術創新能力，從而提高技術效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改善人力資本積累水平，也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重要手段。
　　《經濟參考報》： “未富先老”使我國經濟賴以保持高速發展的比較優勢逐步喪失，您認為怎么做可以減輕這種沖擊，并為重建新的比較優勢做好基礎鋪墊？
　　蔡昉：目前政策選擇最重要的立足點，是如何在最大限度延長既有比較優勢、避免休克式調整的前提下，進入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產業結構升級的正確軌道。具體來說：
　　一是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向內需拉動型。一方面，在中等收入階段，由于比較優勢的變化，外需的減少是不可避免的。雖然伴隨著資源稟賦結構的變化，產業結構調整本來可以以漸進的方式進行，但是由于世界性金融危機之后，發達國家復蘇緩慢，全球經濟再平衡的調整也趨于降低主要進口國家的需求，美國“無就業復蘇”及保護主義抬頭，也將抑制中國出口的增長。因此，中國經濟面臨著過于緊迫的調整任務。既順應發展階段變化的客觀要求，也為了應對這個特殊的國際經濟變化趨勢，中國經濟只有轉向以內需，特別是最終消費需求拉動的增長模式，才可能實現再平衡，獲得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另一方面，內需與目前的生產結構和產業結構，以及資源稟賦仍然是適應的，這樣使產業結構調整不至于采取休克的方式或過于劇烈，從而可以避免出現比較優勢真空的狀態。內需擴大可以繼續利用現有產能，為產業結構調整贏得時間。
　　二是實現產業的區域轉移，形成“國內雁陣模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在東部地區逐漸喪失的同時，可以通過向中西部地區轉移，而在一定時期內得到延續。此外，中國到目前為止，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其中更多的是資源重新配置效率，而不是微觀的技術效率。如果形成這個雁陣模型，就可以繼續獲得資源重新配置效率。為此，改善中西部地區的投資環境十分重要。政策選擇中值得注意的問題是，政府應該推動這些地區的體制改革，使其依靠比較優勢保持長期可持續的經濟趕超，而不是單純加大投資和給予補貼。
　　三是充分認識中等收入階段的資源稟賦特征，避免全面的技術趕超。科技發展要兩條腿走路。一方面，固然應該在那些與發達國家差距較小的前沿技術領域，實現跨越式的趕超，特別是要利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和經濟總量龐大的市場潛力，在具有戰略意義的新興科技方面取得突破。另一方面，也要客觀、準確地認識中國所處經濟發展階段上的資源稟賦特征，充分利用中國與發達國家在科技上的差距，通過適用性技術創新以及引進、消化和吸收國外技術，繼續獲得后發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