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提出，到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這一收入倍增計劃令全國人民備受鼓舞。目前已有貴州、江蘇、甘肅等多省提出了當地的居民收入倍增計劃。
西部多省五年倍增
《陜西日報》近日報道，陜西省在認真調研、科學測算和反復修改的基礎上，制定了陜西省“三強一富一美”行動綱要。其中一富即指百姓富，實施百姓收入倍增計劃，到2016年，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1年翻一番，達到或接近全國平均水平。
“城鄉可支配收入偏低是陜西一個明顯短板。”陜西省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吳剛告訴《第一財經(微博)日報》，經過這幾年的快速發展，陜西省強省目標已經初步實現，但富民的短板一直存在，陜西從2009年以后就開始主攻這個短板。
數據顯示，去年陜西人均GDP位列全國第15位，但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卻位列全國第21位，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與陜西相似，甘肅省于11月20日審議通過《甘肅省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倍增計劃(2012~2016年)》，提出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15%以上，以實現未來5年城鄉居民收入翻番的目標。
貴州在2011年4月出臺的《貴州省城鄉居民收入倍增計劃》也提出，到2015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實際增長12%以上、達到28300元，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實際增長14%以上、達到7500元，均比2010年翻一番。
相比之下，東部的省份則比較謹慎。江蘇省雖然出臺“倍增計劃”的時間較早，但其預計完成時間卻相對較晚。2011年6月，江蘇省出臺了《關于實施居民收入倍增計劃的意見》，提出到2017年實現居民收入倍增。
“東部的基數已經很高了，要翻番難度比較大，所以他們目標定得低一點，而欠發達地區本身基數就很低，定得高也合理。”貴州省社科院城市經濟研究所所長胡曉登說。
未明確剔除物價
五年收入倍增的目標，意味著每年增速要達到15%左右。西南財經大學中國西部經濟研究中心劉成玉教授告訴本報，每年增長15%，如果是以現價是可以達到的，但如果像GDP一樣，以不變價來計算，則很難達到。
最近“28省市居民收入跑贏GDP”的消息，就是建立在GDP扣除物價因素，而居民收入未扣除物價因素的基礎上。一旦居民收入扣除物價因素，大部分省市居民收入都無法“跑贏”GDP。
例如，廣西前三季度城鎮居民實際可支配收入扣除價格因素后僅增長9.7%，低于GDP
11.2%的增速。陜西城鎮居民收入扣除價格因素后實際增長10.8%，低于12.7%的增速。
央行統計司司長盛松成日前給本報撰文指出：“十八大報告中提出的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也是指扣除價格因素后的不變價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而從各省市已制定的“收入倍增計劃”中，僅有少數地方明確剔除了物價因素。
例如江蘇省的倍增計劃要求，以2010年為基數，剔除價格因素，到2017年實現居民收入倍增，并提出要突出農民、企業職工、中低收入者和困難家庭“四個群體”增收，拓寬就業、創業、投資、社保和幫扶“五大增收渠道”，促進城鄉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者收入普遍較快增加。
多數提出五年倍增的省份則未明確是否已經剔除價格因素。記者昨日致電部分省份發改部門詢問，不過未得到正面回復。
倍增關鍵在于二次分配
對西部很多地區來說，經濟的快速增長仍主要依賴于投資的拉動。“現在國家支持西部搞基礎設施，是投資拉動，并不是內生型經濟。”國家發改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所長肖金成告訴本報。
這種模式帶來的后果是，居民收入并未與經濟總量增長保持同步，即居民收入的增速低于GDP增速，這也是西部多省國民收入五年倍增的一大難點。劉成玉認為，西部地區的產業競爭力比較弱，仍以低端產業為主，居民在收入分配中只能得到“小頭”。
“GDP的增長、國家財富的大幅度增加，跟居民實際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不能畫等號，這是最大的困難。”胡曉登說，投資拉動的模式導致以央企為代表的國企拿大頭，政府拿中頭，居民拿小頭，而東部發達地區以民營企業、中小企業為主，藏富于民，居民收入和地區經濟增長成正比。
胡曉登說，收入倍增能否實現很重要的一點在于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其中有兩大問題，一是壟斷行業，二是政府收入占國民經濟初次分配中的比例過大。
“政府的收入增長幅度大大高于經濟增速，而經濟增速又高于居民收入增速，政府怎么在二次分配中轉移出來變成居民的實際收入很關鍵。”胡曉登說。
另一方面，改變目前以投資拉動為主的經濟增長模式和以央企、國企等為主的產業結構，亦是富民的關鍵。吳剛說，陜西現在是富民強省一起抓，不僅抓住了一些大企業，和民生經濟緊密相關的中小微企業也在積極培育之中，產業結構的改善也為收入增長奠定了基礎。
胡曉登說，西部省份之所以提出五年倍增，關鍵在于，可以用這些數據指標加快地方經濟發展的緊迫性，對自己也形成了改革分配體制的硬約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