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報告提出，到２０２０年實現城鄉(xiāng)居民人均收入比２０１０年翻一番的目標。對于處在收入分配“金字塔”中低層的普通百姓而言，他們有什么期待要表達？收入“倍增”的目標又該怎樣實現？
股市不景氣、儲蓄負增長，如何實現“財產性收入”增長？
北京市民張明霞的“財產性收入”主要是炒股，她自１９９７年入市以來共投入２０余萬元，虧多贏少，但去年以來的“熊市”讓她擔心：再跌下去，本都賠完了。
過去的５年，我國經濟一直領跑世界，ＧＤＰ年均增９％以上，但上證綜指卻下跌六成。
在一項媒體調查中，６５.３９％的受訪者“財產性收入”來源為股市、基金和債券，２５.０２％的人為銀行儲蓄，除此之外，還有房屋、車輛等其他固定資產獲得的收入。
張明霞說：“股市不景氣、儲蓄負增長，‘財產性收入’增長究竟怎么增？”
居民財產性收入占比，是衡量一國富裕程度的重要指標。歐美等發(fā)達國家國民可支配收入的４０％來自財產性收入，我國城鄉(xiāng)居民財產性收入占比僅為３％左右。
十八大報告提出，要多渠道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保護合法收入，取締非法收入。
“黨的十七大和十八大報告連續(xù)兩次提及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表明了政策的連續(xù)性。”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蘇海南說，“同時也表明這一問題仍未得到很好解決。”
股市仍是目前居民獲取財產性收入的主要渠道，專家建議規(guī)范股市運作和分紅制度。
根據中國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的調查報告，２０１１年我國散戶投資者損失慘重，５０００萬股民人均虧損４．２萬元，７７．９％的個人投資者虧損；但同期２７７家首發(fā)上市的公司卻募得資金２８２５億元，比預計金額多出７００多億。
清華大學金融系主任李稻葵認為，股市成為“圈錢”樂園，根本原因是制度建設不到家，上市公司治理不完善，上市公司質量不到家，對上市公司違規(guī)行為沒有有效約束。”
為此，不但要建立健全公司上市資質的評估和監(jiān)管體系，提高入市“門檻”，打擊圈錢和內幕交易行為，還要對股市分紅加以強制約束，不能任由公司成為“一毛不拔鐵公雞”。
針對“全民炒股”，上海社科院副院長權衡認為，這也正說明了我國理財渠道的匱乏。
“讓百姓擁有更多財產性收入，并非一味支持高房價、高股價，也不是動用國家政策一味扶持資本市場。而是要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進一步發(fā)展多層次資本市場，加快金融創(chuàng)新，讓百姓獲得更多財產性收入的平臺。”權衡說。
蘇海南同時提醒，在增加財產性收入同時要防范“馬太效應”，即有錢人愈加有錢，資本加快向富裕者聚集。
他認為，一是可以通過稅收調節(jié)，在二次分配中加大對低收入者進行彌補；二是要在保護合法收入的同時，對不法獲得財產性收入的行為加以嚴格懲處；三是通過“限購”、房產稅等措施防止房地產市場大起大落，制約通過炒房獲得財產性收入的方式。
提高勞動報酬，企業(yè)“化稅為薪”＋建立完善“工資協商”
溫州梵高服飾公司是一家民營企業(yè)，員工有４００余人。去年國稅地稅共繳納１５０余萬，再加上養(yǎng)老、醫(yī)療、工上等社會保險１０萬元，約６０％的利潤繳了稅費。
“銀行融資成本高，有時還要在基礎利率上上浮３０％，讓人吃不消。”公司負責人梅忠說，企業(yè)利潤被層層“抽拔”，企業(yè)對于員工的漲薪要求力不從心。
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的占比，歸根結底取決于一線工人的數量以及薪資水平。我國中小企業(yè)吸納了全國就業(yè)的７５％以上，但一線勞動者工薪普遍較低，我國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僅占約４０％，這一數字在西方發(fā)達國家為６０％以上。
十八大報告提出，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fā)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經濟學博士許光建認為，過去我們在國民收入分配中過度向政府財政傾斜，居民收入占比偏低，制約了居民消費能力。只有在切蛋糕的時候向居民收入傾斜，推進收入分配改革才有基礎。
“平衡整個社會勞動關系，工薪增長最難的是勞動密集型企業(yè)。”蘇海南說，“為企業(yè)‘化稅為薪’減輕了企業(yè)負擔，是增加企業(yè)為員工漲薪動力最直接的措施；另外，實業(yè)繁榮了，國家財富蛋糕做大了，也是企業(yè)員工收入增加的前提。”
“營改增”這個我國目前為止最大規(guī)模的“結構性減稅”已然破冰。上海“營改增”試點情況顯示，今年前８個月全市納入試點企業(yè)１４.３萬戶，試點企業(yè)和原增值稅一般納稅人整體減輕稅負６３.５億元；９.３萬戶小規(guī)模納稅人稅負降低４０％左右。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白景明表示，在經濟增速下行、企業(yè)經營困難之時，結構性減稅有助企業(yè)，特別是小微企業(yè)渡過難關，為企業(yè)個員工“加薪”創(chuàng)造了條件和空間。
前世界銀行副行長林毅夫認為，為中小企業(yè)減負，還應當推進金融改革。
他認為，應當構建以地區(qū)性、中小企業(yè)為中心的金融體系，輸血勞動密集型實業(yè)企業(yè)，以提高工資收入。“若能堅定推進金融改革，則收入倍增的目標是可以實現的。”
專家指出，為了使減稅和加薪統(tǒng)一聯動，讓這種機制的運行方式更符合市場規(guī)律，需要一個緊跟的機制，即工資集體協商。
“提高勞動報酬、‘提低’，不能只依靠分配改革來完成，還要依靠發(fā)育市場和完善工資協商制度來實現。”中國社科院人口和勞動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張車偉說，“市場機制的發(fā)育就包括正常的工資形成機制，包括集體工資談判、集體合同簽訂、行業(yè)工資談判。”
加大“民生”支出，社保既要兼顧公平又要提高質量
“兒童白血病、終末期腎病、肺癌等２０種重大疾病醫(yī)保‘報銷’比例將進一步提高”，這是１５日從全國農村居民重大疾病醫(yī)療保障工作現場推進會傳出的消息。聽到這個消息，在北京做建材裝修業(yè)的湖南籍民工張友才很激動。
城鄉(xiāng)居民社保待遇不斷提高，但是張友才也常犯嘀咕：自己在城里屬于沒有工傷保險、沒有養(yǎng)老保險、沒有保障房住的“三沒”人員，因此總是少了那么點“安全感”。
十八大報告對社會保障建設提出了更高的目標，提出“全面建成覆蓋城鄉(xiāng)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和“整合城鄉(xiāng)居民基本養(yǎng)老保險和基本醫(yī)療保險制度”。建立市場配置和市場保障相結合的住房制度，加強保障性住房建設和管理。
近年來，我國社會保障事業(yè)長足發(fā)展，進入“普惠制”時代，但進一步提高社會保障水平，還需在提高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提高社保質量，保障房等重點領域攻堅。
權衡說：“近年來我國在教育、醫(yī)療等公共服務領域增加了很多投入，但在城鄉(xiāng)、區(qū)域公共服務均等化方面，還需要做很多努力。因為健康、教育是人力資本基礎投資，如果起點不公平，那么連獲得發(fā)展的機會也沒有，也就沒有能力獲得更高的收入、更好的生活。”
一位基層政府工作人員對記者感嘆社會保障不均衡，西部一些鄉(xiāng)村學校可能要多買一張課桌都有困難，東部一些名校卻為如何花完財政撥款而煩惱，有的甚至年年把墻刷一遍。
針對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的均等化問題，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張翼說：五大險種中，養(yǎng)老、醫(yī)療、工傷、生育等在地區(qū)間的差距跟收入形成的差距，形成了老年人生活水平的差距。盡快提高統(tǒng)籌層次，使得差距能夠有所控制，不同地區(qū)間的流動通道能打通。
在財政部財科所副所長白景明看來，財政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通過支出結構的調整來增加轉移性收入，調節(jié)二次分配。例如通過種糧補助、農機具補助等增加農民收入，通過低保、基本養(yǎng)老金等制度為城鄉(xiāng)居民“托底”。
他認為，在教育、醫(yī)療等領域，下一階段要著重解決公共服務質量的提高。“比如經過多年的醫(yī)療改革，農村合作醫(yī)療、大病醫(yī)保等問題都已，但是看病‘大醫(yī)院人滿為患、小社區(qū)門可羅雀’的現狀仍存在，如何進一步配置資源，提高社保質量，尤為重要。”
此外，據專家介紹，雖然目前各地城鎮(zhèn)職工的社保繳費沒有統(tǒng)一標準，但養(yǎng)老、醫(yī)療、工傷、生育、失業(yè)保險加上住房公積金稅費大概占個人工資收入的４０％。怎樣讓居民用更少的“投入”獲得更多的福利保障，還需要發(fā)揮財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作用。
增加土地增值收益，縮小城鄉(xiāng)收入“鴻溝”
河北某地，地方政府向農民征地的標準是每畝補償５０００元，村民王老漢認為，自己的“命根子”才換來這點錢，不公平，也不合理。
“同地不同權、同地不同價”的征地制度嚴重制約了農民獲取土地增值收益的權利。征地與賣地之間的“剪刀差”不但剪掉了農民應得的收益，而且剪斷了他們的致富路。有專家分析，在目前的征地制度下，農民僅能拿到土地分配收益的５％至１０％。
舊的征地補償標準，主要通過《土地管理法》來規(guī)范，但以“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給予補償”，和“使需要安置的農民保持原有的生活水平”為標準，并非基于土地市場價值和土地未來的使用用途來確定標準，無法使農民和村集體分享土地的增值收益。
十八大報告中提出，改革征地制度，提高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許光建說：“以往在土地征用過程中農民沒有話語權和談判能力，其利益沒有很好得到保障。要提高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需要制度創(chuàng)新和周密的制度設計，例如讓農民以土地作為要素投入入股，獲得長期穩(wěn)定的收入。”
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楊遴杰認為，要把“提高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的措施具體化，有三種可能的方式，一是征地范圍不變，提高征地補償標準；二是征地范圍不變，讓農民參與增值收益分成；三是縮小征地范圍，農民自主流轉土地。
事實上，在增加農民土地增值收益方面，部分地區(qū)已經做出了一些探索。
上海松江區(qū)新橋鎮(zhèn)人沈明沖２０１０年初拿到了新橋鎮(zhèn)經濟聯合社的《社員證》，并且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中擁有了一定份額的股份。“我現在有１５０份股份，按照每股１７元的分紅標準，去年總共拿到了２５５０元的分紅。”他十分感慨：“這個份額還能一代一代傳下去，這是對農民最大的保障。”
這是２００９年起，上海松江區(qū)開始推行的集體資產產權制度改革，把農村集體資產產權１００%全部量化給農民，讓農民成為“股民”，充分享有集體資產經營管理權和收益分配權。這不僅讓被征地農民有了長遠保障，同樣也讓沒有被征地的農民分享到土地增值的收益。
在具體征補方案思路上，中國社科院農村發(fā)展研究所專家王小映認為，一方面，應當建立征地補償標準的動態(tài)調整機制，要根據經濟發(fā)展水平，當地人均收入增長幅度等情況，對征地補償標準進行調整；另一方面，要補償安置方式也將被拓寬，改變此前一次性貨幣安置為主的模式，而通過采取就業(yè)、培訓、留地、入股、納入城市社會保障體系等多種安置方式，土地增值收益向被征地農民傾斜。
“讓農民分享土地增值的好處，分享城市化的好處。改革現有征地制度，也有利于扭轉地方政府過于依賴‘土地財政’的發(fā)展思維慣性。”王小映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