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召開之際，“戰略機遇期”這一關鍵詞頻頻見諸媒體，中國未來5年乃至更長時間的機遇與挑戰，成為社會各界熱議的焦點之一。
十年前的十六大報告中提出，二十一世紀頭二十年，對我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十年來，中國抓住發展機遇實現了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與此同時，世界形勢也在發生深刻變化，外有國際形勢不明朗因素增加和經濟減速，內有經濟增速放緩和結構性矛盾依然存在的壓力，中國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
在新風險、新矛盾不斷產生的背景下，如何抓住稍縱即逝的戰略機遇？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的專家學者普遍認為，由于全球新一輪工業革命、中國工業化和城鎮化繼續推進等因素，中國的經濟仍然處在較好時期并具有較大發展空間；而全面深化改革，通過改革為中國經濟注入新的活力，將是抓住和用好戰略機遇期的關鍵。
國際環境危中有機
近年來，國際形勢風云變幻，世界經濟政治格局發生了深刻變化：美國經濟復蘇乏力，歐洲深陷債務危機，新興經濟體增長明顯放緩，一些地區經歷著嚴重的政治和社會動蕩。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陳劍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說，21世紀的頭20年，雖然國際形勢錯綜復雜，影響和平與發展的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多，但世界多極化繼續演進，世界經濟繼續保持增長，和平與發展依然是時代主題，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面臨著新的機遇。
從全球經濟格局來看，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王晉斌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國際金融危機后，當前和未來全球經濟面臨著再平衡增長的大格局：發達國家和地區面臨財政再平衡或外部再平衡雙重平衡約束增長的格局；中國面臨外部平衡和內部結構性平衡雙重約束增長的格局。
聯合國貿發會議經濟事務官員梁國勇對記者表示，金融危機后的世界經濟形勢決定了，借助發達國家市場實現經濟高速增長的空間明顯縮小，生產能力從發達國家向新興市場大規模轉移的趨勢大大減弱。對于經濟增長高度依賴出口和投資的中國而言，這方面的負面影響尤其明顯。
盡管中國在國際上面臨重重挑戰，但機遇也在醞釀。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世界各國都在尋求超越危機的科技驅動力，新一輪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風起云涌，一個聲音逐漸響亮——“世界正處在科技和產業革命的前夜”。建立在互聯網和新材料、新能源相結合基礎上的第三次工業革命正在到來，“制造業數字化”將使全球技術要素和市場要素配置方式發生革命性變化。
陳劍認為，科技發展浪潮將給中國帶來重要的戰略機遇，一是通過加強對新技術的研發，有可能在全球范圍的某個領域或某個方面占有一席之地，從而推動我國新興產業的發展；二是在世界范圍的產業結構調整中，發達國家在發展新興產業的同時，將收縮部分傳統產業或將其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中國可以通過擴展這些產業或以引進外資的方式加快經濟發展。
陳劍說，依照當前新技術革命蓬勃展開的情況，21世紀的前25年，會出現一個世界經濟較快增長的長周期，這將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有利時機。中國現代化的“后發優勢”顯著，為實現跨越提供了可能。
國內發展潛力仍然較大
今年中國經濟增速有所放緩，國際上再次出現一些“唱空中國”的聲音。不過，記者采訪到的經濟界人士認為，在城鎮化、產業升級、技術創新等因素的推動下，中國經濟仍具有較大的增長空間。
陳劍認為，從國內環境來看，之所以說是重要戰略機遇期，是因為中國仍然處在城鎮化、市場化、工業化和全球化迅速發展階段，還具有很大的發展潛力。
以工業化為例，陳劍說，2011年中國三次產業結構占比分別為10.1%、46.8%和43.1%，說明中國面臨向工業化后期和信息社會轉變的雙重任務。中國的工業化還處在中期，服務業發展與世界水平相比還處于較低水平，無論是服務業占GDP的比重，還是服務業就業人口占全部就業人口比重，都還有巨大潛力和空間。
而與工業化同步推進的城鎮化也帶來足夠的發展空間。陳劍說，中國的城鎮化目前仍處在快速推進過程中，至少還需要15至20年。據估算，城鎮化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大體能帶來7萬億元的市場需求，這對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具有重要意義。
北京大學中國國民經濟核算與經濟增長研究中心副主任蔡志洲表示，從中國經濟長期增長趨勢看，無論是需求方還是供給方，都仍然蘊藏著巨大潛力。
從需求方看，雖然中國經濟總量已經達到世界前列，但以人均水平計仍然較低，在加速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經濟發展階段，中國仍然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從供給方看，經過30多年的社會經濟發展，中國的生產力水平已經得到巨大提升，人口素質、管理水平、科學技術、裝備水平、資金規模、對外經濟合作等影響經濟發展的基本要素，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梁國勇認為，今后中國經濟增長潛力主要來自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制度紅利”的空間仍然很大，向變革要增長的潛力有待釋放；
其二，居民(勞動)收入提高和消費增強的潛力巨大，相應的以消費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的空間很大；
其三，中國企業在低成本制造和國內市場營銷方面建立了一定的優勢，若能抓住機遇與發達國家企業在科技、研發和品牌方面的優勢實現對接，跨越性地提高國際競爭力，將極大增強中國經濟發展后勁；
其四，如果說前期中國經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調動了大量低技能勞動力的話，那么這些勞動力從低技能向高技能的提升，以及從低技能崗位向高技能崗位的轉移，將轉化為巨大的生產力。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未來10年，盡管世界經濟格局調整會帶來諸多變化與挑戰，但有著以城鎮化為依托的巨大內需潛力，有著轉型與改革的巨大空間，中國仍將具有許多國家難以比擬的突出優勢，以及由此形成的重大戰略機遇。
發展與改革的關鍵期
“改革開放”是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最大動力，也是過去10年抓住戰略機遇期加速發展的重要原因。展望未來，能否繼續把握戰略機遇期，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仍然取決于推進改革的深度和廣度。從這個意義上說，發展的戰略機遇期亦是改革的戰略機遇期。
“如果說過去的30年中國從低收入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的華麗轉身是第一次轉型，那么如今正步入實現向高收入國家轉變的第二次轉型時期。”經濟學家辜勝阻認為，在第一次轉型過程中，中國依靠“人口紅利”和“土地紅利”等要素驅動，成功跨越了低收入國家的“貧困陷阱”；那么在第二次轉型中，要充分利用改革形成的“制度紅利”和創新形成的“技術紅利”，推動經濟轉型，產業升級，進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蔡志洲表示，雖然中國經濟長期增長潛力巨大，但如果不轉變傳統經濟發展方式，不及時把以粗放擴張為主的經濟增長轉變為以技術進步推動的經濟增長，不及時調整經濟結構改善總量失衡和結構失衡，中國經濟增長很可能陷入徘徊。
遲福林認為，中國未來10年要把握歷史機遇，需要在轉型上取得共識，更需要在改革上取得共識，包括堅持消費主導，把推進人口城鎮化、釋放13億人的消費需求作為最大的經濟結構調整；堅持民富優先，使城鎮化真正承載起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重要功能，形成以中等收入群體為主的社會結構；加快政府轉型，以公共服務為中心轉變政府職能等。
梁國勇認為，在宏觀和戰略層面，釋放“制度紅利”尤為重要，要向改革要效率、要增長。具體包括調整收入分配，提高勞動收入，完善社會保障，改善針對全民的教育和培訓等。
在市場化推進方面，陳劍認為，中國民營經濟的巨大發展潛力還沒有充分發揮，因而，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基礎，對壟斷企業的壟斷領域進行改革，真正讓民營企業平等進入，對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具有基礎性意義。